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贞：从童养媳到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1955年9月，毛主席为李贞将军授勋章。(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9年10月，毛主席与李贞将军亲切握手。(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将军。(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将军和甘泗淇将军夫妇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将军和甘泗淇将军夫妇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李贞将军和甘泗淇将军夫妇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国家主席李先念为李贞将军题词：忠诚的战士 杰出的女姓。(中红网红色图库)

　　1986年，李贞将军题词：发杨长征精神 促进四化建设。(中红网红色图库)

　　女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那是1955年9月27日下午的北京中南海，新中国首次授予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这些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只有一位女性，她就是李贞。端庄大方的她不仅是全军女兵的惟一代表，而且丈夫甘泗淇同时也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是千余名开国将帅中惟一一对上将丈夫少将妻的“双子星座”，也是当时惟一的“将军之家”。

　　当李贞从毛泽东主席手中接过一级解放勋章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总理亲手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并握住她的手说：“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当人们重温李贞鲜为人知的成长经历和出生入死的战斗历程，以及她的钢铁亦不失温柔的内心世界，不禁令人心潮起伏、难以忘怀。

在苦水里泡大的童养媳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威名早已传扬中外，但她那令人心酸的童年和颇为曲折的婚姻，却至今鲜为人知。跟许多历尽艰辛的革命前辈一样，女将军的感情道路也很不平坦，她曾经三次结婚，两次离婚，在血与火交融的戎马生涯中，饱尝了爱情与婚姻的酸甜苦辣……

　　1908年正月，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这是一个真正贫穷而且十分不幸的家庭：家里仅有两亩薄田，几间草房，父母亲生了 6个孩子，全是女的，而且当李贞那最小的妹妹出生才两天的时候，她们的父亲便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在那个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孤儿寡母是很难维持生计的。李贞6岁那年，母亲含着眼泪对她说：“有个姓古的人家，家里没有女孩，希望找一个养女，妈打 算让你去，你愿意吗?”李贞看到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便点头答应了。可是，她到古家后才发现，自己不是来做养女的。古家已有3个女儿，这家的大女儿对李 贞说：“嘻嘻!你还不知道哩，你是来给我弟弟做婆娘的。”李贞听后，哭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是来做童养媳的。

　　那时的童养媳，实际上是变相的丫环。从此，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便落到了李贞还十分弱小的身上。她要去打水，大盆的水端不起，倒掉了，就要挨打;她要去砍 柴，砍了不会捆，捆了又背不起，回来迟了，也要挨打;她要负责背一个比自己还大一岁的孩子，背不起把孩子摔着了，就更要挨打。在婆家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李 贞记不清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骂，不知不觉地，她熬到了十五六岁。

　　人长大了，胆子也随着大了起来。一次，倔强的李贞跟几个要好的童养媳悄悄商量，想偷偷离开婆家，到城里去做女工。李贞的这些想法，被古家人察觉了。婆婆怕 她真的要走，便决定马上让她跟儿子圆房。1924年正月，16岁的李贞与丈夫举行了旧式婚礼，正式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

　　然而，这段酝酿了整整十年的婚姻，并没有给李贞带来幸福。丈夫叫古天顺，比李贞大 4岁，是个耿直忠厚但脾气暴躁的青年。由于长期受虐待，李贞对古家人怀有一种难以化解的敌意，对丈夫也是如此，虽然表面顺从，但内心却毫无爱情可言。古天 顺对于这个从小被家里当作粗使丫环看待的妻子，也很难生出多少柔情蜜意。因此，婚后两人的感情并不怎么融洽。

　　有一次，李贞上山砍柴，碰上了倾盆大雨，待她把柴担回家时，浑身已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这时候，古家其他人从田里劳动回来，也被雨淋湿了。因为没有干 衣服换，婆婆就责骂李贞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李贞生气地回嘴说：“我也上山砍柴去了，哪里有工夫洗衣呢?”古天顺见她竟跟母亲顶嘴，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她劈头 盖脑地打来。

　　丈夫的粗暴行为，使李贞伤心透了。她对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绝望，觉得天地虽大，却没有自己的一线生机，于是，她穿着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出去准备投塘 自杀。左邻右舍连忙把她追了回来，邻家的刘婆婆含着眼泪劝她说：“旦娃子啊(注：李贞先前无名，人称“旦娃子”，参加革命后才取名“李贞”)，女人生来就 是受苦的呀!你看我，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呐，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呐……”

　　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李贞也许会像刘婆婆所说的那样，认了“女人的命”，做一个任由丈夫打骂的所谓“贤妻良母”。

　　但是，历史不是一潭死水，李贞也不是个认命的女人。新的潮流的涌动，使李贞的生活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参加革命给自己起名字

　　1926年的一天晚上，李贞的姐姐悄悄告诉她：“咱区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妇女翻身解放的时候到了，我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革命?”尽管李贞当时不可能理解这两个字的全部含意，但她能意识到“革命”就是为了让穷人不受压迫，能过好日子。

　　第二天，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参加妇女协会。接待的同志了解到她是个童养媳，当即就点头同意，并随手递上一张表问：“填什么名字呀?”

　　“旦娃子。”李贞脱口应道。18年了，她一直叫这个名字。

　　接待的同志拿着笔，望着她：“你也不姓旦啊?”

　　“再想想。”那位同志说。想着，想着，一个字突然闯进旦娃子的脑海：忠贞不渝。她听说过，忠贞就是忠诚不变，参加协会不是要求忠诚不改变吗?于是，她试探着问：“叫李贞怎么样?”

　　接待同志高兴地说：“好名字啊!”边说边在登记表上写下了：李贞。从此，李贞这个名字伴随着她走过了30多年的硝烟岁月，走进了新中国的将帅名册。

　　1926年，18岁的李贞参加了妇女协会，不久担任了乡妇女协会委员长。

被敌人包围纵身跳崖

　　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了。“马日事变”发生，白色恐怖笼罩着湖南城乡。湘鄂赣边区特委妇女部长李章被杀害后，吊在桥头暴尸。女共产党员易维五被斩下头颅，悬挂在城楼上示众。敌人四处追捕李贞。

　　当晚，李贞钻进了湘赣边界的深山密林之中。她挎着竹篮子，四处寻找隐藏的共产党员。经过多日奔波，她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员刘先行、刘正元和李汇东。四名共产 党员会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党支部，李贞任书记——这是济阳县永和区第一位地下党支部书记。李贞和党支部的同志，继续寻找上级党组织，终于和中共湖南省委 派回原籍济阳领导武装斗争的王首道接上了头。

　　革命火种又在浏阳大地上点燃。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正在筹划之中。9月11日，秋收暴动的工农队伍打进了醴陵，接着又攻进了浏阳。李贞带领党支部的同志立即 投入战斗，策应部队，打击敌人。眼见游击队的实力不如敌人，她突然心生一计。她想，浏阳鞭炮享有盛名，燃放起来好似枪声，何不借此迷惑敌人呢?于是，她找 来一个煤油桶，在桶里放起鞭炮来，那噼噼啪啪的声音，果然吓得敌人狼狈逃窜。

　　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后，白色恐怖又一次降临浏阳河两岸。浏东游击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立了。刘少龄任队长，颜启初任党代表，李贞任士兵委员长。开始， 游击队只有几个人，两条枪，其余则是鸟枪、马刀、梭镖。但他们以大围山、连云山为依托，与不断来犯的敌人巧妙周旋，坚持武装斗争。

　　游击队日益壮大，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湖南军阀何键命令周翰带领一个团，同时纠集当地的团防军、联防军，向浏阳扑来，发起了冬季“围剿”。

　　李贞带领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勇敢顽强，击溃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第二天傍晚，枪声稀疏了。队长考虑李贞怀有四个月的身孕，便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行撤离阵地。

　　李贞说：“我是共产党员，应当让地方干部和群众先撤。”

　　突围的同志刚下山，就遭到敌人的疯狂扫射，除一名游击队员和几名地方干部群众突围成功外，其余同志都壮烈牺牲。

　　天黑了下来，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临危不惧，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就搬起石头朝敌人头上砸去。从后山偷偷爬上来的敌人迂回包围过来。李贞和几名游击队员退到了祖师岩的悬崖上。

　　“抓活的!”“抓活的!”敌人的嚎叫声不绝于耳。眼看敌人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4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往下跳!”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了万丈深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李贞清醒过来。她发现自己被卡在崖边的树丛中，腹中的胎儿已经夭折了。在两名幸存的战友的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了五六十里路，终于逃出敌人的包围，回到了游击队。

　　1928年，王首道、张启龙攻打张家坊，由李贞扮装新娘，游击队员化装成迎亲队伍，打下了张家坊。李贞在游击队里是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杨梅生丢了一支枪， 按纪律应枪毙。李贞力主让杨梅生戴罪立功，杨梅生免于一死，寻了个机会夺回叁支枪。杨梅生1955年授中将衔。李贞先后担任平江、吉安县委军事部部长。

　　在斗争中，李贞认识了时任中共浏阳区委书记的张启龙。一次，李贞的母亲病重，由于家境贫寒无钱请医，生命垂危。张启龙得知这个消息后，毅然将自己的生活补 贴拿了出来，请妇联的同志转送给了李家。由于救治及时，李贞的母亲很快就转危为安。为此，李贞打心眼里感激这位领导，深深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无限温暖。

　　随着革命低潮的到来，在反动派“斩尽杀绝”的政策下，张启龙的父亲、叔父及堂弟先后惨遭杀害。1930年，他的妻女也被杀害。为了安抚失去亲人的张启龙，同时也为了报答张启龙的关爱，李贞悄悄地为张启龙送去热饭热菜，帮他洗衣服，还特意做了双布鞋放在他的枕头下。

　　渐渐地，张启龙与李贞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不知不觉中升华成了真挚的爱情。1932年经组织批准，他们喜结连理。可是不久，张启龙却被错误地打成了“改 组派”，为了不连累李贞，他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于是，这一对恩爱伴侣就这样在彼此不情愿的情况下洒泪分离了……

　　1932年，李贞担任湘赣边区红军妇女团团政委。1933年，她先后担任湘赣军区医务学校政委、安福县委副书记，并曾到瑞金党校学习。她还担任过红6军团 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她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英勇顽强，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女将。她常说：“是党给了我信心和力 量。”

与甘泗淇的第三次完美婚姻

　　1934年8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红二、六军团已经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不久就踏上了万里征途。

　　1934年11月的一天，风尘仆仆的李贞刚从外面回来，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就跟了进来。由于是老相识，李贞一边请陈琮英坐下，一边忙着倒水。谈了一会儿工作，陈琮英突然话锋一转：“妹妹，瞧你一个人怪孤单的，我给你介绍个人怎么样?”

　　“谁?”李贞好奇地问。

　　“甘主任，你认识的!”陈琮英微笑着说。

　　“他?甘泗淇?”李贞感到有些意外。

　　对于甘泗淇，李贞非但认识，还很熟悉。甘泗淇原名姜凤威，也叫姜炳坤。1903年11月21日出生于湖南宁县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从苏联莫斯科中山 大学回国任湘赣县委宣传部长，李贞当时恰好也调到湘赣省委工作，从此他们两人就相识了。甘泗淇心胸开阔，平易近人，理论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李贞对他印 象很好。但要和他谈婚论嫁，自己却从来都没想过。

　　“恐怕不行吧。”李贞低着头，一下子没了刚才谈论工作时的兴奋劲儿，“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却是个童养媳出身的人，没文化，不般配。”

　　“那有什么，我当年不也是个童养媳?再说了，他文化高，你文化低，正好可以帮你嘛!”陈琮英说得很认真，进而又透露说，“我听弼时讲，甘主任对你印象不错，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

　　听到甘泗淇对自己有如此评价，李贞感到非常欣慰，脸也不由自主地红了。

　　在陈琮英的热心撮合下，1935年元旦，在塔卧村一个白墙青瓦的礼堂里，李贞和甘泗淇举行了简朴而又热烈的婚礼。副政委关向应主持婚礼，任弼时、贺龙等到场祝贺。从此，李贞和甘泗淇开始了并肩战斗的风雨人生。

在长征中夫妇患难与共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共1.8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他们在甘孜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此时，甘泗 淇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并已怀有数月的身孕。一路上，李贞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跨过 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雪山。

　　长征途中，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俩常常把自己的骡马让给小战士骑。遇到有的小战士患病，他们总是不惜把自己也少得可怜的粮食拿出来救急，而他们则靠吃野菜和草 根充饥。两个人的宿营帐篷也几乎成了刘月生、罗洪标、颜金生等小红军的专用帐篷。等他们睡着了，李贞就给他们缝补破旧的衣服。每当看到灯光里穿针引线的妻 子，甘泗淇都会油然升起一股敬意，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心尚在她腹中的孩子。他多么希望妻子能多补充些营养，多休息一会儿。

　　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不幸的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由于草地气候恶劣，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他们又终日在遍布陷阱的泥潭沼泽跋涉，过度劳累，加之 营养不良，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了。没有充饥之粮，李贞又缺少奶水，孩子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作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 面作营养品，但这毕竟非常有限，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孩子夭折，产后虚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使李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不能喝冷水，他就把水壶揣在怀里焐热;她不能骑骡 马，他就背着她走。同志们做了副担架，才使甘泗淇从背上放下李贞来。但甘泗淇坚持自己抬担架的一头，以尽可能减少其他同志的负担。

　　看着丈夫抬着担架小心翼翼、步履维艰的样子，李贞的视线模糊了。她对甘泗淇说：“泗淇，你那么喜欢孩子，可……泗淇，我对不起你……”

　　甘泗淇知道现在是李贞最为脆弱的时候，她只有多保存一点体力，才会多一分安全走出草地的可能。他连忙制止住妻子：“小贞，你不要难过。我们还年轻，以后会有孩子的。”

　　然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有些老同志每每忆及此事，都感到惋惜。

　　长征胜利后，贺龙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说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把母爱献给烈士遗孤

　　抗日战争时期，李贞奉命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先在冀中参加斗争。后来又回抗大学习，历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李贞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役。

　　新中国建立后，李贞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1953年，任防空军政治部干部 部部长，对加强部队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李贞曾和许广平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苏联，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扩大了中 国妇女在国际上的影响。1957年，她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为军队法制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10月后，任总政治部 组织部顾问等职。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这对革命夫妻，在草地有个小生命夭折后，从此身边没有一个亲生子女，但他们却抚养了20多位烈士的遗孤，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们。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后勤部长的陈希云，在生命垂危时对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贞安慰他说：“你安心治病吧，家里的事，我们这些老战友会帮助 照顾好。”随后，她把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从上小学、中学、大学，一直管到参加工作。体弱多病的陈小妹，在李贞慈母般的关怀照顾下，健康幸福地 成长，后来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成为部队的技术骨干。

　　朱一普是苗族老红军朱早观的女儿。朱老1955年病逝后，李贞和甘泗淇就把朱一普接到家里抚养。朱一普患胃病，李贞特地定了份牛奶，对她进行“特殊照顾”，鼓励她养好身体，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这些烈士的后代相聚在李贞家，每次吃饭都要摆上二三桌。星期天和节假日，李贞还抽空带孩子们去看电影，逛公园，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其乐融融。

“一贫如洗”的将军之家

　　李贞将军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战争年代十分艰苦，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李贞穿的衬衣、外套，盖的被子等，都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双棉鞋她穿了十几年，仍不肯换新的。身上穿的大多数是60年代留下来的青布衣服，领子和袖子都是补丁叠补丁，谁也记不清染过几回了。冬天就在外面套上一件褪了色的棉布军大衣。

　　1983年春节前，总政老干部福利局张处长一行代表总政领导到李贞家拜年，张处长拿出200元钱对李贞说：“这是组织上补助的生活福利费。”李贞连连摇头 说：“这钱不能收。我们这些幸存的老同志，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已经很幸福了，请组织上不要再给特殊照顾了。”

　　李贞的工资并不高，可她的生活开支却不小，20多个烈士子女要生活，张口伸手都离不开钱。时常有些老同志来京住在她家里，钱用光了，她还掏钱给他们买车票，送给他们路费。

　　从1975年开始，李贞住在香山脚下一个很普通的破旧四合院里。住房年久失修，设备很差。卫生间里经常漏水，有时还得垫上砖头才能走进去。几户人家合用一 个锅炉烧水取暖，冬天室内温度也比较低。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去住，可她总是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

　　李贞的“办法”很原始，她把那双又笨又重的帆布羊毛大头鞋穿在脚上。身上再穿件棉大衣，膝盖上放着热水袋。“全副武装”的在屋子里看书、批阅文件、处理群众来信。1980年，李贞定为大军区副职。可是，李贞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1982年元旦，一位领导去看望李贞。一进屋，见李贞家里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凡是去过李贞家的人都对她说：“您的住房实在太差了，家具也太破旧 了，我们看到都感到很‘寒酸’，还是让管理部门给您换一换吧!”李贞微笑着说：“这哪能说是‘寒酸’，和过去对比，我觉得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1984年春天，组织上又派人劝她搬家。好说歹说，她才同意搬进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在这幢“集体宿舍”里，李贞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六个不平凡的春秋。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她在报告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今年已经78岁了，我早就有一个心愿：请 求辞去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的职务，让位于年富力强，更能胜任的同志。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情。作为党的一名老战士，应该以实际行动为后人做出好 样子，为我们党和军队干部制度的改革带个好头……”

　　1990年3月11日，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

　　人们含泪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简单到称得上“一贫如洗”——四把用了15年仍舍 不得扔掉的旧藤椅;一个用了整整40年不肯更换的行军箱;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 两根小金条。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的遗物：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另一根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 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上交组织。

　　看着李贞的遗物清单，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失声痛哭。他们说，将军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唯独没有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