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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白传--第六章黄河在咆哮(一)

发布日期:2016-09-12 17:06    来源:《刘少白传》    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1.华北危急
    傅作义率部进行长城抗战后,被傅称为“坐在自己头顶上”的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却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停战协定》,企望以退让换取日本人的息兵罢手,没想到日军气焰更盛。
    1933年底,日军与何应钦联手剿灭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建立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进占察哈尔、热河地区。
    1935年日本制造了华北事变、推出“华北五省自治”计划。丽蒋介石正忙于围追堵截北上抗日的红军,竟授意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了《何梅协定》,并将于学忠部调离华北,撤销北平军分会党务政训机构,解散抗日团体,禁止全国反日活动。
    1936年春,日本又在察哈尔和绥远东部地区扶植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收买土匪王英组织所谓“蒙汉西北防共自治军”和“大汉义军”。
    日本还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打通平绥线,占领山西势必成为日军下一个目标。华北局势日益恶化。
    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适时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动员全国人民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日军步步紧逼,红军渡过黄河,进行东征。蒋介石也借机派十万中央军进入山西。
    山西的形势岌岌可危,统治山西二十几年的阎锡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他看来,自己的对手有三个:蒋介石、共产党和日本人。
    阎锡山与蒋介石,是中央专制与地方割据的关系。“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实行专制独裁的蒋介石,对各地方势力抱定“必剪除而后快”,稍有机会便下手,绝不客气。阎锡山这些年拥蒋反蒋搞过几次,对蒋始终提防,丝毫不敢大意。
    阎锡山与共产党,是主义之争,形同水火,本无任何调和的余地。阎锡山坚决反共的态度也是人所共知。但此时的时局,如果一味反共,也并非上策。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把蒋介石的势力引进自己的地盘,等于引狼入室。
    阎锡山与日本人,是互相利用的关系。阎与蒋互斗时,曾几次与日本人勾结,想借此与蒋抗衡。蒋冯阎大战失利后,就是日本人用飞机将阎锡山从避难的大连送回太原。但阎锡山很清楚,日本人对自己只是暂时利用,最终还是要翻脸,而且下手比老蒋还狠。老蒋只要他的地盘,而日本人则可能要他的命。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明证。如今日本人已逼到家门口,除了抵抗别无选择。
    而要对付日本人,仅凭自己的实力是不够的。老蒋这几年搞“攘外必先安内”,一心剿共,国土步步沦陷,国人上下愤慨,这老蒋如何靠得住。若说抗日,倒是共产党最坚决。盘算来盘算去,阎锡山终于想明白,要避免被日本人吃掉,只有停止反共、并进而与共产党合作。阎锡山清楚,与共产党合作是权宜之计,但为了生存,这是唯一出路。
    在民族存亡之际,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分化,像阎锡山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出于图存自保而接受中共建立统一战线主张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已经估计到了。在陕北,中共已与张学 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签订秘密协议,停止内战,合作抗日。1936年5月,毛泽东直接致信阎锡山,信中力陈:“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济事”,恳切希望阎锡山捐弃前嫌,共同抗日。共产党的真诚态度,进一步促使阎锡山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身在绥远的刘少白,对阎锡山的变化,也有预感。
    1936年7月,傅作义找到少白,显得有些忧郁,说是接到阎锡山的命令,要把黄静斋押解到太原。黄先生此行怕是凶多吉少。少白沉吟了—会说:倒也未必。黄先生已被关了五年,阎百川真有此意,他为甚早不下手?如今共产党主张一致抗日,颇得天下人心,这个时候下手,他图个甚?傅望着少白,有些不解。少白继续说道:日本人已经打到了跟前,他光靠自己能顶得住?这边他顶不住,那边人家共产党可是一再主张联合抗日。傅问:你是说他可能联共?少白道:他不联共,还能咋?傅作义沉默片刻,点头道:如果他真走这步棋,手里有个黄先生,倒是多了一张牌。
    事情果不出少白所料,王若飞被转押太原后不久,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西党组织与阎锡山多次交涉,最终被释放。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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