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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白传--第十二章光明与曲折(一)

发布日期:2016-10-13 13:59    来源:《刘少白传》    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1.工资制改革
    1955年7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在这之前,为了实行工资制,国家党政干部评定了行政级别。
    少白作为省政协副主席,被评定为九级。
    安子文是中组部副部长,又兼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是负责组织实施干部评级工作的重要领导者。干部评级、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评级,关系到对一个干部的全面评价及个人切身利益,会产生各种矛盾与问题,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此,安子文日夜操劳、慎之又慎。
    中组部为了以身作则、树立党的组织工作的威信,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中组部的干部职务级别不能高于其他单位同资历的同志。安子文作为常务副部长,又提出:中组部领导同志爱人的职级不能高于其他单位领导同志的爱人。说是不能高于,但执行起来就往往偏低。因此,这次干部评级,安子文可以评定为四级,但他坚持给自己定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处级干部,由于她是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爱人,按照安子文提的那一条,被评定为15级,与许多其他单位同资历的干部相比,低了两级。
    不久,竞雄从中组部调到国家劳动部,她的级别偏低的问题显现出来。部里讨论干部调级问题时,有人为她感到不平,说:竟雄同志比同资历的人低两级,这次如果和大家一样普调,她还是低,所以应该考虑调两级。主持会议的部领导觉得不好办,说这次政策控制得非常严格。竞雄对于连调两级,想都没想过,又见让领导为了难,不由得当场埋怨这位同志:你怎么搞的,这么说多不合适啊。宣布调级名单的时候,部领导特意说道:竞雄同志工作一贯积极努力,勤勤恳恳,上下对她的评价很好,级别又长期偏低,这次再调一级也是应该的,但因为调两级的名额卡得很紧,只好对不起竞雄同志了。会后竟雄找到部领导说:可别这样说,组织上什么时候对不起我了?这次为我调级的事,从部领导到其他同志这么关心,我已经很满足了。
    亚雄是长春解放后第一任市委书记,当时长春为特别市,直接隶属于东北行政委员会,市领导是按省级干部配备的。但评定级别时,长春已改为省辖市,市领导级别评定的幅度就处于省级与市级之间。亚雄对自己坚持就低不就高,往上报的时候给自己报了个九级。后来她担任了国家劳动部副部长,与其他同职务同资历的领导干部相衡量,明显偏低,上级审定时,把她评定为七级。
    由于当时全国上下、党内党外充满以廉洁公正为荣的良好风气,干部评定级别的工作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但总体上顺利地完成了。在评级基础上实行的工资制,明显地提高了国家工作人员的生活水平。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令人们欢欣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展,也滋长了一些干部官僚特权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1957年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而且欢迎党外各界人士批评帮助。
    少白对整风运动十分赞成,说这几年党的作风确实有问题。他虽然常住在北京,但每天都看报收听广播。整风开始后,亚雄更是早出晚归,工作繁忙。所以少白常常与易成谈论运动的进展。
    1956年7月,易成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考取赴苏研究生在北京留苏预备部继续学习。10月易成结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少白倍感欣慰。中共八大后,社会生活日益生机勃勃,青年学生的思想尤为活跃。自幼跟着少自在老根据地成长起来的易成,对于当时党的一些不良风气看不惯。一次他跟父亲说,苏联芭蕾舞团在天桥剧场演《天鹅湖》,我们同学中就有人发牢骚买不到票,票都发给那些老干部了。这不就是特权么?少白说:光是一张票,还不能说就是特权。特权的问题,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和家属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享受特殊待遇理所当然,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
    不久,少白得到通知,说山西省政协要开会,便催着家人给他赶紧收拾准备,乘火车回了太原。
    5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整风运动中,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獗。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亚雄,看到文件后意识到整风运动的方向发生变化,想到父亲正在山西参加政协会议,像他那个脾气,不知道会说出什么话来。亚雄坐不住了,立即给在学校学习的易成打电话,让他晚上回家一趟。见了易成,一贯党性坚强的亚雄并没有提中央文件的事,只是说父亲原来就和省委领导有隔阂,说话又很直,搞不好疙瘩会越结越深,影响团结。你最好这几天回太原把他接回来。听了大姐的话,易成也有几分担心,第二天就赶到太原。
    易成见到父亲,说你这次到太原这么久大姐有点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你。少白面露喜悦,嘴上却说有甚不放心,我不是挺好么。易成说你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大姐让你就跟我回吧。少白想了想,说倒也没甚重要事情,等我看完白云轩就跟上你回。
    时任国家劳动部副部长的刘亚雄(戴眼镜者)陪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右一)参观“全国新技术工人培训展览会”(1959年10月)
    少白回到北京没多久,毛泽东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号召,全国上下掀起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运动突然转向,由动员各界人士“助党整风”,变成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知识界有人说这是阴谋,党员干部中也有人不理解。许多党员干部则表示非常敬佩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和英明部署。作为国家劳动部副部长的刘亚雄对此却什么也没说,她也不分管反右运动。那段时间,她正在为加强全国技术工人训和解决城镇劳动力就业而日夜辛劳。
    少白这时才明白了亚雄和易成为什么要急着把他接回北京,他也什么都没有说。此后,少白依然天天看报听广播,只是话少多了,再也不和易成讨论运动形势了。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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