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顾大局 讲团结 宽人严己

发布日期:2016-11-23 13:1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李之琏
  李之琏
    我与林枫相识于19458月,正值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的时候。当时,林枫是晋绥代表团主任,我是晋察冀代表团成员。我们都是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正在延安等待回前方工作。苏联对日宣战使我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中央决定立即派人去东北,协同苏联军队解放被日寇统治14年的国土和人民。林枫是中央指派的负责人之一,中央组织部决定调我去担当他的秘书。8月10日夜晚,我参加了延安群众自发性的庆祝苏军出兵的活动后,在熟睡中被叫醒,告知明日清早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报到出发。当时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和做什么工作,从延安出发后,在开赴绥德的汽车上,孙志远同我谈话,才知道。
    林枫当时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在刚刚闭幕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9月15日,中央决定由彭真等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林枫是最初东北局委员会的五个成员之一。我原在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政治部任民运部长,同林枫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战争环境,消息闭塞。1940年5月,赴延安途中经过晋绥,看到那里生活贫困,斗争艰苦,而对林枫本人并不了解。这次在汽车上孙志远向我介绍说:林枫作风正派,对人诚恳,表面冷,内心热。我对人的评价,一向是主要依据自己的直接体会和了解,别人的介绍只作为参考。我想,组织上既已决定我协助他工作,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做好应该做的一切,并从中了解体会我为之服务的人。
    在绥德下汽车改为乘马,同行人除林枫、孙志远外,还有贺龙、吕正操等同志和为他们新调任的秘书彭德、钱应麟。过黄河直奔山西的兴县,贺、吕、孙他们另有任务,就此分手。我随林枫留下来,做赴东北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抽调派赴东北的干部和安排好当地迎接全面胜利的有关事情。
    922,从晋绥抽调的干部和党中央从延安抽调的干部在兴县汇合,共有1900多人,组成赴东北干部大队,由林枫等率领,从兴县北坡村出发,路经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等省区,于10月23日到达沈阳。当时侵略者虽已宣布投降,但敌伪势力仍未彻底摧毁,战争气氛依然浓厚。交通阻塞,运输困难;物资缺乏,供应紧张。林枫认为干部大队是中央直接调派收复东北的骨干力量,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地到达目的地。在行进途中,他要求每到一地需做周密的战地侦察,了解民情,并做好战斗准备,保证干部大队的绝对安全。整个队伍浩浩荡荡,少数人乘马,多数人步行。沿途曾遇到一些残余敌伪的袭扰,但都平安过来了。到达平泉时,东北局派火车前来接运,干部大队即换乘火车到沈阳。当时,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同志已从另一途径由延安到沈阳。程子华也从晋察冀赶到沈阳。林枫到达后,即筹建东北局组织部并任部长。首要的任务是,按照当时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分配各地陆续到达东北的各级干部,使他们根据需要迅速走上工作岗位。
    八一五东北解放,是苏军在东北抗日联军和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的武装配合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分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战争中,有一部分转入了苏联境内,此时,随苏军一起进军东北。他们熟悉情况,对敌伪的斗争经验丰富,同东北人民有过同生死共命运的血肉联系,因而在解放东北战略要地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等同志都是抗日联军著名的领导人。这时,在苏军的支持下建立起吉林、松江、哈尔滨等省市的人民政权,他们是这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人。在配备各地的领导干部时,东北局和林枫都很重视发挥抗联干部的作用,所有抗联的领导骨干都参加了各地的领导班子。
    为实现东北人民的彻底解放,在苏联出兵东北之初,党中央就决定,为配合苏军作战,命令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抽调党政军及民众团体各级干部去参加收复国土、肃清敌伪残余的工作。这就形成了建设东北解放区的骨干力量,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来源,不仅仅是在当地领导过人民抗日斗争的干部,更大量的是从内地各个抗日根据地抽调来东北的同志。那时,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决定:省一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由东北局提出意见,报请中央批准后统一安排;省级以下干部的任用,一律由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由于干部来自各个解放区,虽然他们的革命理想、政治目标都是一致的,但是,具体环境不同,经历和作风自然也有差异。对这些干部如何配备使用,既要利于紧密团结,共同对敌,又要利于充分发挥各自专长和积极性,这就成为干部政策中必须首先考虑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必须采取党中央在延安整风中总结的经验,要从照顾“山头”,达到消灭“山头”,实现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不以“山头”划线的政策。在当时,这是分配干部的一个很复杂而又很重要的原则问题。
    林枫对上述问题十分重视,每到一批干部,先从名单中了解,从哪个地区来的,各级领导骨干有多少,然后和东北局领导同志商量研究,分到哪里去。对从同一个地区来的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一般不集中于一地,而分散到不同的各个方面。因为当时东北全区,经过敌伪反复镇压摧残,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革命力量,几乎已不复存在。无论农村或城市,一切工作都需要重新派人去开辟。所需干部不仅数量很大,而且要党、政、军、民各种干部俱全。中央从各地抽调来东北的干部总数约两万余人,要使所有干部迅速到达工作岗位,还必须做好妥善的输送工作。苏军在撤退之前,强调苏联同国民党政府订有条约,必须把政权移交国民党,国民党接收人员不到,苏联军队不能撤。而我们的工作都是以民间的名义出现的,这就使当时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内增加了许多困难,既不能公开以共产党的身份出现,也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从事活动。苏军撤退后,像党的地下工作时期一样,为保证干部的安全,还得派交通员护送到工作地点。东北局为此专门建立了交通科,承担护送干部、传递信息等任务。
    苏军撤出东北后,我军同美帝国主义者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立即处于严重的战争局势。战备工作迫在眉睫。要选派经验丰富、善于联系群众的干部到前沿阵地去支援前线,选派更多的人到各地区去发动群众、清匪反霸、扩军建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同时,选派必要的干部建立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使各种工作都能有组织有领导地密切配合。这些工作在当时都是必须考虑的、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对这几方面干部的配备都是必要的。但当时国际形势瞬息多变,国内战争紧张,各方面工作要照顾得很好,是很不容易的。加之许多干部从抗日根据地的穷乡僻壤,来到新解放的大中小城市,从做一般工作提拔到做一定范围的领导工作,情况变了,地位变了,思想和作风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领导上对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注意,必然要发生各种不良倾向。在分配工作方面,有些人不是从党组织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是从自己的愿望出发,愿在城市,不愿到农村;有些人还存在着错误思想,“宁做鸡头,不为牛后”,认为“鸡头”虽小,但可指挥一切,“牛后”虽大,但处于被支配地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向党组织伸手要官。这些错误思想不清除,说服干部接受任务都是困难的。
    林枫对这些情况非常重视。他认为这种思想必须纠正,对不顾实际需要,硬坚持个人要求的人决不能迁就,革命工作只能按照组织的需要和本人所具备的条件去分配。由于东北是新区,工作机构都是新建,农村、城市、政权、群众,各方面的工作都需要人去开辟。从组织上说,分配干部挑选余地是大的;但从个人说,则不能只根据个人的要求,不顾一切地挑肥拣瘦。东北局组织部干部科最初是由李梦龄任科长,不久他调吉林工作,由我兼任科长。林枫经常要干部科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对个人伸手要官或在分配工作时,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和组织讨价还价,不接受工作任务的干部,要耐心地教育。对坚持己见的人,宁可暂不分配,促其觉悟,极个别错误严重者才给予纪律处分。在干部使用上,一发现有地区性的不平衡,如质量、数量、地区来源等等,就及时进行调整。在分配、使用干部上,由于坚持了林枫所强调的原则,保证了当时各个主要方面干部的急需,因而促进了整个东北地区各种工作的顺利发展。
    林枫对犯有各种错误的干部,主张认真研究他犯错误的原因,多方面进行耐心的帮助教育,不简单地采取纪律措施去处理。这是他经常向干部科提出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例如一个由晋察冀边区派赴东北的领导干部,开始由于工作急需,分配到一个伪满原来的小省作领导人。大批干部,特别是延安来的大批领导干部到达后,需要根据新情况对原来分配的工作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加强,组织上又派了一位同志到这个省去加强领导,把原来的这位同志改为副手。这个同志一时思想不通,表现了不愉快、不理解,产生了消极情绪,不利于合作共事。不久,东北局决定将他调出参加一些临时性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中,有些地方有过“左”的倾向,侵犯了农村工商业者的利益。恰恰这位同志在当地有早年移来东北的亲属从事工商业活动,在群众斗争中被不适当地处理。这种情况,在基层群众运动开始的阶段有所发生,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位同志由于对工作的调动有意见,加上对基层出现的这种政策上的偏差又产生了不满情绪,感到悲观失望,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竟提出要求退党。作为一个参加革命斗争多年的领导干部,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出人意料的。在当时情况下,人们对这样的党员难以谅解,往往要给以纪律处分甚至清除出党,顺顺当当地允许其退党是不可能的。林枫对这位干部并没有采取简单批评的作法,而是对他进行多次耐心开导,争取他提高思想觉悟,自觉认错。经过较长时间的帮助教育,这个同志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打消了“退党”念头,检查了自己的世界观和对党的不正确态度,重新接受了组织上分配的工作。实践证明,这样做才能达到真正的帮助人、挽救人的目的。
    坚持党的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不盲目地人云亦云,这是林枫的又一个特点。在东北新区如何建党,是人们经常议论的新课题。在苏军出兵、我大批干部和部队陆续进入东北后,约两个多月时间,就爆发了同国民党反动势力争夺东北的全面战争。我党我军进入东北之初,在反奸清算、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广大贫困交加、缺衣少食的群众,虽然得到了切身的利益,但是,经历了14年敌伪统治的群众对党的本质缺乏全面认识,对党仍然存在着不少疑虑,思想并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发展党,这是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所必要的;另一方面情况复杂,挑选和培养发展党员的对象必须多做认真细致的工作,否则就会发生降低党员质量的偏向。特别是对第一批发展的新党员,一定要注意打好建党的基础。这是林枫对组织部同志经常强调的建党原则。
    当时有的地方主张采取“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办法来发展新党员。就是说,谁要求入党,首先自动报名,然后群众讨论,最后由党组织批准。这种办法从表面看来是可以理解的,既有本人自愿又有群众路线,决定权仍在党组织,不至于发生什么偏向。但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是无法保证党员质量和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的。林枫作为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对这种作法不能不表示明确的态度。他认为吸收新党员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条件和手续去进行,不能只是根据本人的自愿,重要的是从工作实践中去发现积极分子,经过考察了解和培养,帮助他提高觉悟,对党有了正确认识,并且有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愿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党的具体工作,才能个别地吸收他入党。群众公议是必要的,但不能代替组织的考察了解和有计划的培养。因为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组织,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实现被压迫阶级和群众的彻底解放而奋斗的政党,不是为着某种局部利益组织起来的社会帮派。党有党章和纲领,党员的行为要服从党的宗旨。对于一个普通群众来说,这些都不是自然形成的,必须经过斗争实践,经过帮助教育,经过考察了解,才能鉴别出本人的各种表现是否符合入党的条件。只是根据本人的“自报”和群众的“公议”,还不能反映本人的全面情况。这样,如果经过“公议”,群众认可了,谁可以入党,党就无条件地批准,那就无法保证党员的质量。因为群众对一个人的了解,也可能只看到这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只看到现象,没有了解其本质。如果党不批准群众“公议”认可了的“新党员”,那就表现了党对群众不信任,会影响党和群众的亲密关系。但有些人,包括有的负责同志很欣赏
“自报公议党批准”这种形式,在一些地区进行了公开的宣传。由于意见不一致,后来经请示中央,中央没有肯定这种作法并指出了它的不足,从此在东北地区也就不再推广。当时东北是新区,前方在打仗,后方进行革命和建设,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发展的新党员,到底质量怎么样?需要做比较深入的了解,并据此指导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林枫很重视这项工作。1948年上半年就着手建立马列学院东北分院,林枫兼任院长,我兼任教务处长。第一期训练班就是考察了解新党员质量。经过学习和逐个了解,发现有人历史情况还不太清楚;有人只是一时对某个问题态度积极,而对党的认识则很片面;有人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种训练班,经过学习和考察了解,不仅提高了新党员的觉悟,还总结了发展新党员的经验,改进、加强了建党工作。这是林枫当时很强调的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的工作方法。
    林枫十分重视党内团结,自觉遵守党的纪律。这是他的又一个特点。东北解放初期,各项重大方针政策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制定的,但是,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是存在分歧的。林枫是东北局的领导成员之一,对这些分歧很清楚,但他从来不向下级人员透露。我作为他的秘书和组织部的一个负责干部,除了从中央和东北局来往的电报中了解一点情况外,其它一点不知道。林枫从来未向我透露只字。有时我看到一些不理解的情况,向他提出疑问,凡是牵涉到领导人之间不同意见的,他从来不做正面答复。希望他能有所解释时,他只以“有争论”三个字简单答复我。这种情况说明,林枫非常珍惜党内的团结,领导之间即使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也从不向外人透露,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消极涣散情绪。我认为这是高度的觉悟和纯正的党性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同林枫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共约三年。1948年春天,解除了他东北局组织部长的职务,专任政府的工作。1949年春季,我调离东北,去中南地区工作。他仍留东北。光阴似箭,一别数年。那时真可谓天各一方,但是也听说和体会到他的处境及难言之苦。
    1958年,我在中央宣传部任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因在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上同当时的领导人看法不一致而被批斗、定为“反党集团的首恶分子”、开除党籍。为了避免引起复杂的后果,我没有去向他申诉。在我被下放农村之前,去向他说明了情况,他感到惊讶和惋惜,说:“在党内,有些问题有时也说不清楚,要有耐心等待。”并向我表明了关心和希望。的确要有耐心等待,20年过去,“丁陈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1976年夏季,我从新疆石河子到黑龙江佳木斯去参加农垦系统的一个科技会议,在北京停留。我到阜外医院去看他。他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和医院生活的惨淡情境,引起我的深思。那时才知道,他是从监狱出来的。我听明秋同志提到他在“文革”中被批斗折磨的委屈情况,而他本人对此未发一言,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埋怨情绪。
    一个共产党人,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无论受到多大的折磨和委屈,并无牢骚不满,这和在取得胜利后仍然谦虚谨慎一样,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这正是高尚的人应有的品德。一切社会不良倾向的发生,都不能只从个人恩怨去理解和评价,它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和条件形成的,重要的是研究它发生的原因,吸取教训,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林枫所以能很平静地对待,我理解他是把“文革”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现实,因此完全能够控制个人的感情。
    林枫的原则性、顾全大局、讲团结,为人宽厚,对犯错误干部的耐心,对下属干部的信任和严格要求自己等等,都对我有深刻的教育。
 
   作者:(1913-2006)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林枫秘书、东北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解放后,曾任华中局组织部副部长;“文革”后,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本站编辑 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