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校长“文革”蒙难记

发布日期：2016-12-31 00:48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梁红武

梁红伍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有7年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粉碎“四人帮”后，我于1977年11月重返中央党校——即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做落实政策和清查工作，从中了解到林枫同志遭受诬陷迫害的实情，至今回忆起来，心情依然十分沉重。

从当年的那些资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林枫被点名批评、贴大字报、批判斗争、罢免职务、隔离关押、专案审查、校外批斗，直至正式逮捕、投入监狱、审讯逼供、罗织罪名、定性定案，每一步都是按照康生的指示、讲话或直接指挥下进行的，都是在他一手操纵下完成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开始，时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的林枫就被阴谋家康生点名批评。6月20日，康生严厉批评林枫在党校“镇压革命群众”，同时还警告说,“你要准备，有人提你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犯了路线错误”。6月29日，康生跑到党校看大字报，并在一张批判外单位某负责人的大字报上写了“批判得好”的批语。当日，他还在党校校委会议上，再次批评林枫“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

受到康生来校和讲话的“鼓舞”，7月10日党校一名年轻学员贴出污蔑林枫“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十大罪状”的大字报。8月13日，康生接见了大字报的作者以及另一名写过“炮轰黑校委”大字报的青年干部，表示“支持你们的革命精神”，鼓励他们

“坚持和林枫黑帮进行斗争”。第二天，两人按照康生的“指示精神”，贴出大字报，说“以林枫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的末日到了”，“呼吁全校革命同志向林枫黑帮猛攻”。一夜之间，校内贴出许多“炮轰林枫黑帮”的大字报。康生则立即表示：“我欢迎、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精神、革命态度。”8月16日，党校大会宣读了康生对林枫的批语：“你们应当彻底揭发、严肃批判这种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坐镇党校的“康办主任”康生老婆曹轶欧,还特别提醒大家：“要体会康老为什么写信给‘高级党校师生员工大会’。”曹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就是要党校群众以“师生员工大会”的形式取代党校校委会，“夺林枫的权”。这也就是那阵子风行一时的“踢开党委闹革命”。

中央党校西楼二层林枫最后关押地

时隔3天，即8月19日，党校“造反派”根据康生关于“夺权”的“指示精神”，竟然指使一些人在校委会召开的全校大会正在进行之时，突然跳上主席台把林枫等人轰下来，给林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校园内游斗，进行人身侮辱。当晚，康生就接见了“造反派”的几个负责人，对他们说：“党校斗争发展这么快，乱了就可以治。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又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搞深，没搞透，有许多问题根本没有提到。不光包括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的问题。”第二天，在全校批斗林枫的大会上，又传达了康生的“电话指示”：“我完全支持革命同志们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挖深挖透”；

“要文斗，不要武斗。当然，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康生的这个“指示”，是公开支持对林枫进行变相武斗和人身侮辱；而“戴高帽子、挂牌子不算武斗”这句话，则立即传遍全国，影响极其恶劣。

8月28日和30日，康生两次亲自跑到中央高级党校召开座谈会。他在总结讲话中居然说：“党校是长期抗拒、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又大又深又厚”，“是有一条黑线联系着的”。他号召党校师生员工“彻底揭开党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攻破党校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康生的“有一条黑线联系着”之说，实际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党校的人都知道，解放初期刘少奇曾兼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而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正是马列学院。康生这样讲，也是有意把林枫的所谓“问题”与刘少奇联系在一起。之后，看到林枫依然“不肯认错”的“顽固态度”，康生又多次指示党校“要开林枫的大会”，“向中央提罢林枫官的问题”，“快点送上罢林枫官的材料”。

9月19日至21日，在康生的多次催促下，由取代了党校校委会的、以“造反派”为主的“联席会议”，连续三天组织大会批斗林枫。面对那些揭发和批判的不实之词，林枫一一作了有力的回击。他的强硬表现，使得康生等人十分恼火。12月10日，康生对党校“造反派”负责人讲：“林彪同志说，反正这个人（指林枫）是彭真的死党。”再次催促党校“用签名的办法向中央写报告”，

“要求林枫停职反省”，并具体授意“罢林枫官”的“四条理由”。康生还告诉他们，“后天在体育馆开大会，先斗彭真市委一批，第二批斗陆定一、林枫等人”，要他们“搞点票去参加”，“要准备斗林枫、贾震（党校副校长）”。12月18日，康生派人将林枫押送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大会现场。林枫不愧是条硬汉子。他拒不低头弯腰，遭到几个红卫兵的暴打，造成重伤，当场昏迷不醒（后经医生诊断为：肋骨折断三根，胸部背部挫伤，左肘关节错位，内外踝撕脱骨折）。林枫日后说：“我可以站着，可以躺着，就是不能跪着！”不久，林枫就被送进北京卫戍区关押。

随后，康生指使党校以“斗争林枫大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中央撤销林枫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职务。12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撤销了林枫在中央高级党校的职务，并决定对他进行专案审查。12月23日和24日，康生派人与党校“造反派”一起，用两天时间抄了林枫的家，不仅翻箱倒柜查找所谓“林枫的黑材料”，而且乘机将家中财物实行掠夺性“查抄”，将所有贵重物品全部装车拉走。一个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办”成员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康生一伙对他们的如下“布置”：专案审查对象的财产、物资要登记上报，贵重书籍、珍本、字画、金银、照相机、电视机、礼品等，除留日用品其他全部封存，名义是中央派人与革命群众组织一起查封。工资、存款也属金银类，也查封。将来要收，等于过去地主扫地出门。至此，“文化大革命”开始短短几个月，林枫就被康生借中央高级党校“造反派”之手“彻底打倒”、“扫地出门”了。

从此以后，林枫经历了漫长的“专案审查”和“审讯逼供”的残酷迫害，身心遭到极大摧残。康生是“林枫专案组”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直接指挥者。1966年9月21日，康生接见中央高级党校“联席会议”代表时，就提出要成立“林枫专案组”。康生说：“我准备在林枫问题上成立个分组，找七八个人整理材料。今天初步定下来，在xx(‘彭真专案组’组长) 他们下面成立个分组，专门研究材料。”“林枫专案组”就这样成立了。人员从起初的8人，发展到后来的24人。康生便有计划地一步步进行诬陷和迫害林枫的活动。从1966年11月至1067年5月,康生就指使专案组先后向中央政治局报送了诬陷林枫“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伪造历史，参加共产党是假、加入国民党是真”等4份“罪行报告”。

1968年2月14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说：9个月来通过调查、审讯查清了林枫的几个问题，“但对他的其它政治历史问题，案情进展缓慢”。康生批示要抓紧进行“查阅敌伪档案工作”。他还有意引导专案组把“林枫问题”和“刘少奇问题”直接挂上钩，说“林枫是假共产党员，进一步怎么样？因为他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这年3月，康生多次批评“林枫专案组”的“右倾思想”，说：“我管的几个专案中，林枫专案组是一个右的典型”，“专案是与阶级敌人斗争的第一线”，“审讯是不是敌人承认了才能定案？这是右倾思想”，“当前主要是政治挂帅，反对右倾保守”。在康生的不断点拨和鼓动下，专案组加强了“斗争火力”，对林枫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会式的审讯”和“逼供信”活动。

其中“林枫保存刘少奇4万元特务经费”事件，就是康生扑风捉影诱供指供故意制造出来的最典型的假案。3月9日，专案组在给康生的报告中写道：林枫谈到1936年刘少奇曾给他一张汇票，款额4万元，但林枫说不知道钱从何处来，又用到何处去。康生立即将这“4万元问题”与“1936年刘少奇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一事联系起来，认定这是“国民党给刘少奇的特务活动经费”。两天之后，事情远没有搞清楚，康生就急不可耐地将此材料批转中央政治局。同时，他命令办案人员立即审讯林枫夫人郭明秋，明确提出：

“今后要通过林枫、郭明秋突击刘少奇的问题”，要把“4万元问题”作为打开“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的“突破口”。3月30日，康生又急忙将刚得到的逼供诱供材料上报毛主席和政治局。第二天，康生再次将一份指供诱供材料上报毛主席和政治局。3月30日，林彪和康生下令“正式逮捕”林枫，由北京卫戍区移交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4月18日至26日，按照康生的指示，专案组人员到秦城监狱对林枫连续进行了9天“突击审讯”（专案组的报告用语）。在持续的审讯中，办案人员对林枫实施了罚站、按头、打骂等等形式的人格侮辱和内体折磨，逼迫他承认“参与了内奸刘少奇勾结蒋介石的阴谋活动”，交代“4万元的来历和用场”。林枫此时已经看穿康生的险恶用心，面对那些狂喊乱叫、动手动脚的审问者们，他始终一言不发，以沉默和怒视进行着顽强的抗争。

就在对林枫进行“突击审讯”的同时，专案组在天津银行的敌伪档案中查出连名连号的4张存折卡片，每张金额1万元，署名分别为“王德仁”、“王德义”、“王德礼”、“王德智”。康生如获至宝，认定这4张存折卡片的4万元，就是刘少奇交给林枫的4万元，得意地说，“用了4张卡片，一下就落实了”，并说“林枫4万元问题”是刘少奇“这个大叛徒集团的一个大突破口”。5月16日，康生批示将关于“刘少奇4万元特务活动经费的调查、审讯报告”上报毛主席和政治局，以虚假材料陷害刘少奇和林枫，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

后来，专案组查明“4张卡片”是东北军一个师长王南屏的小老婆盖淑勤的存折，同时又从中央档案馆查清刘少奇交给林枫的那4万元，是张闻天交给刘少奇的款项。至此，所谓“林枫4万元特务活动经费问题”真相大白。

在大搞“4万元问题”的同时，康生还指挥专案组搞所谓林枫等人“以东北桃园三结义为中心，以营救张学良为名进行投敌叛变阴谋活动的罪行”，长时间地连续地对林枫等人进行审讯和逼供。从196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的一个月中，对林枫的审讯竟达28次之多，几乎天天折磨他。7月28日，康生在专案组关于审讯情况的报告上批示：“此材料颇重要，办案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效果，望继续努力”，还亲笔改写了报告。接着专案组按照康生改写的报告稿抄正报给他，康生遂于8月2日将“林枫营张叛党问题”的材料批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再次以虚假材料诬陷林枫。

1970年5月，在康生、曹轶欧的指使下，专案组开始审讯林枫“里通外国罪行”以及“内奸嫌疑问题”。6月29日康生将相关材料批转政治局，对林枫进行新一轮政治诬陷。

就这样，康生通过“专案审查”先后给林枫罗织了“黑帮分子”、“反党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政治骗子”、

“老国民党员”、“假共产党员”、“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彭真死党”、“叛徒”、“内奸”、“特务”等十多项罪名；捏造了“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东北时期疯狂反对林副主席”、“进行叛党投敌阴谋活动”、“伪造历史，冒充共产党员，与日、蒋特务勾结”、“是刘少奇叛徒、特务集团的重要成员，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里通外国”、“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等“罪状”，在政治上将林枫置于死地。

因监狱中非人的待遇，林枫患上了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并日趋严重，致使监狱方面不得不送他去治病。林枫曾被押进复兴医院，住在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在押犯人病区。在林枫住院后，康生一方面指示专案组要对林枫“继续审查”，另一方面则以新的更加卑劣的方式残害林枫。这里的“病房”实际是“变相牢房”。病房不大，四五个犯人挤在一起，屋里空气恶浊，地面潮湿，总是汪着一滩一滩的水。林枫的一只布鞋就是在这个“病房”的地面上烂掉的。不仅如此，竟然把身患肺结核的林枫列为“轻病号”，指派他给其他重病犯人端屎倒尿，还不许他对外讲。

林枫被关押6年之久，一直受到非人待遇，历尽苦难、折磨和虐待，身体受到致命摧残。1972年七八月，狱中的林枫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这年8月，他的6个子女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如实反映父亲的病情。8月11日，毛主席马上做出了“放他出来治病”的批示，并斥责插手林枫专案的人“过去办案似有逼供信”。这实际上是对康生一伙的严厉批评。但狠毒的康生一伙却不肯罢手。1972年8月，在毛主席的批示下，中央专案组被迫把林枫送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在看守人员监视下检查治疗。1972年12月21日，阜外医院在上送的《林枫病情报告》中写道：“由于各种病之间互相都有影响，且病情又较重、较复杂，随时可能加剧病情恶化而发生危险。”然而，对这样一位垂危的病人，康生一伙也决不放过，仍进一步进行政治、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直到1975年5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办”给林枫作的“审查结论”中，仍然诬陷他“伪造历史，混入党内”、“长期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由此可见，林枫后来病逝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康生一伙对他的长期残酷迫害、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所致。

粉碎“四人帮”后，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的人们看到了重获自由、平反昭雪的曙光。然而最初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进展缓慢，许多受害者还没能等到平反昭雪之日，便含冤去世了，林枫就是其中之一。林枫没有等来彻底平反的公正结论，于1977年9月29日含冤去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林枫在“文化大革命”中蒙难、蒙冤，遭受致命摧残的情景，仅仅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无数悲惨画面中的一幅。只有牢记历史教训，尤其是惨痛教训，国家才能健康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作者： 1940年出生，196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分配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1973年调离中央党校，1977年底调回中央党校，参加“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1979年中离开中央党校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曾任研究室副主任等职。

本站编辑林子

主办：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晋ICP备15001143号-1 Copyright Shanxi Jinsui Culture Education &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院国投财富广场4号楼313/314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395639/63395661 邮箱：sxjs9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