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和了解的林枫同志

发布日期：2016-11-18 11:04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为了纪念林枫，我奉献1944年9月访问他的一篇笔记。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一年的暮春到初秋，我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到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采访旅行。这次旅行是新闻界第一次突破国民党在1938—1939年以后的五年中对“大后方”的封锁，在向世界公众传播共产党领导地区的第一手新闻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已接近胜利，而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的国民党地区，面对着日本以新的攻势威胁要无限期延长亚洲的战争而濒临崩溃。中国挺得住吗？它是配合盟国进行最后抗击日本的攻势呢？还是要垮台呢？我们在旅行中看到的和报道的，是中国人民的抵抗所起的积极作用，它是保证和加速胜利的潜在力量。这些消息渗透到“大后方”的中国人民中间，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我们能进行这次访问旅行，是“大后方”新闻界为了打破对解放区新闻封锁所进行的年复一年的斗争的结果。斗争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周恩来的工作，毛泽东对这个结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对国民党的宣传喉舌是重大的挫败，是中国共产党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对外政策的一次胜利。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照片来源：百度百科

我在晋绥边区的采访，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林枫的访问(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他关于党的工作的谈话，展示了一幅在党的领导下，军事、生产、政治和群众的文化工作协调一致的清晰图景。他的谈话不但肯定了我们通过自己的观察所得到的感性认识，而且帮助我们提高到理性认识的水平，形成了有扎实基础的对前途的乐观信念。

难以忘怀的，还有林枫本人,他那深沉的爱国心(这是长期沦陷的东北儿女特有的强烈的爱国心)，他的严肃、诚恳和明晰。时间已过去几十年，当时谈话地点的情形已从我脑海中消逝，可他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似乎几小时前我才见过他。他穿着极简朴，按那个严峻岁月的生活标准也是突出的。他体魄魁梧、强壮，略弓的背和脸上的皱纹是日以继夜工作的见证。他声音低沉，讲话从容不迫，不使用戏剧性的或强调的语气。虽然外表看上去显得疲惫，但他谈话的逻辑和说服力比雄辩的演说更有力量。据我回忆，他同我们谈话时没拿什么文稿，却帮助我们理解了很多问题。下面是这位优秀的共产党人对我们谈话的纪录。

晋绥军区的东北籍政治委员，面貌刚毅、体格结实的林枫对我谈起，党怎样帮助使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活动结合到一起，以及随后指导这些活动合并成当时各解放区的结构（在抗战、生产和新民主主义中穿针引线、起统一作用的，毫无疑问是共产党。党早先在促进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及在推动人民军事组织方面的作用，我们已经谈过）。

“党在敌后的目标很简单。”林枫说：“这些目标以口号表现出来：‘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胜利。’对我们说来，‘一切’就是指任何或每一种形式的社会活动。”

“我们的具体任务分成三部分：军事斗争、战时生产和促进文化工作。后两部分同第一部分一样重要，因为这两项任务的成功使日本人无法在经济上压垮我们和毒化我们的思想。即使在明确的战略之外，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对军事也有直接影响。经济和文化工作可以做到牵制敌人的个别行动，并巩固和丰富我们自己的作战基础。”

林枫说：“军队在战斗中带头，但是我们党说服人民,依靠并引导他们这样做。敌后的全部组织形式可以包含在最广泛意义的‘变工’这个词里——不仅是老百姓的变工，还有军民之间和老百姓与自己民兵之间的变工。生产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是互惠的。的确，除非老百姓改善自己的生活并生产出足够的东西来支持这场斗争，他们就不会、也无法打下去。他们要是不坚持战斗，就无法改善生活。我们的任务是依据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把这个原则提高到成为自觉理解的信念，再由信念变为现实的组织结构。”

林枫解释说：“单是爱国主义也许能激励人心，但是生产成就可能提高自信心和热情。我们是从生产开始组织人民，也是从生产开始武装人民的。随着生产的合理化，民兵壮大了；随着生产的改善，军民关系改善了。新形式的生产组织越普遍，直接参加抗战的人就越普遍。”

“今天，我们即将到达全民武装的组织的阶段。在开始的时候是军队作战，老百姓生产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现在他们认识到了为抗战必须生产。变工队和民兵成了一个事物的两方面。我们从建立自愿的农业和商品生产合作组织开始，发展成自愿的军事工业合作社，大量制造简单的武器供人民自己使用。”

林枫继续说：“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的政治水平也提高了。一个农民通过自己的经验掌握了组织变工和民兵的能力之后，必然从比较复杂的角度考虑更多的事，而不仅仅是试图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在一个‘永恒’的环境中活下去。今天，他正在改变他的环境并理解了外部局势发展的影响。他要了解抗战的总的情况。他要知道下一步将出现什么情况，是什么东西在指导我们的领导人和国民党的领导人，敌人有些什么计划，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在干什么和怎样干。”

“这就改变了他对知书识字的态度。我们不用再告诉农民，如果他学会看书写字，就可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已经往前走了。成千上万普通农民被选到生产队、民兵或当地政府中去担任行政工作。他们迫切感到需要读书识字，深感没有文化是多么妨碍他们的工作。以前，我们的教员和宣传工作者用了很多时间来说服老百姓相信读书识字是值得的。如今，成千上万分散的农村纷纷向我们提出要教员的要求。向他们派教员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能为此目的从其他重要工作中抽调出来的合格的人的数量是有限的。”

林枫说：“因此，党设法培养新的力量、新的组织者和新的教员。我们的方法是在每个村、民兵队伍和合作社里物色最伶俐、最热心和最积极的人，先教他们，然后由他们把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别人。我们如果试图从上面通过‘行政’办法或简单的下命令的办法，而不是采取激励当地人的才智的办法，我们决不可能取得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

他解释说：“党并不操纵地方政府或任何不论是武装还是生产的群众组织。它的影响是通过加入这些组织的党员发挥的。他们取得人民的信任，证明自己有能力担任领导，并且用榜样来提出建议。地方党组织的党员必须加入民兵和变工队。他们不仅要向上级党组织，还要向伙伴和战友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他们做不到这点，不管他们多么聪明以及怎样估计自己，对党和人民都是没有用的。我们教导我们的党员，一个好党员必须是把自己全部精力用于解决他所在地方的人民的问题的人。自作聪明的人在老百姓中没有威望，想凌驾于老百姓之上或脱离人民的人，对人民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任何共产党员不是像别人要求他那样好好工作建立威信，而是企图利用党证作为取得职务的通行证，一经我们发现，就立即开除他出党。国民党使自己成了一个当官的人谋私利的工具，所以它要失败。”

“我们的阶级政策也是建立在‘一切为了抗战’的基础之上的。党和军队目前的任务是抗击敌人保卫全体中国人的生命财产和家园以及动员全体中国人参加自己的防御。为使农民的具体利益与希望和抗战联系起来，我们削减了地主的地租。但是，我们也使地主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有了一个抗击日本人和清剿匪徒的廉洁政府。虽然我们剥夺了他们对政权的垄断，但我们决没有侵犯他们作为公民的平等权利。我们不能否认，许多地主的知识和经验对老百姓是有用处的，而且有些地主是诚实、正直和爱国的。这些人有发挥作用的机会，把他们的资本投资到工业，把他们的文化用于教学、政府会计和其他专业化工作。说到底，他们的地位同共产党员一样，取决于同他们相处共事的人怎样评价他们。”

林枫最后说：“在旧社会，省里和全国各地的地主，彼此之间的联系，比受压迫者和文盲农民之间的联系多得多。这种情况也开始变得有利而不是不利于我们。日本人曾希望占领区的地主能把解放区的地主拉到他们那边去。相反，我们这边的地主都想出办法让敌后那边的地主知道，我们在实践中确实是执行我们阐明的政策的。为了掠夺所有中国人而来的日本人许下很多允诺，但都没有兑现。因此，我们不仅在老百姓中，而且在敌后的上层阶级中，都赢得了许多朋友。我可以向你担保，日本人在这里根本没有朋友，尽管他们出钱雇了一些间谍和特务。”

这次访问之后，迄今已出生和成长了两代人，中国经历了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历史，当然，形势是截然不同了。不过，重读访问记，我发现，也许读者也会发现，它对我们依然很亲切。林枫运用的原则和政策，总的方面(为了救国，为了胜利，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和人士)以及地方的特殊方面(把敌人从晋西北“挤出去”，那里是联络延安同敌后其他解放区的主要地区)，当然都是党中央规定、毛泽东领导的。不过他的极端的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表明林枫透彻地理解并熟练运用了这些原则和政策。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领导干部，不只是口头上说，而是以自己的作风和以身作则来教育旁人。

这预示着党的一些久经考验的传统今天要恢复，不管岁月带来了多少变化，它们仍然像以前一样不可缺少。

林枫像许多应能为今天事业贡献良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在“四人帮”作乱的大动荡年代里牺牲了，在那个时代，党的许多优良传统遭到破坏。

但林枫依然活在我们心中。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位忠诚、无私、有才能、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利益、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奉献整个身心的党的干部的形象。

作者：（1915-2005）,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又名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他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任记者, 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 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他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任该刊物总编辑。他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于2005年在北京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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