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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白传--第十三章让黄河见证(一)

发布日期:2016-10-14 14:40    来源:《刘少白传》    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1.疾风劲草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
    一时间,北京大学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北京大学各级干部一夜之间都成了“黑帮”,少白的儿媳兼任北大数学力学系党总支副书记遭到冲击,在校园里强制劳动改造,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196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7日,会议印发厂毛泽东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了刘少奇。此后,会议转向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还有人点名批评了安子文。8月12日,全会临时加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议程,刘少奇的中央领导排名由第二位降低为第八位。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左”倾错误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组成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凌驾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成为领导运动的最高机构。原来在中央一线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先后遭到“革命群众”的冲击与批斗,安子文则首当其冲。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仅仅一周,安子文等中央组织部领导就被押上批斗台。会后不久,安子文被关押到灵境胡同20号,失去了人身自由,多次拉出被批斗、陪斗,直至关进秦城监狱。他与竞雄和子女之间完全隔绝,音信全无。不久,竞雄也遭到看管关押,被勒令交代问题。
    作为国家交通部监察组组长的亚雄也未能幸免。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了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康生的授意下,各地都出现抓叛徒的风潮,凡是曾遭敌人逮捕、坐过敌人监狱的党员干部,都被群众组织怀疑为叛徒。亚雄三十年代初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因敌人抓不到证据而被释放。1960年,为了缅怀当年坚持狱中斗争的岁月,薄一波曾邀请刘亚雄、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等多名狱中战友在北京草岚子胡同合影留念。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这张照片竟成为被怀疑叛徒韵依据。1966年底,南开大学红卫兵拿着这张照片从天津专程追到北京揪斗亚雄,说她和高仰云都是叛徒,要她交代罪行。红卫兵野蛮粗暴的迫害使亚雄心脏病再次发作,住进医院。
    南开大学红卫兵又追到北京兴华胡同亚雄的家中查抄所谓叛徒勺证据。山西造反派也专门派人来京查抄住在亚雄家的刘少白,连少白床头上放杂物的一个小木盒,都被说成是装油印机的箱子,大声叱问:“你把油印机放哪里去了?你要它干什么,是不是印反革命传单呀?”少白仅有的7000余元存款也被银行冻结,生活面临着极大的困难。83岁的少白痛心地看着这些乱象,无能为力。他没有想到国家遭此浩劫,自己已是风烛残年,竟然也未能幸免。不久,在“文化大革命”中声名显赫的康生,为了给自己当年晋绥土改中的错误翻案,在一次讲话中竟然诬蔑根据地的开明绅士都是有问题的。康生的这篇讲话广为流传,严重地伤害了少白的声誉,使他的处境更加艰难。此时,全国政协已处于瘫痪状态,少白和组织中断了任何联系,他心中纵有干言,也无处诉说。
    1967年3月,在康生一手策划下,抗战前夕中共中央为保存革命力量,批准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中共党员履行手续出狱的历史过,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定为叛党行为。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献珍等人被定为叛徒,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了专门文件。这就是文革中骇人听闻的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大冤案。
    亚雄和陈原道1932年9月就从草岚子监狱被释放,因此亚雄和陈道并不属于所谓“61个叛徒集团”。但亚雄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这段历史在1945年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时做过正式的结论。现任中央文革顾问的康生,当年曾参加过这个问题的讨论,他是非常清楚这些情况的。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亚雄深感自己有责任向党中央说明历真相。然而,在中央已经下发了正式文件的情况下,在充斥着狂热浮躁的政治氛围中,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这将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作为一名历经党内多次斗争的老党员,亚雄心里是很清楚的。然而,那61名同志已身陷囹圄、有口难辩,其他的亲历者也所剩不多,此时此刻,自己不说,又有谁说?虽然自己也被说成是叛徒,身处险恶之中,即使挺身而出说明真相,也未必能够起到作用。但是,真理总要有人坚持,正义总要有人去伸张,邪恶的势力不可能永远张狂。
    想到这里,一直病卧在床的亚雄强撑着,给康生写了一封信,恳请康生从党的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老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事实。在当时情况下,亚雄写信给康生,对中央文件提出异议,无异于是和党中央、和文化革命唱对台戏。而且康生正是炮制“61个叛徒集团”的主谋,亚雄的信,触到了他的痛处。
    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亚雄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她的座位,恰与康生夫人曹轶欧相近。亚雄曾与曹轶欧在延安相识,本想借此机会问她写给康生那封信的情况。但曹轶欧对亚雄却故作视而不见。亚雄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许多含意,也完全明白了下一步等待她的将会是什么。她坦然地把头扭过去,对曹不再正眼相看。在天安门城楼上,这两位相识于延安的人,已经分道扬镳,形同陌路。一节刚过,北京的街道上就出现了“打倒大叛徒刘亚雄”的大幅标语。几天后,她就被几个陌生人从家里押走,关进交通部海运研究所一间阴暗的小屋子。强加在她头上的,不但有所谓“大叛徒”、“高饶联盟黑干将”,甚至还有“大叛徒安子文的大姨子”等不伦不类的罪名。此后,亚雄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不断地与薄一波、安子文、廖鲁言、孔祥桢等人被大会批斗,坐喷气式,被游街。
    这年的秋风格外凄凉,入冬后北风夹着雪花,寒冷刺骨。交通部大院里出现了一个步履蹒跚、头发零乱的老太太,她吃力地用大扫帚清扫院里的积雪、纸屑;她拖着带冰碴的拖把,缓慢地清理着走廊和楼道;她提着沉重的水桶,在寒风中一个又一个地冲刷着厕所。许多从她身边走过的人都不会想到,她就是刘亚雄。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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