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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传》第十一章 同林枫的真挚友情

发布日期:2015-07-17 16:49    来源:《关向应传》    作者:晋绥基金会
  关向应林枫的深厚友谊,也很令人感动。
  林枫(1906-1977)原名郑永孝,黑龙江望奎县人。1927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青年时代就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曾经长期在平津地地区从事革命活动。在白色恐怖统治下,他临危不惧,勇往直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32年和1935年,两次任中共 北平市委书记,1936年任天津市委书记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刘少奇的秘书。第二次担任北平市委书记期间,集中主要精力于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全神贯注地领导着这场同国家命运相联系的斗争,引导一二九运动深入发展。抗战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工委副书记、省委书记、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晋西南区党委书记、八路军晋西支队政治委员。他于1940年初,在“晋西事变”中从晋西南转移到晋西北,担任中共晋西区党委书记后,开始和关向应同在一个地区工作。当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各方工作,贺龙任书记,关向应任副书记。林枫非常尊重贺龙和关向应,经常向他们请示工作,共同参与决定晋西北的重要方针政策。1941年10月,关向应到延安后,1942年2月,林枫和贺龙一起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林枫在延安逗留期间,多次前去中央医院看望关向应,向他讲述晋西北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的情况,交流整风学习心得。在同关向应接触中,林枫深感从做人办事中受到他的指教和熏陶,获益匪浅。林枫说过:“关向应同志在一二〇师的威信很高,干部战士都称他‘关政委’。一提到关政委,大家肃然起敬,人人都信赖他。”
  1942年四五月间,林枫在延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将晋西区党委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同时决定由林枫负责组建工作。有关晋绥分局的人选和组织机构,是由林枫提出报告,请示中央决定的。起初,中央要林枫担任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很谦虚,说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建议请关向应作书记,他可以担任副书记,实际工作由他来做,让关向应在延安养病。中央接受了林枫的意见,决定林枫任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央书记处于5月20日发出了《关于成立晋绥分局的通知》。这年8月,林枫从延安回到晋西北,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兴县正式成立。林枫曾经谈到筹组分局的过程:“晋西区党委原来所管的工作范围,在晋西北、晋西南和大青山三个地区。一个区党委管理这么多地区,不大合理,故统一起来,正式命名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晋绥分局。中央要我任分局书记,我坚持还是关向应同志作书记,我作副的,实际工作我做,让向应同志咋延安养病。后来中央决定我代理书记。”
  关向应对林枫也深刻了解,热情支持林枫在晋绥的工作,并常来往交谈。他对林枫的夫人郭秋明也很熟悉,也常给予关怀1940年冬天,郭秋明在延安中共中央妇委工作,关向应到延安时曾去看她。郭秋明说:“我因胃肠炎和腰疼住进中央医院。窑洞内只发几斤木炭,每天只生一盆火,自然相当冷。一天上午,正是阳光射进窑洞的时候,突然医生领着关向应同志来了。关向应同志详细地问了我的病情,还提醒我:‘腰疼是不是胃肠炎的反射呢?’他走后的第二天下午,一位警卫员给我送来了一条陕甘宁边区自己出产的羊毛毯。毛毯是深绿色,无论看着 还是抚摸着,都很柔软,盖压在被子上十分温暖。”
  1941年秋天,关向应从晋绥前往延安治病,路过陕北米脂县的时候,郭秋明正在三五九旅王震旅长那里作客。她是正从延安返回晋西北的,同关向应的走向正相反。王震当时担任陕北绥德警备司令员。当他得知关向应将要经过那里时,便和郭秋明等先期来到三五九旅驻米脂县城的一个团部住下等候。关向应在米脂住了三天,有一次谈话时,郭秋明曾经问到:“关政委,你和林枫一起工作,你对他的了解怎样?”关向应毫不犹豫地回答:“林枫言行一致,他说的正是他要做的。说到做到,很难得。”又说:“他平时沉默寡言,可是内心很热忱。我的性格,青年时像彭真和王震,热情奔放,由于工作责任的关系,现在少言寡语了,倒像了林枫。我现在的性格,是他们两方面的综合。”停了一会儿,郭秋明又问:“我在1938年初,曾去延安机场欢迎王明、孟庆树回国。当时听了毛主席讲话,不懂。毛主席大意说:我们欢迎马克思主义,欢迎的是昆仑山下来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有人说,山沟里不出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关向应很平静和蔼地告诉她:“毛主席讲话批评的是王明。王明过去说苏区山沟不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史错误的。”
  郭秋明又问:“1940年,我在马列学院听了毛主席将《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思想糊涂,不知道我们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是用户抗战到底,不是拥护蒋委员长。蒋介石所代表的是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我听了很有启发,认为毛主席说得好。可是不知道‘我们的同志’是指的谁?”关向应又从容不怕地说:“指王明。抗战初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王明的错误口号,那是新王明路线。”说完了,他又叮嘱郭秋明:“你回到晋西北,这些话只对林枫说,不要对别人说,对别人说了要影响团结。”当时全党整风运动还没有开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作出,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新王明路线”都还没有清算。所以关向应回答了她请教的问题,又作了这样的叮嘱。
  郭秋明说:“当我要离开他的时候,他亲自为我画了一张从米脂出发的兵站路线图。箭头指着经过以葭县到彩林,彩林是一二〇师后勤部所在地。从彩林过黄河经巡检司再去兴县冯家庄。冯家庄是晋西区党委驻地,林枫就在那里。我到冯家庄已是半夜了,林枫边起床边告诉我:‘知道你今天到,我有电报来。我等你太久了,所以才睡下。’我意识到电报是王震同志和关政委关注我的。”
  1945年四五月间,林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林枫是前一年11月就来延安开“七大”预备会的。会后又在延安留住一点时间。这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林枫奉中央调令前去东北工作,到关向应的住处告别。关向应的病情已经十分沉重,他在病榻上嘱咐林枫:当选中央委员了,千万不能骄傲,要深刻理解中央的的政策。当时,林枫冥冥之中意识到关向应的病有危险,内心又深切盼望他好起来,能回东北工作。不料未过一年,关向应竟溘然长逝。
  关向应和林枫两人的家乡都在东北。关向应家住在南满的辽宁省金县,早已受到日寇铁蹄的践踏;林枫的家乡则在北满黑龙江省望奎县,也是久为沙俄和日寇觊觎的地方。“九一八”事变后,整个东北被日本占领,留在家乡的亲属沦为异族的努力,音讯杳然,生死未卜。亡国的惨祸,不能不反映在情感上,“九一八”的惨变,对关向应的刺激是强烈的。就像他对萧克讲的那样,从此以后情绪有了变化:“有时不知怎样,灵机一闪,故乡的乡镇便在眼前晃动。”在日本侵略者盘踞的故乡,“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在那里,河山易帜,物是人非。所以当他听了萧克背诵拜伦《哀希腊歌》里的诗句:“奴隶之国非吾士兮,碎此杯以自矢!”引起无限悲怆心情,“一声长叹,良久无语”。晚年身染重病,缠绵床褥,自然更易眷恋亡失的故土,思念蒙难受辱的亲人,引起强烈的激情。难怪当他病情日渐沉重时,曾经在病床上再三赞叹而且神往地背诵陆游的《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几天之后的一个夜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他整夜没有入睡。当他倾注了无限心血,梦寐以求的胜利终于来临的时候,他怎能睡得着觉呢!同样的,“九一八”的亡国惨祸,也使林枫无限伤痛。许多年后,他为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碑题词的时候,还以极度悲愤的心情写道:“烈士之血为反帝封建而流,烈士之名以反帝反封建而寿。众志成城,世界应为人民所有,使‘九一八’之惨祸不再见于今后。其死也光荣,其精神不朽。白山雄峙,黑水浩流,丰功伟烈,永垂宇宙。”这里头,洋溢着 他对革命烈士的崇敬缅怀,也倾诉了他对亡国惨祸的悲怆回忆,他对故乡白山黑水壮丽山河的无限眷恋。这一点上,他和关向应子啊情感上是共通的。从“九一八”起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他们都在党领导下,各自沿着不同的征途,顺应家乡父老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前列。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逝世的噩耗传到哈尔滨的时候,中共中央东北局于8月8日举行了追悼关向应等同志的公祭大会,彭真致悼词。林枫参加了公祭,并在8月9日《东北日报》上发表悼念关向应的挽词:“纪念向应同志,我们的模范”。这年11月15日,林枫的三女儿出世的时候,郭秋明问林枫:“孩子该起个什么名字哩?”林枫胸有成竹地说:“毛主席给关向应同志的题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孩子就叫耿耿,纪念关向应同志。”彭真听到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笑道:“你们是要继承这种传统精神啊!”1948年4月18日,他们惟一的儿子诞生,林枫又说:“给儿子起名炎炎吧!关向应同志曾用过‘始炎’的笔名。1947年,林枫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期间,曾派大连市第一任妇联主任马丹前去金县看望关向应的亲属。林枫说:“马丹同志和关向应同志共同生活过,虽然因为关向应同志病重,没有让马丹去延安,而共同生活过的人,怀念是深切的,别人比不了。派她去办这件事,很合适。”马丹前去金县看望回来,写信给林枫说,关向应的父亲还在世,生活很苦;有兄弟三人,关向应是长兄。林枫经李富春批了抚恤关向应亲属一笔生活费,由马丹经手转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