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回忆林枫张学思髙崇民同志与文物保护工作

发布日期:2017-01-08 12:11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林耿耿
林耿耿
   先交代几句。我的父亲林枫190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17岁离开家乡,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27年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直至去世的五十多年中,父亲再也没回过望奎家乡。1945年党的第七届代表大会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主席对他说:你是东北人,要准备回东北工作。当年9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父亲是最初的五个东北局委员之一。父亲率干部团,由山西兴县出发,徒步30天,于10月到达沈阳,与先期到达的彭真等中共中央东北局成员汇合。从此,父亲开始了长达整整十个年头的东北地区的工作。这期间,父亲一直是东北地区政府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和最高负责人之一。他把一生中40岁至50岁的最佳工作年龄,献给了东北的解放事业和发展建设。
    最早对上面这个题目有明确的记忆,是我上初中( 1960-1963年 )的时候。一次,语文课学习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篇文章。正逢夏日傍晚,坐在家中的院子里,我反复念这篇课文。父母都在旁边看报纸。父亲突然笑着说,我们曾见过这部书的手稿。我很惊讶。这时我才听父亲讲述了蒲松龄这部书手稿,及一些历史著名字画、善本图书的出现过程。
    近十年里,我追踪父母的历史,搜集到有关内容的资料,现综合记述如下。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身为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组织部长,那时他曾参与领导了1946年4月解放长春的战斗。还兼任吉辽省委(东满分局)书记、吉辽军区(东满军区)政委,长春解放后,父亲曾兼任长春市委书记、长春市警备司令部政委等职。当时,延安方面,中央给东北局有电报,准备设都于长春。所以这一战役非常重要。长春战役开始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曾数次于吉林省当时的磐石、海龙、卡伦县、镇,召开党政军重要会议。父亲参加了这些会议并讲话,会下与各方面负责人谈话,布置任务、了解情况。
    这一年4月8日,父亲和吉辽军区(东满军区)周保中司令员到长春东郊视察部队备战情况后,在卡伦镇一所小学校(1)内,召开有各参战部队负责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为夺取长春,作战斗部署。会后,吉辽军区于4月11日制定和下达了《长春争夺战役作战计划》。
    就在这个会议上,父亲除讲军事问题外,还对在座的各路部队领导人——杨国夫刘其仁(西南纵队)、曹里怀谭辅仁(东北纵队)、贺庆积邓飞(东南纵队),讲到东北地区是满族发祥之地。清朝皇族、臣僚及在旗之人,多居于此。伪满时期溥仪及有关人员又到长春,带到关外许多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物品。这些东西很宝贵,具有政治意义、社会意义,不能小看成“金银财宝”、值多少钱的“玩意儿”。父亲还专门指示负责干部专管收集、保护这类物品,指定专门部队保卫重点单位,重点建筑,如长春的伪皇宫及其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免遭搜刮、哄抢、倒卖。
    父亲在4月8日卡伦镇的会上,明确指定王阑西同志(2)负责此项工作。同时明确命令各路部队负责人,当“王阑西那里需要军队出人、出力时,部队一定要派人去”。
    当时东北地区的土改、剿匪、反奸清算等群众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父亲也多次明确指示、叮嘱下去的工作队,注意掌握相关政策,一律不准打人;并且注意收集、保护这类物品,不能烧毁、扔掉、分掉等等。《清明上河图》、蒲松龄著作手稿( 由蒲松龄九世孙蒲文珊捐献 ),宋徽宗的《瑞鹤图》等一批文物,不仅仅是一件、两件,就是这样陆续被抢救回来的。
    1946年4月18日攻克长春后,父亲被分配住在长春市柳条路原伪满首任总理郑孝胥( 1860-1938 )的宅院里,那时郑已去世。郑孝胥跟随末代皇帝溥仪多年,是首任“伪满”总理。他本意是专营“恢复大清王朝”。日本人认为郑在溥仪身边没起“好作用”,就拿下这个首任“总理”,换上张景惠。下台后,郑孝胥就住在柳条路,1938年故去。郑孝胥喜爱书法,写的字也很有名。父亲的警卫员偶尔在这座房子的地板缝下发现有东西。撬开地板,见到一方砚台。砚台上刻有多位收藏者的留名、留言,如“持坚守白,不磷不淄”;再如文天祥题“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父亲就把这方砚台上交公家了。后来知道这是岳飞用过的“岳砚”。这方砚台现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里,大家都可以参观鉴赏。
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岳飞用过的砚台--岳砚
     4月22日,发现伪皇宫藏书楼里有大批珍贵书画。父亲派《东北日报》一版主编宋振庭带领一班战士进行接收。这些书画大多是宋元版的善本书、影印《清室录》、各朝代的古画和一些外文书籍。经过整理、包装共有100多箱。1946年5月23日,东北民主联军从长春战略撤退,时间紧迫,运输工具十分紧张。我军进驻长春一个多月,收集到的重要文物、文献、珍贵图书、清宫秘档等,准备运往当时我军后方哈尔滨和佳木斯。王阑西同志找不到运输工具,情急不已就报告父亲。是父亲下令,把这些文物迅速装上军队的一节火车车皮。后听经办此事的父亲秘书回忆说,当时是把已经装了一部分汽油的车皮卸下汽油桶,装上这些文物。因此,在7月召开的哈尔滨东北局会议上“批判”彭真、林枫时,父亲还遭到林彪的点名指责,说父亲“不运军火运古董”。父亲忍下了。还有好多事,父亲都忍下了,一声没吭,这个罪名背了一辈子。
    土改后,张克威(3)同志向我父亲上交了一些贵重东西。因战争环境复杂,为保险起见,父亲将这部分极为贵重的东西送到当时的银行金库保存。具体细节也在张克威同志传记和王修同志的回忆中有详叙。这些都是当事者亲身经历。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东北博物馆接手从哈尔滨送来的一批当年保存下来的文物,有书、有字、有画,还有物。经初步鉴定,就有《清明上河图》。据说前前后后,对博物馆接手的这些文物鉴定不止一次。不管是携带者还是保存者,当年有关此事的亲历者都是很负责任的共产党员,党性很强。他们的主述是完全真实的、靠得住的、站得住脚的,是真正的历史描述、历史记载。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仍以创建东北根据地前期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不依不饶,把父亲打倒、往死里整。当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1891-1971›,辽宁开原人,1911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张学良将军高参,参与西安事变的发起与和平解决,抗战期间,在党的领导下,担任东北救亡总会领导,曾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文革”中,他被林彪“四人帮”诬为“东北叛党集团”,长期残酷迫害,含冤而死 )、张学思( ‹1916-1970 › ,辽宁海城人,张学良先生的四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海军参谋长 )同志也因为与我父亲--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关系,竟同时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残害而死于非命。
    父亲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两位副主席高崇民、张学思同志,主政当时的东北地区( 地域大致包括现在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及部分内蒙古地区 )。他们对文物这类事都非常重视,亲力亲为。就以蒲松龄手稿为例,当时政府就批给了蒲松龄的后人蒲文珊500元钱奖金。那时的500元奖金是相当多了。蒲文珊完全没有想到政府这样对待他,深受感动,又拿出一些先祖其它书籍手稿献给国家。这件事还感动了其他人。
    1948-1954年父亲在东北工作时,住沈阳市三经街(南北向街道)15号,大门在三经街南头路东;而东北博物馆(原奉天博物馆,即东北军阀汤玉麟公馆,曾作辽宁省博物馆多年,现为辽宁省政协办公地 ) 办公楼在十纬路(东西向街道)现址为26号西头路南,与三经街形成交叉路口。所以,我家距东北博物馆很近,站在三经街15号院内,就可看到对面东北博物馆大楼的北侧及后门。这样,父亲常在繁忙之余,想休息一下,很方便就步行从家里去博物馆看看,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聊聊,有什么困难,随时给他们出主意。有时他也带我去。父亲知人善任,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派王修同志去东北博物馆主持工作,收藏了大量文物、书籍的真本、善本( 当年文物和图书是合在一起工作的 ),和博物馆、图书馆的同志们一起,在原博物馆的基础上,使东北博物馆在建国初期,成为除北京故宫博物院外的国内著名大博物馆。当时北京有关单位曾一度考虑命名东北博物馆为“国立博物馆”。关于文物工作,王修同志已有回忆文章。
   林耿耿、罗箭夫妇在辽宁省博物馆旧址(现辽宁省政协办公地)前合影。
   东北地区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文物、图书以及建筑保护工作能有骄人的成就,还应归功于当时的各级干部,专业的,也有非专业的。特别是高崇民、张学思、王阑西、张克威、刘伯涛等,还有王冶秋、徐彬如等许多同志。东北博物馆又有许多耐得住寂寞而辛勤苦干、默默耕耘的年轻人,自学成材,筑起了东北博物馆,即如今内容恢宏的辽宁省博物馆。
    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6年8月在哈尔滨成立。父亲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张学思、高崇民、分别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我父亲与这两位副主席相互合作得非常好,非常默契。他们三位人生经历截然不同,但相知甚深,都为了东北地区的解放和建设而肝脑涂地,生命的结局却又完全一样。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崇民老先生,分管文物与图书的收集保护工作。在高老的主持下,东北人民政府还在沈阳北陵办公厅大楼内,即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办公楼内,举办了一次内部展览,北陵大院里许多干部因而能一饱眼福。其中就展出了《清明上河图》、《簪花仕女图》等。至今,还有当时很普通的干部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我好好地看过那些宝贝呀!”这些都曾是封建帝王一个人独享的世界文化珍品,在人民军队的保护下,回到人民手中,成为了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文化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料。在东北工作的这个时期,高崇民同志的影响力没人能替代,其功不可没。他在这个时期成为“特别党员”。我父亲就负责东北地区这些“特别党员”的工作。父亲上面的领导是周恩来。
    这里,绝对不能不写到另一位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思同志。现在很少有人、有地方提到张学思同志,我认为是很不公平的。他的影响力也同样是独一无二。他作用独特,以他的身份在中国共产党内亦为一时无两。他是张学良兄弟姊妹中唯一的共产党员。但是,凡提到张学思同志的地方,都只是突出写到他和张学良的亲兄弟关系。人们只对他与张作霖、张学良这层家庭关系感兴趣,是一种猎奇的观点,而不晓得、也不关心他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他熟悉东北地区情况。他在东北工作的时间,1945年10月10日到达沈阳,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报到算起,到1949年2月离开沈阳,去大连筹建海军院校为止,共计三年零四个月。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后,张学思接到中共中央的调令,秘密前往东北。他到沈阳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彭真和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的父亲,曾分别与他谈话,向他说明了党急调他到东北的任务,即委派他担任辽宁省主席和保安司令,以他的张学良四弟的特殊身份开展工作,接收伪政权,成立一支地方人民武装。这些任务内容,在《彭真年谱》中都有记载。有资料显示,交代完工作后,父亲让张学思回大帅府的家看看(“九一八事变”之后,大帅府被作为关东军司令部。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进驻沈阳时,曾在那里办公。张作霖的大青楼还在,张学良住的小青楼已破烂而无法使用。约一个月后,因苏军压力,迫使东北局搬到奉天博物馆,即后来的东北博物馆办公)张学思表示不打算回家。他说:“一来,十四年前,我从家出走的时候曾经发过誓,要永远离开那个封建的大帅府;二来,党委派我以重任,很多工作需要我去做,回家看着那些旧屋旧物,徒然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怀旧情感;三来,家里人现在都不在了,我回去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更主要的是,东北是在人民手中光复的,大帅府的所有权应归人民所有,我没有资格再做它的主人。”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曾请教张学思同志的夫人谢雪萍阿姨,她明确说:是这样的。
     从1945年至1948年期间,乘战乱抢、盗者有之,大捞不义之财者更有之。由于战争频发、政权更迭,社会秩序混乱,老百姓也贫困交加,苦惨了。当时百废俱兴,社会极需安定整治。194811月,沈阳解放。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学思同志再次回到沈阳。以他了解沈阳的情况,将东北人民政府各单位办公地以及东北局、军队驻地所需用房进行了安排。就以我家为例,进城后,经东北行政委员会分配入住的三经路15,此处原是张作霖为长女张首芳所建二层楼房。“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关东军司令所用。解放战争中,为国民党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住宅。
   林耿耿在沈阳和平区三经路15号西门口留影,1948-1954年林枫同志在此居住。此大院土层楼房,是张作霖为其大女儿张首芳所盖的陪嫁。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关东军所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占领沈阳(1946-1948年)期间,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卫立煌住宅。
    据父亲当时的秘书回忆,沈阳的这种房子,无论公房私房,内部均遭到抄、抢。15号院子因最后为卫立煌居住,更不能逃过一劫。父亲住进去时,各种家具凡能搬动者已“分飞”四面八方,地毯被剪成数块,卷到各家各户,窗帘全部卸走,收音机中的电子管也难逃劫运,只要搬得动的东西,全都不翼而飞,完全无法正常生活。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是在美国艺术院校专修钢琴专业的,是当时中外出了名的钢琴演奏家,故宅内原有钢琴一架也被搬出,不知所终。在张学思同志的主持下,发放“政府通告”,说服动员市民私自拿走的物品,放归原处。分到驻地的单位都被告知,必须负责保护进驻的建筑物,一律不准私搭乱建,务使保存原样,等等。这样细致的管治后,市面好起来了。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工作下,沈阳许多建筑物被保护起来了。多处物产得到合理使用。如张学良先生在沈阳北陵创办的东北大学校园,被分配作了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办公所在地;在1954年大区撤销后,这里至今都是辽宁省政府所在的办公大院;大帅府分配给了东北图书馆,现在经修缮、复建小青楼,成为全国重点旅游景点。原张作霖、张学良家的多处房地产业,全部被人民政府使用。张学思没沾一寸“私家土地”。而有人想过张学思同志为保护沈阳的历史原貌做出的贡献吗?张学思同志调离东北行政委员会20年后,正当人生黄金阶段,才54岁,就被林彪反革命集团残害离世了。他在世时,从不放言高论,或言及个人,以至自己的家人也不了解他都做了什么工作。写到这里,我最难受的是无法尽我所能,也没见有人把张学思叔叔这方面的功绩写得更加详尽。
    不仅仅是在东北,在父亲的革命旅途中,他随时随地注意发现文物、保护文物,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尽可能地在战争或和平建设时期,注意历史文物保护。
    早在抗战时期,父亲奔走在吕梁山脉,晋西南、晋西北一带,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也依然不忘保护文物或图书。当时他身边的干部还记得,父亲来到某地时,常常指着一块碑、一件木质家具、一座房子说:“这可是好东西,这是历史。”“别毁了,别糟蹋了。”在离开这些地方时,虽然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父亲从不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当地干部好好保护这些东西。
    1954年父亲奉调来北京工作,那时他是国务院文教办主任,常听到他叮嘱秘书这件事找王冶秋、那件事找徐彬如等。
    他也常这样实地就事教育我们。比如,他去故宫参观。因为故宫一些专题馆每隔一段时间会调换展品,特别是书画馆。他为了参观时能看得仔细,专门挑选冬天去。冬天空旷的故宫中,风刮的特别厉害,室内特别冷,因而观众很少。我曾两年随他去了两次,两次都冻感冒发高烧,有一次还不得不住医院。病好后,父亲笑着问我,还去不去看故宫?我说还去,就是别冬天去。在故宫书画馆里,平时很少讲话的父亲会给我讲那些著名的画和字,讲《四库全书》等。看到字,他给我讲这幅字是谁写的,为什么写的;看到画,又告诉我这幅画是谁画的,为什么画的,笔墨妙在何处。他重视齐白石的画风。他喜欢徐悲鸿的马,而且他也属马。他让母亲给我讲徐悲鸿作品的意境和他的人格。他给我们讲《二十四史》,讲《四库全书》。他还带我去看皇室宬,只见一个个很大的、基本完全一样的、漆成朱红颜色的大木箱,他还和皇室宬里的专家们谈话、向专家们请教问题。我从这些地方,知道了什么是《永乐大典》。
    现在想起来,父亲注意收集、保护文物的事例还有许多。他之所以能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是他和那时的干部都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懂得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有关。他们读历史、懂历史,他们是有文化、有思想、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员。父亲明确说过,共产党员应该是有文化的人。正因为如此,他的共产党员的信念,不论荣辱、不曾动摇。他发动干部、群众、教育大家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学习中国历史,让群众都来做好这项工作。
    今年,2016年,是我的父亲林枫诞辰110周年,是张学思同志诞辰100周年、也是高崇民同志诞辰118周年。特将此文,敬献给这三位我人生的楷模、耿直不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注释:
   (1)这所学校的原建筑在90年代末拆除,建起了现代楼房。
   (2)王阑西( 1912-1996)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处处长;1946年4月24日为了加强对长春市的领导,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长春市划归东北局直接领导,并调整了长春市领导成员,王阑西为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长。
   (3)张克威(1901-1974) 20年代留学美国,中共党员,曾任辽宁省农科院院长,是农业教育家、畜牧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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