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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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窑洞不夜灯---访抗日老战士毛大风

发布日期:2016-05-14 12:38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基金会
 
抗日老战士毛大风,2014年6月23日于家中。
毛大风简历
     1916年出生,浙江平湖人。19381月考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政治系学习,同年在民大入党。 
   1939年初曾任第二战区《阵中日报》记者、编辑,黄河出版社《黄河战旗》半月刊时事编辑。
   1940年到陕北公学第58队学习,提前毕业,留校任教育处干事,延安大学成立后,任延安大学中学部语文教员。
   1942年起先后任晋绥分局宣传部宣传干事、《抗战日报》、《晋绥日报》编辑。
   1949年南下入川,历任《川西日报》《四川日报》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
   1956年起历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宣传司供稿处处长,特稿图片社副社长、《中国文学》(英文)评论组组长、《中国报道》杂志社、《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
 口述:
  
抗战老夫妻--毛大风与夫人孙鲤,于2014年6月23日
    我1938年入党,入党很早了。我在民大(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时,杜心源(曾任晋绥二地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是民大政治处主任,主持民大工作,因此在民大就秘密发展了党员。
    那时抗战初期,搞统一战线,民大毕业后就在阎锡山的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做党的地下工作。不久调到地下党掌握的黄河出版社工作,在《黄河战旗》半月刊时事栏目当编辑。
    晋西事变后的1940年初,我离开黄河出版社到了延安。那个时候我们青年人都想到延安去,去延安是一个风潮,我去延安很光彩嘛。在延安的陕北公学第58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育处干事。后延安大学成立,调延安大学中学部任语文教员。
    因为干部名册上我是晋绥干部,就把我派回到晋绥,这样子我在延安待了两年,没有办法就回到晋绥。我不愿离开延安。
    1942年时晋绥分局宣传部的部长是龚逢春,区党委人不多,干部很少的,那时候精兵简政嘛。宣传部除龚逢春部长外就我一个干部。在宣传部做宣传工作,具体做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从宣传部调《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前身),就一直在那里工作,时间蛮长的,再也没有调动过工作了。
    在报社我是搞国内外时事报道的编辑,主要是收听国内外的广播。那是没有收音机,是接收电报。编辑部有收发报机(电台),延安发的电报我们就能收到。延安每天要发报,我们就收,收到国内外时事,再把它编辑好,放到我们晋绥日报上。
   报社有专人负责收电报,是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收了电报后,他翻译成文字以后交给我们编辑部。我们编辑部就拿着这个电文再编写报道。
   日本人扫荡的时候我们就把机器运到西边渡过黄河,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他也捞不到什么就走了。日本人走了我们就回来再接着干,每一次扫荡大概都是这样子。扫荡时报纸就不能出了,报纸藏起来了,一部分印报纸的机器要藏起来,《抗战日报》那是日刊,每天都要出报。
   我在《抗战日报》时,廖井丹是社长(解放后曾任成都市市委书记),他一直是晋绥日报的负责人。常芝青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是杨效农,我的顶头上司。我们下面有几个编辑,阮迪民、我都是编辑。
    我主要在编辑部工作,就在家里呆着,不出去采访,偶尔出去采访过那么一、两次,去的是边远地区、敌占区(云中?)。我们报社在根据地中心兴县。
    报纸一二版为地方新闻,三版国内外新闻,第四版是文艺。专门管文艺的编辑叫张进秋(音),后来他南下到四川文联了。一二版的编辑是   那时没有电,就只有油灯,油灯是我们的宝贝。搞报纸就是晚上工作,要工作到半夜,一点钟就把稿子就发完了,发完稿子以后编辑部的工作就完成了,就可以睡觉。那么下面就是排字、排版,排好了就印刷,印刷厂是报社的。
    报社纸张很紧张,一部分自己造,自己造也很困难,我们自己制造的纸比较粗糙,数量也不够。那么要到敌占区去买纸才能够用,是用地下办法偷偷地去敌占区运回来,实际上是钻了敌人的空子。到敌占区买纸,是由经理部负责,经理部的经理叫水江,是个老同志。报纸、工作人员的生活也由经理部管。水江后来也南下到了四川。
   《晋绥日报》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起:纪希晨、常芝青、陈蝉鸣、李束为、江涛、***,二排左起:力群、胡正、***、西戎、***、苏光、***、***、高丽生、***、甘惜分、杨效农;后排左起:***、张友、黄照、鲁石、***、杨效农夫人田允中、毛大风、***。  

    那时候报社分了编辑部、印刷厂、经理部、发行部等部门,记者属于编辑部的。当时记者也没有几个,大概两三个。
    赵石宾是领导,是总编辑。他是一个山西地下党老党员,革命资历很深的,后来他去世了(1942年去世了)
    在报社时可以打网球,报馆前面有个草坪,草坪上有两个木桩子,挂了一个网,就可以打网球了,这是我们的娱乐活动。 戏很少能看,有一个剧团叫战斗剧团,贺龙领导的,能看到演的秧歌剧,也比较少,看演出机会比较少,大概春节等节日可以看演出。
    我们住在窑洞里,编辑部人少,一两个人住一个窑洞。那时经常熬夜,喝白开水,没有茶叶。我又不抽烟。熬夜到了12点后,厨房还能给一碗面条吃。有面条吃就不错了,从没有交班费。那时是供给制,给很少一点津贴。穿的衣服都是统一的灰色的军装。
   过年时才吃到蒸的白面花卷、馒头。平时白面很少,一年偶然吃上一两顿。饺子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平时吃不到的。1942年最困难时,报社还好一点,有粗粮吃,老百姓几乎都吃糠。我们也吃过糠,喝的糠汤。吃糠后大便时糠渣渣扎在肛门上,特别痛,又便秘,大便时特痛苦。那时间不长的,我们报社还比较好,是文职干部,领导很照顾的,要给小米吃,没有吃多少糠。有简单的菜,没有肉,都吃素。当时生活简单,穿的是发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思想单纯,脑子也比较简单。
   那时候报社条件很简陋,收消息都是通过收报机收电报,把电文翻译成文字,我们再来编辑,写稿子用毛笔,没有钢笔。毛笔写好了然后就到排字车间。
   发行部有专门的背包,报纸出来以后,一卷就卷好了,送报工人背上就出发了。我们在河西,过河送报纸,每天都这样的。报纸全靠人工送报,人背着报纸步行去分发。那离报社比较远的地区看报纸就要晚一两天,报纸都是免费发送到各地的宣传部门。
    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没有在报社,在地方的一个小山村工作,老百姓欢呼啊,我还记得我还写了一首诗,阵阵锣鸣声,欢呼其(音)山村。(××××),打败日本人。
    晋绥报道的土改引起了延安党中央的注意,土改先搞试点。究竟怎么土改中央心中没数,后来就先搞土改实验,晋绥土改是首开纪录,康生代表中央,到了晋绥。我没有参加土改,而是留在报社坚持出报纸。
    后来中央从延安到河北的时候经过晋绥,晋绥是交通要道,中央领导从晋绥经过。那个时候我们都见过王光美,也认识,在一起住、吃饭,一起呆了一些日子。
    毛主席经过兴县,接见晋绥日报编辑部的谈话具体情况我都不知道。我是从阎锡山的地区去的,就被认为历史有问题,让我到下乡采访,我离开了兴县。后来,发表这个谈话的时候我才知道毛主席到了我们编辑部。报社留了一些人,像阮迪民(曾任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等人就在编辑部。但我下乡采访,所以没有见到毛主席。  
    审干运动时,整风运动所有人都要审查。特别是国统区过来的干部都要被审查。基本上是本地干部审查外来干部(指国统区来的干部),我是外来干部。本地干部本地出生,很简单,知根知底,能够很快调查清楚。你是外来干部,你为什么参加革命,你的家乡是什么情况,你到根据地来是走的什么路,怎么走的....总之很麻烦要你说清楚。所以外来干部倒霉,有相当长的时间抬不起头来,有很长时间很郁闷,很生气,我老远来参加革命,搞成敌人那边去了,当时到延安很危险的,外地到延安国民党抓你的,很不容易的,冒险来革命。你现在反而要审查,审查什么嘛,很生气。因为报纸每天要出,不能停止的。每天都要工作,边工作边接受审查。每天规定一个时间开会,开完会回去工作,就是这样子。持续了一两个月吧,不是太长。又要工作又要回答问题(接受审查),这一两个月很难过的。
    审查是很麻烦的,一个小组七八个人,轮流的提问题,这七八个人七嘴八嘴有什么怀疑的,提出来。什么什么问题啦,这个事你怎么啦,你都要答复,你要一一答复他,你的答复还说服不了他,他不同意你的解释,你也没有办法。
    外面统战区的情况很复杂的,地方干部土生土长,根本不了解统一战线的工作情况。说起来文化很低,文化很低的干部审查文化高的干部,提问的时候乱提没有什么水平问题都提出来,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么审查你,很生气的。
    审查小组的人是党的领导人,组织很信任的领导人,外来干部的意思是从国统区过来的干部。所以我们很生气,我们那么老远来干革命,你们还怀疑我们,还要审查。最后甄别是要平反要做结论,给你结论是没有问题,气死人。审干时斗你,是有嘴说不清,你的解释他不听,就把你挂起来,没有办法。斗了半天,最后的结论说没有问题。
   平时我们和老百姓接触很多,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面,《晋绥日报》就在高家村,在村子里住,天天跟老百姓在一起。
   老百姓都拥护共产党,农民翻身,新政府支持农民,分土地、分粮食,地主的粮食,一缸一缸放在地窖里。有次我去看了,地主家好多粮食,农民家没有粮食。荒年是地主放高利贷,农民没有办法,不给你粮食就要饿死,到时你要还地主高利贷,地主很厉害的。
   老百姓自己种地很忙,农村里面人口也不是多,一个家里两口子有一个老人带一个小孩子,那时农村人口很简单的。我们和老百姓然相处得很好,老百姓羡慕我们,老百姓吃的比较粗,我们部队吃的好,小米饭什么的,还有馒头可吃,生活很好,老百姓挺羡慕的。
    我们那时同志、领导之间的关系很好的,没有听说过有闹矛盾的,那个时候有党组织领导,所以战斗力很强,虽然条件艰苦,但工作起来很心里很愉快,没有什么负担,除了吃饭就是工作,没有什么负担,生活比较简单。
    我自己写东西报纸上发表这个情况比较少,偶然有一两次写了四版,写的是诗,在报纸上发表了。 热爱写诗,早年写的诗都没有保存下来。我只记得在抗战胜利时,在一个小山村工作时写的那首诗。 
    1949年革命快胜利了,我们要离开兴县,经过地方的一位党员干部介绍我和老伴孙鲤认识结婚的。孙鲤最初在地方做妇女工作,是个地下党干部。后来孙鲤在兴县的一个纺织厂搞工会和妇女工作。我去看过她,孙鲤的叔叔是红军东渡时期的老党员,1935年的老的党员了,叫孙高柱(音),由他主持介绍认识的。
    要南下四川前,《晋绥日报》就停刊了。贺龙进军很快,把胡宗南打败了。从兴县到西安,我们坐的汽车。汽车很快到西安,经过秦岭,部队前面打,我们报社的人跟着部队后面走。经过的地方可以看到炮弹把路炸开了,路很不平坦,坑坑洼洼的。
    老区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没有他们革命怎么办?我们靠老区人民养活的,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的功劳很大,没有他们我们怎么工作?不然我们肚子都饿坏了,我们在根据地一天也没有挨饿,是老百姓给我们粮食吃,给我们衣服穿。
 
纪念《抗战日报》40周年
毛大风
“四十年前高家村,小小窑洞不夜灯。
土生才子当编辑,矮子队里出将军。
马兰稿上笔迹乱,排字房中闹纷纷。
手摇马达收电报,电码缺落苦追认。
忽报敌人扫荡至,快卸印机埋山根。
经济封锁层层网,油墨纸张自家生。
艰难困苦难不倒,勇敢晋绥众报人。
党报甘为党喉舌,团结军民苦斗争。
一逐日寇出国土,二灭阎匪刨穷根。
 山西历史展新页,民主江山万年春!”
  
采访结束后合影。左起:杜秀文、抗日老战士毛大风、田小明。
                                                                                                                                                                                   
                                                                                                     采访时间:2014年6月23日
                              采访地点:毛大风家中
                                采 访 人:杜秀文 田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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