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关怀难忘的教诲——怀念林枫同志

发布日期：2016-11-09 11:31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李继伟

李继伟

1938年冬，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又称晋西支队,在山西灵石县、隰县境内驻防。支队部的一个宣传队刚刚组建，当时还不到20人，队员大多是由地方党组织通过群众团体，从儿童团选调的一些男女孩子。我也是宣传队中一员。宣传队内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三四岁，最小的只有八九岁。一天下午，宣传队全体同志正在打麦场上练唱革命歌曲，忽然—位陌生的首长来到我们面前。他身着黄色军服，腰扎皮带，皮带的右侧还挎着一支手枪，黑瘦的脸上，两眼炯炯有神。他先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何时来到宣传队。然后又和我们一起席地而坐，先拉家常，后讲为什么要当八路军，为什么要打日本、救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拥护八路军，宣传队怎样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等等。当时，我一边听，一边心里纳闷，这是哪位首长？我偷偷问旁边的邢指导员。他告诉我，这是咱们的林政委。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林枫。他态度那样和蔼，循循善诱教导我们小同志，给予了我们战胜敌人、做好宣传工作的勇气和力量。

1939年春天，宣传队里年龄大的队员分配到连队工作，我们年龄小的队员调到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队，住在隰县境内。宣传队员主要任务是学习文化、练习唱歌跳舞、排练节目。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18周年，宣传队在隰县郑家岭村改称为七月剧社。七月剧社归区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我们和林枫都是一个机关的人了，见到他的机会也就多了。

从1939年三四月起，我们受到日寇和阎锡山顽固派的夹攻，形势逆转，战斗频繁，晋西支队队部和晋西南区党委机关驻地经常转移。部队行军时，林枫和干部、战士一起爬山涉水，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战争紧张时，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连饭都吃不上。林枫怕我们掉队，常让警卫班的战士帮我们拿道具、背背包，遇到紧急情况，还要警卫连保护我们的安全。宿营后，他和王达成、张稼夫、黄骅等领导忙着调查情况，分析敌情，研究军事部署。

1939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遥相呼应，掀起的武装摩擦不断升级。晋西南区党委于11月在隰县张家川召开会议。会上，林枫分析晋西南地区政治形势逆转非常严重，提出应付突然事变的对策，要求与会同志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斗争要力争主动权，有理、有利、有节。此后不久，阎锡山顽固派的军队进攻新军决死二纵队，要消灭抗日武装八路军和决死队。这就是历史上的晋西事变。为了应付这一事变，12月上旬，区党委在隰县高家条村召开了晋西南地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由于形势紧张，党代会仅仅开了两天便休会，代表们赶回去分头组织反顽固斗争。会后，林枫率领晋西南党政军干部和武装力量，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组织和带领晋西南广大人民开展反顽固斗争，给予反动派以应得的惩罚。

晋西事变之后的一天夜间，晋西支队掩护区党委机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汾(阳)离(石)公路，向晋西北转移。在柳林镇敌我双方打得十分激烈，各有伤亡。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林枫和军事部长黄骅在公路的突破口处指挥同志们有秩序地突围。这次突围战斗，区党委机关没有一个人伤亡，宣传队也无人掉队。1939年底，我们已经安全顺利地转移到晋西北八路军师的防区。在反顽固斗争中，部队天天行军，战斗十分频繁，有时一天要打几仗。林枫操劳过度，又患重感冒，身体很虚弱，当时不要说营养品，就连必需的药品也没有。他虽然在病中，但还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个干部和战士，组织上配备给他的骡子，行军途中总是让给伤病员、女同志和我们这些小同志骑，自己却带病和部队一起爬山涉水。在长期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林枫总是处处以身作则，带头吃苦，节省开支。八年抗战中，他的行装就是一条从东北老家带出来的旧毛毯和一床旧被。

1940年晋西事变结束后，我被送到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春天，林枫到延安。在党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见到了我，他开口就说：“见到你在这里生活得很好，我就放心了。”“在延安可以睡个安心觉，不像在前方天天行军。”“到了这里，你这么小的年纪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他还风趣地说：“我这次回延安，没有给你带来什么东西，你不会生气吧？”当时我特别激动，就像离别父母多年、突然重逢的心情，止不住流下了热泪。1944年冬初，林枫再次到延安，送给我一套他节省下来的灰军装、一双布鞋、两双线袜子、两条晋绥边区生产的毛巾。当时延安生活十分艰苦，对我来说，这些礼品真是雪中送炭。那套军装多年来我十分珍爱，一直保存在身边，十年浩劫中被人抄走，至今下落不明。1945年4月，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林枫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期间，我去看望他。他向我讲：“你已经长成大人了，今后要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多做工作，做好工作，除去努力学习文化以外，应该争取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林枫对我的教诲，我牢牢记在心里，几十年来成为我积极工作、努力学习的动力。

1972年8月中旬，林枫从秦城监狱出来，住在阜外医院。当我第一次去看望他时，一见面我们禁不住都流出了热泪。他十分激动地说：“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我因为不愿意使他过分难过，安慰一番后，很快离开了病房。此后，我常去看望他。他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强忍着病痛，坐在一张椅子上听我说话。一次，他责备我，为什么不将革命前辈张秀岩(1895-1968)在“文革”期间被林彪、“四人帮”诬陷、迫害致死的情况告诉他。这一下，引起了我的不少回忆和悲痛。我与张秀岩这位革命老前辈结成母子关系，和林枫的帮助有着密切关系。林枫和张秀岩在平津一带白区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就相识了。张秀岩长期过着独身生活，林枫和他夫人郭明秋十分同情，常常去看她。1940年我一到延安，就是林枫介绍我到张秀岩身边，帮她做一些事情的。

我从和张秀岩相处多年中得知，林枫是一个品德高尚、襟怀坦白、肝胆照人、为人厚道、真诚爱护同志、关心干部的好同志。他无私无畏，故能是非分明，坚持原则。林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对中国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作者：1929出生，抗战时期曾是晋西南区党委干部，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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