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福后来人—林枫在辽宁散记

发布日期：2016-12-20 23:59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王丽文

王丽文

为纪念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百年诞辰，我沿着他的足迹在辽宁采访，所见所闻，令人难忘。他那高瞻远瞩、造福未来的思想至今还深深地留在辽宁人的心上，镌刻辽宁的大地上，产生着与日俱增的财富效应。

沙漠绿洲的思念

严冬时节，在号称“八百里瀚海”的科尔沁沙地南端彰武县章古台，我看到了罕见的沙漠绿洲—郁郁葱葱的樟子松林顺着山势绵延而去，为这古老的沙漠地区注入了无限的生机。然而谁能想到五十多年前的这里是个什么样子？那时候的春天，大风裹挟着黄沙遮天蔽日，流动的沙丘犹如肆虐的黄龙，吞噬着辽宁西部、吉林中部和内蒙古东部数十个县、旗的35万多平方公里的良田和民居。季风来临时，最大风速可达每秒32米，孩子们上学要手挽着手一起走，免得被风沙埋没。

1950年7月，针对东北地区西部风沙严重的问题，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林枫到沙荒严重的地区向当地群众请教，又召集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深入研究，先后派出100多名林业技术干部，协同各级政府进行勘测工作，正式向东北局提出了在西部营造防护林带的建议，并积极着手筹建苗圃，为大面积植树造林做好准备工作。1951年7月，在集中了科技专家与干部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开始营造西满防护林带，并由林枫主持制定出规划草案。这个规划中的防护林带计划面积为816万垧，南起山海关，北至黑龙江省的富裕、甘南，全长2200余里。预定在东北区域，每隔10公里就营造一条宽30米至50米的基干防护林带；在耕地和可耕未垦荒地中营造防护林网；在主要河流山川营造护岸林；在沙丘地带营造固沙林；在山区河流上游营造水源涵养林。整个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充分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的智慧和征服自然的勇气。当年，就营造防护林12万多亩。林枫兴奋地说：我们的祖先修了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现在西部防护林带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绿色长城。

为了彻底根治沙荒，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在彰武县的章古台设立苗圃，1952年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治理沙化的科研机构—章古台固沙造林试验站。一批热血青年从东北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向这茫茫的沙丘挑战。他们在大自然中找到锦鸡儿、胡枝子、黄柳、紫穗槐等5种灌木作沙障，用“带状双行密植”的方法，在沙地上开创了我国灌木治沙的新路。此后，他们把不怕干旱的治沙先锋樟子松从千里之外的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移植到章古台，还创造了给母树切根，促进樟子松早日开花结果的办法。此后，樟子松树苗源源不断地从章古台插上翅膀，飞到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陕西、吉林等所有需要治沙的地方，樟子松成为营造“三北防护林”的主要优良树种。章古台固沙研究所成为全国的育苗大本营和大型研究基地。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章古台的沙层地栽上了樟子松、赤松、油松和各种杨树、果树。到1958年，营造防护林带的工程已经初见成效，绵延540多公里长、宽达140米至260多米的防护林带逐步形成了良性循环。在辽宁最大的草原阿尔乡，宽9米—12米的樟子松防护林带与灌木相间，组成一道绿色防线。在章古台就有22万亩林地，占土地面积的60%。绿色屏障不但降伏了黄龙，还保卫了东北和北京。这一人间奇迹震惊了世界，先后到章古台参观考察的有马里总统特拉奥雷等36个国家和地区的元首以及林业工作者。

最近，经国家和省政府批准，章古台被列为辽宁省自然保护区，国家沙地森林公园也正在建设之中。生态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看到沙漠变绿洲带来的无限效益，人们如今还在感激林枫的智慧与决策。

70年代末，东北来人到阜外医院病房看望林枫，告诉他，林子大了，都有了熊瞎子了。林枫听后高兴极了，半夜睡觉醒了，再也睡不着，就和陪床的郭明秋说：唉，都进了熊瞎子了……

悠悠清波的欢歌

位于抚顺东部浑河中上游的抚顺大伙房水库，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重点水利工程，总库容21.87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5437平方公里，其枢纽工程包括三座大坝、三座溢洪道和一个输水洞。其中主坝全长1367米，最大坝高49.2米，最大泄流能力1.6万立方米∕秒，是一座集防洪、供水、灌溉、发电、养鱼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走近它的人，不但为这里秀美的湖光山色而感动，更为林枫那高瞻远瞩的卓越思想给人民带来的福祉而感动。

在悠久的浑河历史上，洪水曾经给两岸的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新中国建立后，分管东北农业工作的林枫，目睹浑河冬春干涸、汛期肆虐、危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现状，在领导抗洪抢险的实践中感到，要根治水害，挡水只能解决一时问题，疏导蓄水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关键。那时，他的办公桌周围摆满了地图。他的女儿耿耿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沈阳三经路的家中，办公室、会议室、大厅、走廊、桌上、沙发上、地上到处摆满了地图，人们蹲着、坐着、跪着，手执放大镜，议论着。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他建议化害趋利，在浑河上游修建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城市用水、发电、养鱼的综合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在勘查阶段，他亲临现场了解工程的可行性。经过周密的研究，兴建大伙房水库的工程被纳入到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1月1日正式开工。

水库开工后，林枫在百忙之中，多次亲临大伙房水库建设工地，要求工程指挥部的同志一定要把工程质量放到第一位。1954年初，水库工程需要的土坝土料不合乎质量要求。林枫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征求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毅然决定暂缓施工，请中科院和清华大学的专家研究出稳妥的方案之后，再恢复施工。由于严格地按照科学规律施工，不但保证了大伙房水库的工程质量，还创造了3个全国第一的奇迹：大坝粘土心墙验收合格率为99.9%；大坝在冬季施工；大坝机械化程度最高。

1958年9月大伙房水库竣工，林枫当年让浑河水驯服、为人民谋福利的梦想成为现实。辽宁省水利负责人每到北京开会，即去林枫家中，讲述水库的鱼、水库的水、水库附近的树木、庄稼……每每听到这里，讲的人兴致勃勃，林枫默默微笑着，不言不语。1959年6月2日，林枫陪同朱德委员长和董必武副主席到大伙房水库视察。朱德看到大伙房水库的壮观景象时欣然题词：“大伙房建成水库源自长白山流出，抚顺工矿区人民子孙万代享幸福”。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大伙房水库这个曾经凝聚林枫心血的地方，正如朱德委员长题词中说的那样，依然闪烁着他的造福未来的思想的光辉。

近五十年来，浑河发生的洪水、特大洪水有8次，大伙房水库每次都发挥了巨大的调蓄作用，保证了抚顺、沈阳及下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抵御旱灾方面，大伙房水库发挥了调节作用，水库灌溉面积基本稳定在150万亩左右,平均年供水量在6.9亿立方米。同时，多年来还年均供应抚顺、沈阳两市的工业用水和城市居民生活用水3.3亿立方米。另外，年捕鲜鱼200多万公斤，名列全国淡水网箱养殖首位。可以说，林枫造福未来的思想为大伙房水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无价国宝的见证

在辽宁图书馆和辽宁博物馆，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向我介绍馆藏珍品的时候，无处不谈到林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匆匆忙忙逃跑，伪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当年溥仪从北京故宫偷出来的大量国宝，包括《清明上河图》等都散失民间。1946年4月，长春第一次解放，林枫当时任东满分局书记兼吉辽军区政委，还兼长春市委书记、长春警备司令部政委。在安排打扫战场、部署工作、开会做报告时，林枫总要向干部战士宣传保护文物的重大意义。林枫还主持成立了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指定由王修负责收集文物，并多次询问文物收集工作的情况。到1949年，收集到的仅《溥仪赏溥杰书画目》中的书画就有一百四五十轴。

在他的影响下，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宋代张择端画的长卷，是一幅反映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社会生活风俗画，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水墨淡彩绢本。1947年，张克威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林枫。林枫立即请来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的同志组织鉴定，交由东北博物馆珍藏。1954年，该画与黄荃《珍禽图》、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和赵伯驹《江山秋色图》一起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至今。

现在辽宁博物馆珍藏的岳飞砚，也是解放军战士于1946年四五月间，在林枫居住的地方—长春市柳条路，原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私宅的一楼地板下面发现的。

岳飞砚为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使用的端石紫砚。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载：“砚色紫，体方面长，背镌‘持坚守白，不磷不淄’，无款。”岳飞被害后百年，宋末爱国诗人谢枋得（字叠山）买到这方砚，考证砚铭文，证实此砚确为岳飞所用之物，便在砚背镌刻“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和铭文相若，此盖忠武故物也，枋得记。”谢枋得和民族英雄文天祥为同榜进士，交情甚笃，于是将此砚忍痛割爱赠给文天祥。文将此事刻在砚背上“岳忠武端州石砚，向为君直（即谢枋得）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赠天祥。”并刻有“砚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此砚经元、明、清以后辗转至今，是我国至今流传的4大名砚之一。砚铭“持坚守白、不磷不淄”8个字，恰似岳飞、文天祥、谢枋得3位历史名人的品德如这方端砚一样坚定、清白。

辽宁省图书馆原馆长赵琦，曾谈到林枫亲自抓抢运国宝文献的情况。现存辽宁省图书馆的“天禄琳琅”所藏的宋元善本书《宋版韵补全函》、《宋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是1946年5月底从长春撤离时，由林枫力主调来车皮抢运到哈尔滨保存、后来移交到东北图书馆的。当时曾遭到林彪强烈反对，指责林枫“不运军火，运古董！”作为馆藏，这都是无价的国宝，是中国人民永久的财富。这些文物、古籍其价值和保存下来的意义不可估量。其背后的历史又有谁能知晓！

在辽宁省图书馆，我见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农桑经》手稿珍本。这两部手书藏书能够保存下来，也与林枫有关。

1948年九十月间，在辽宁西丰县领导土改的刘伯涛，在元宝屯发现了两函4册《聊斋志异》手写稿残本。根据有关线索，刘伯涛找到书稿作者蒲松龄的第九代传人蒲文珊。原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最后一稿誊清后，曾嘱其子孙世代相传，不要遗失。蒲文珊的祖父蒲介人，于清光绪年间在奉天（辽宁）当差，民国初年，其子蒲英灏充任西丰县吏，全家随迁。手稿原为4函8册，现存4册为前两函。尚有3、4两函，即下半部，光绪年间，被盛京将军伊克唐阿借去，带至北京。据说已被洋人掳去。

刘伯涛将此两函4册手稿呈交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林枫随即组织专家鉴定，确认是海内孤本的蒲松龄手迹后，即将手稿转交辽宁博物馆珍藏。同时根据政府保护文物古迹的政策，奖给蒲文珊东北币500万元，责成刘伯涛代转，并开有奖金证书。蒲文珊激动地说：“祖传的这部分手稿，历经沧桑，每于战乱，全家提心吊胆，如今国家收藏，我就放心了。”于是他又从家中找出蒲松龄手书的《农桑经·草虫篇》残本交给文管会。这些书稿的发现和保存，对研究蒲松龄的文学思想及创作成就，对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文学遗产，起到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熟悉林枫的人说，当年东北图书馆、东北博物馆的基础建设都与他的远见卓识有关。为了将在战争期间抢救出来的图书和文物保存好，1947年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开始筹建东北图书馆，到1950年其藏书仅次于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名列全国第三位。由于藏书太多，原馆址沈阳“大帅府”容纳不下，林枫建议将旁边的“少帅府”修复，并向有关单位募集了水泥、木材等，使东北图书馆形成了一定的规模。1948年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林枫决定将解放长春时保存下来的一批文物运到沈阳，在文物管理处处长王修等人主持下筹备成立了东北博物馆，1949年7月正式开馆。这是新中国最先开馆的博物馆，收藏的珍贵文物，有很大一部分后来收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

开创实验学校的先河

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林枫在东北时的又一卓著功绩。林枫结合东北地区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需要，提出“要求教育工作能够培养大批的、各种各样的、有专门知识的干部，培养大批有进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方针，使东北的教育走上正轨。到1949年9月，东北已有1.8万多名大学生、15万多名中学生和370多万名小学生。其中，1949年5月4日创建的全国第一所实验中学—东北实验中学,即现辽宁省实验中学的建立和发展，与林枫的教育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面临建设的任务。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的林枫，明确指示东北教育部创办一所直属的实施教育改革、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实验学校。他同东北教育部车向忱部长和董纯才副部长等人商议，要把学校办成新型的正规化教育、培养建设人才的一所实验学校。关于校长人选，林枫指定由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车向忱兼任校长。他说：“车向忱同志是爱国教育家，为抗日救国办了大半生教育，有教育理想和主张。今天办实验学校，让车向忱同志兼任校长，车向忱同志会十分高兴的。”1949年3月，车向忱兼任东北实验中学校长，郭明秋任副校长，董纯才主持创办东北实验中学的实施工作。从学校的建设用地、规划建校蓝图到倡导学习苏联教育，以及实施正规化教育，林枫都倾注了心血。在规划学校校址时，林枫亲自为学校签批了交通便利、环境优雅、富有未来发展空间、临近东北行政委员会、即现辽宁省政府所在地的办公地址—北陵大院新开河边的土地，即现在学校校园。

东北实验中学始终不忘林枫为实施教育改革、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办实验学校的重托，在办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全面发展、学有特长的办学指导思想。在培养学生的目标上坚持志向高远、基础扎实、素质全面、特长突出、身心健康的具有合作意识、进取精神、竞争能力、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求真务实、创新型人才的方针，始终在发挥着实验性、示范性的作用。

东北实验中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材。现任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有五位是该校毕业生，他们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地球物理学家、胜利油田的早期开发者马在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计算机科学家李未;资源环境化工专家张懿;控制科学专家柴天佑。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教育部负责人的刘忠德、朱育理，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刘恕、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前副社长朱育诚等也都是东北实验中学的毕业生。

作者：1954年出生，女，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副厅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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