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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荫冠同志和杨立圻同志谈话

发布日期:2017-04-27 15:45    来源:《牛荫冠纪念集》    作者:刘舒侠
刘舒侠
    事隔四十三年又八个月了,但每当忆及在中共乡吉特委最初担任青委和牺盟会乡宁中心区组织部长杨立圻同志传达荫冠同志的在秋林和他谈话的内容时,犹如昨日。因为在生死攸关的很多问题上,总是难以忘怀的。
    1939年十二月事变之前,新军213旅,中共乡吉地委、牺盟乡宁中心区地处阎锡山的“天子脚下”,处境十分艰难。阎为了保卫住吉县克难坡(住后改村名)所谓“山西省政府”和部分工作人员,在当地驻有很多军队。其番号有84军3个旅7个团,83军的两个团,61军的3个团。另外还有游击第九支队及山西保安司令部等约一团兵力。阎在乡吉驻扎13个团的军队,以保护他在黄河两岸渡春秋的安全。乡吉山上并无213旅的防区与驻地,因此,他们只能沿乡吉山区与平原交接处活动,由于长期与日寇战斗,这支部队却成长壮大起来。213旅在山上只保有汾城,乡宁交界的边山十余个大小村庄。与阎军相距大约三、五十里。213旅实际上是处于阎军与日寇包围之中。
    阎锡山为策划晋西事变,对县、团以上干部,分别进行“训练”,实际上是在进行“考察”和拉拢、收买工作。在晋西事变之前,经荫冠同志的教育和帮助,使213旅前往秋林受训的团以上干部得以及早归队,没有发生问题。
    1939年12月上旬,发生晋西事变五、六天后,我和岳维藩同志与213旅政治主任(旅党委书记)程国梁同志研究形势,决定行动方案。记得当时在场的有213旅58团周义中团长,旅长郝玉玺同志还在山下未归。由于213旅与中心区是友谊与工作关系,任何一方均无约束力。经负责同志共同商议拟定了两个方案,一是趁阎军大部调晋西参战的空隙,我们从容地转移;另一方案即将部队开赴汾南与212旅旅长孙定国合作。假如实行第二方案,渡过汾河到了汾南,我们就拥有6个正规团及4个县自卫队,这样,对阎也是一个压力。经商议,我们可作两手准备,看形势发展再作最后决定。不管南下东去,一切准备工作均由213旅负责。谈话结束,岳维藩同志回汾城县作战略转移准备,我返回牺盟中心区,也进行各项工作的安排。那时各县的牺盟会不是来人,就是写急件询问行动部署。在与上级失掉了关系的情况下,为了弄清形势,杨立圻同志自报奋勇,愿去虎穴探险,并立即快马加鞭,奔赴秋林。我送他上路时,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不论什么时候回忆至此,均不禁潸然泪下。
    陕西宜川县秋林镇是阎锡山第二战区“流亡政府”所在地。那时那里的政治气氛,即紧张而又混乱。当年立圻同志认识的一些同志,已被牺盟总会牛荫冠同志“派遣”到外地出差,实际上是有计划的进行了疏散。杨到秋林后,第一步行动是找到赵辉同志,并通过她见到了荫冠同志。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赵辉同志也找不到的话,情况将是如何,那是不堪设想的。
    立圻见到了荫冠同志,时间已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礼仪”上的寒喧了。马上就开门见山谈话。现在人们都说“时间”就是“金钱”,而那时应该说,“时间”就是“生命”。荫冠开头就告立圻:山西形势已经逆转了,阎锡山反共意图日趋明显,与日军勾结,并达成一定的协议。晋西事变是阎锡山对日投降妥协的准备,你们要教育大家,丢掉幻想,积极揭露阎的投降妥协阴谋;二、党在晋西南的武装力量是单薄的,大军压境你们可能被吃掉。你们要立刻把汾北干部集中到 213旅,迅速地趁晋西新旧军战斗正酣之时,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和空隙,转移到晋东南,去依靠薄一波同志。此事越快越好;三、阎锡山对孙定国是很赏识的,孙对阎也是必恭必敬的。因此,把孙争取过来站在我们一边,汾南问题就会比较理想地解决。否则,分裂之后,必然会出现混战局面。所以,争取孙是第一位的工作。立圻问:如果我们争取工作失败了怎么办?牛断然地回答:争取失败了,要不怕分裂,在战争中消灭孙依托的这一小股反动势力。总之,汾南问题比汾北问题要复杂得多,曲折的多。只要我们的同志思想一致,我想,出现一些情况,我相信你们定会根据情况,善自处理的。总之,把全力放在争取孙定国的问题上。因为孙本身存在着可能被争取过来的因素,因为他抗日还是坚决的。
    谈话结束后,赵辉又悄悄将立圻送到她早已为杨安排好的一个较为安全的住地。第二天赵辉同志又将杨送出秋林,立圻便快马加鞭地回返吉县。
    立圻同志到了吉县,立即召开了各方面主要负责同志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他到秋林,见到某一负责的同志的谈话,了解到阎锡山已开始对日实行投降妥协,“晋西事变”就是阎锡山向山西新军杀出的第一刀。因此,关于阎先前建立的一切进步性质的组织,都成了阎与日军勾结共同打击的对象。晋西战争一结束,必将回师搞我们,所以,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对于干部,哪些同志有条件隐蔽、哪些同志必须调离,请你们赶快研究决定。在三、四天内决定隐蔽的就隐蔽起来,以便减少目标。不能隐蔽的男女干部,都集中到213旅,待命出发。现在不是拼命的时候,而是保存力量,准备再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有些干部五、六天内,还通知不到,请他们转移到汾南212旅。现在时间虽短,但时间还有。大家听了之后,千万不要惊慌失措,乱了脚步。对于阎叛变抗日,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大为宣传,并要告诉群众,我们一定还要回来的。自卫队员集中不那么容易,一定要集中可靠的同志,能集中多少,就集中多少,不要勉强。我们撤离后,“精建会”那帮坏蛋,必将更加疯狂地逮捕杀害我们的干部和革命群众。所以,对“精建会”中最坏的分子,临走前要狠狠地给他们一捧。
    随后,立圻又赶到乡宁,同样召开会议,传达了秋林某负责同志的谈话,和吉县一样布置了工作。该县牺盟特派员龚士其同志系安徽人,不可能存在,一切工作交给了牺盟某特派员和阎棠等同志负责。龚士其调回中心区工作。
    立圻同志回到中心区,向乡吉特委宣传部长王众音同志汇报与牛谈话内容及经过吉县、乡宁时的工作安排,特委听杨汇报后,决定青委书记郭达、青委宣传部长王炯等同志随晋西支队汾南大队,由大队长涂则生、政委彭子久率队到汾南工作,并成立了以王成林为首的“道西汾南民青特别小组”,以加强党对二一二旅的领导,集中力量做好争取孙定国的工作。
    在晋西事变双方打仗不明情况下,我和岳维藩与213旅程国梁等同志共同拟定了两个行动方案。听了立圻汇报后,我们又碰了个头,取消了转移汾南与212旅在汾南坚持一段游击战争的计划。因为,正如荫冠同志所讲的,213旅出路只有一条,即到晋东南依靠薄一波同志。
    那时,我党在乡吉地区还是白区工作的那一套工作方法,特委与旅党委发生关系,牺盟中心区与212旅没有党的联系,党、军队、群众团体也没举行过联席会议。旅长、政藉主任、参谋长、团长等同志和我们只能是个人友谊接触,所以情况紧急时,也都是各自为政,分别向特委请示。立圻赴汾南后,岳和我除将立圻会见荫冠的谈话与二一三旅程国梁等人传达后,决定二一三旅由襄陵渡河,由襄陵县长纪锦章同志协同二一三旅部署渡河准备。这时二一三旅已将军队集中于乡宁山鹤坡、乔汾、碾子等地,而随军转移的干部,则住在附近各个小庄。牺盟中心区与二一二旅共同协议20号前后转移。转移准备工作由程国梁同志负责,纪锦章同志协助。
    几天以后,接到立圻来信,说汾南问题解决的非常顺利。由彭子久同志代表八路军与孙谈了一夜。而他自己则以乡宁中心区“民青”(民族革命青年团,名义上为阎锡山组织,实际上均已为我掌握)派往汾南代表的名义和孙推心置腹交谈了多次。立圻也坦率地对孙定国说,如果分裂,双方力量对比,将是四比一(其中建制于13旅的59团在事变后由中条山转移来汾南),而且你能控制的那个团中,有相当多的是牺盟会同志,如果分裂,你必将处于劣势。孙的头脑十分灵活,经过三、四天考虑与衡量,孙最后下定了决心,公开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定不移地随八路军抗战到底,并主动交出电台,要求党为他调配警卫人员。一切人员的配备,听从党的安排。至此,荫冠同志强调大力争取孙定国同志的工作成功了。在谈判中,我们要求处决最坏的参谋长田雨亭、54团团长梁吉庆、55团副团长伍德明等人,而孙定国则坦率地说:他们跟我多年,我不能使其落如此下场。我们让了一步,经孙同意决定,撤职礼送出境。接着孙将分散于各县攻打日军据点的部队都集中起来,消灭了由土匪队伍改编的阻碍抗日的保安39团蔡青山部,形成了抗日反顽斗争的新局面。
    1940年2月13日,212旅及五十九团全体指战员,在稷山县丈八沟举行“拥阎抗日讨逆南路军出师大会”,并组成“拥阎抗日讨逆南路军总指挥部”,由孙定国任总指挥,张宏毅任政委,彭子久任总参谋长,杨立圻任总政治部主任。1940年2月13日,由孙定国宣布出征序列,率七千子弟兵向晋东南出发,大有项王率八千子弟渡江出师的雄威气慨。
    在晋西战火开始后,孙定国同志曾到过秋林一趟,阎锡山给了212旅20挺机枪。213旅旅长郝玉玺同志(秘密共产党员)由牛荫冠同志推荐担任旅长的。郝任旅长时,年才二十五岁左右。晋西事变后二一三旅党委为了麻痹阎锡山,决定郝也到秋林向阎锡山要枪,但一去就被软禁起来。郝玉玺是个很好的同志,谁知他打马秋林,便一去不复返了。郝未能归来,为二一三旅从容转移,形成了很大的被动。阎锡山在没有从晋西回师前,我们完全可以安全的从容转移。但是如若转移,等于置郝于死地。等待吧,必将处于极为被动局面。最后有关同志共同决定,以1940年元月1日晚,为最后等郝的期限。谁知老奸巨滑的阎锡山也就在部署进攻二一三旅的同时,放郝玉玺返防。当他中午在乡宁吃饭毕,上马时,被阎锡山早已安排好的士兵击毙身亡。1940年1月1日拂晓,阎军以10个团的兵力包围了213旅两个团和汾城、襄陵两县的自卫队。2000多人马与敌军10个团激战了一整天,黄昏时按计划转移。但是保卫中心碾子山头一个连被敌军重重包围,未能撤出。大军按计划转移,本应当夜到达襄陵汾东塔尔山下,但拂晓时,才到襄陵县刘庄汾河渡口。我军于2日封锁了附近全部村庄。但黄昏时,日寇由据点奔袭而来,我军边打边渡河,在临汾襄陵交界处,又中了日军埋伏。两个团通过了,继续向沁源前进。而被打散的自卫队很多人又回转汾襄,也有不少掉队的人,先后到达临汾。当时特委中队也阻于临汾,我和岳维藩在临汾收拢了一批掉队的同志,临汾情况恶化后,我们终于赶到了沁源。
    我为了落实荫冠与立圻同志谈话主要内容,1987年荫冠同志到山西参加晋西北党史座谈会时,我曾在并州饭店看望了他,同时也询问了关于二一二旅有关谈话内容。他记忆力很好。他说:对于二一二旅孙定国同志,第一是争取,能争取孙继续革命,晋南就将减少很多麻烦,特别是对阎锡山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所以,争取孙是第一位的事;看来你们工作很好,终于成功了。杨立圻问过,如果争取不过来,怎么办?荫冠同志说,我讲过不怕分裂,从战争中消灭反革命力量。我说这件事已过了四十多年了,你还记得如此清楚。他说:一个人一生,经历过的大事是不会忘记的。这一订正,更加证明立圻同志的传达内容是如实的。这对总结汾南工作是极有价值的资料。
    1993年初夏,我见到赵辉同志。闲谈中又提到荫冠同志与杨立圻同志谈话一事,因为当时只有她一人在场,所以又在此共同回忆了此事。现在岳维藩、程国梁、周义中、彭之久、郝玉玺很多同志已成故人。目前除两位同志健在外,其他都逝世了。今年夏天与赵辉同志见面时,他告我,荫冠与立圻所讲的那些问题,都是张友清同志(原山西省委书记)向他传达的北方局的指示。并让他向有关同志转述。这使我更明白了荫冠同志所谈的那些问题,原来这是传达北方局指示。
    荫冠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的丰功伟绩是永垂不朽的。
 
    资料来源:《牛荫冠纪念集》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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