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白传--第五章艰难得岁月（一）

发布日期：2016-09-09 11:52 来源：《刘少白传》作者：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

1.营救革命志士

1931年4月7日，担任河北省委秘密交通员的蒲振声，从天津火车站附近的邮局取到信件赶回省委机关的路上，被国民党密探跟踪，蒲振声因眼睛高度近视未能甩掉敌人，不幸被捕。同亚雄一起在女师学潮中走上革命道路的蒲振声，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坚强不屈。因特务发现了省委机关驻地，第二天前去开会的省委负责人徐兰芝、陈原道、刘亚雄、刘宁一、陈伯达等，被蹲守的特务抓捕。徐兰芝被捕后叛变革命，刚刚改组的河北省委又-次遭到严重破坏。

面对危局，中共中央立即重新组建河北省委，由天津迁到北平，由殷鉴主持省委工作。“刘公馆”继续作为省委联络点。

中共党组织立即把亚雄等被捕的消息通知了刘少白，希望他能利用自己在天津上层的关系设法营救。少白得知女儿女婿同时被捕，焦急万分，立即从家中取出2000块银元，当晚赶到天津。

第二天一早少白便去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打听。巡长认得来人是刚卸任的商检局局长刘少白，不敢怠慢，拿出被捕人员名单让少白查找。少白翻了几遍，竟找不到亚雄与原道的名字。冷静下来想到，亚雄与原道搞地下秘密工作，不可能用真名，便又细细查看有无自己眼熟的名字。请巡长翻开登记簿上的照片一对，果然找到亚雄，她已改名叫张玉梅。巡长合上登记簿客气地说，这批人犯的是“共案”，先生想要通融，恐怕要从上头想办法才是。少白拿出一叠钞票递过去，说小女暂在这里，还望巡长多多照应。

为了疏通上面的路数，一向节俭的少白专门在国民饭店包了房间，又买了不少名人字画、古董珍奇，用于打点各处关节。2000块大洋很快就挥洒一空，少白又从家中拿出钱。几经辗转，见到了东北军的军法处长。此人不比那位巡长，不买少白的账，一开口就要十万块。少白为官清廉，商检局长只做了一年多，又打点了一路，家底已所剩不多，到哪里去找这十万块。而这时，原道、亚雄等人的案子已由法院接手，但还尚未审理。这是进行营救的最后的机会。少白心急如焚。

刘少白营救革命志士期间所住的天津国民饭店今貌

此时，中共中央对天津被捕的同志也在大力营救。中央特科负责北方情报工作的胡鄂公带着助手杨献珍，于4月中旬从上海乘船到达天津。中央特科指示他们到达天津后，要尽快与刘少白取得联系，尽一切可能营救被捕同志出狱。

胡、杨到津，使刘少白看到了希望，心情振奋。胡鄂公早在清朝末年就发起成立了北方最大的革命组织“共和会”，参加者包括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辛亥革命中胡鄂公参加武昌起义，任鄂军水陆总指挥，后北上天津主持北方革命，被推举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民国以后参与创立共和党，1922年任北京政府教育次长。不久经李大钊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胡鄂公既是辛亥元老，又是社会名流，为人重情仗义，在京津一带人脉关系极为通达。他早就对刘少白的气节人品心存敬意，辛亥年间同为共和党同仁，民国初年又同为省议会议员，俩人之间更添了几分亲切。

营救活动极其秘密，胡、杨、刘三人分别住三个地方。杨献珍住日租界大同公寓，而胡鄂公的住处只有杨献珍知道。凡要见到胡鄂公的人，必须先由杨接待，再由杨把胡接到大同公寓见面。杨献珍还经常去国民饭店同刘少白联系，刘少白也时常到大同公寓见杨献珍。经三人商议，决定继续由刘少白出面去活动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张学铭。张学铭是张学良胞弟，知道张学良与傅作义私交甚洽，而刘少白又是傅作义旧部，在天津社会贤达中口碑甚好。所以张学铭对少白素有好感。听说事关少白的女儿女婿，虽然表面上责备少白管教不严、不该让儿女与政治案扯上关系云云，但最后还是答应帮忙。

几天后天津法院向刘少白透出口风，说如能拿出5000块银元，刘亚雄这批人便可获释。胡鄂公便立即赶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非常艰难，但仍然同意用钱赎回关押在天津的同志。7月中旬，胡鄂公带着5000块银元汇票从上海急返。但他万没有想到，抵达天津后就与刘少白再也没有联络上。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著）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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