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黄华忆一二九运动中的林枫、郭明秋

发布日期:2016-10-27 00:18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林耿耿
 林耿耿 整理
    为了搜集父母亲生平材料,在父亲林枫诞辰百年纪念之际,2006年仲夏的一天下午,我走进前外交部长黄华同志的家。我也是外交部几十年的干部了,黄华同志又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所以我愿意、也习惯用“部长”来称呼他。从我开始记忆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的历史起,就总是听父母亲讲“黄华”这个名字。那么多人,为什么单单先记住了这个名字?因为在父母革命一生的重要时期里,先后出现过两位音同字不同的黄华同志。一位就是前面提到的原外交部长黄华,原名王汝梅,河北省磁县人,是上个世纪30年代北平地下党秘密工作时期与父母相识的革命老前辈,解放后,他一直战斗在外交战线,是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还有一位姓黄名骅,原名黄金山,湖北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晋西南与父母并肩战斗,老红军,曾任晋西南区党委军事部部长、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副支队长,同样是父亲(时任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晋西独立支队政委)的诤友,解放战争时期牺牲在今河北省沧州专区黄骅市。1970年8月13日,我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分配到当时的黄骅县(现黄骅市)城关公社方庄子大队第八小队插队落户,当了三年农民。这里是黄骅同志被叛徒杀害、牺牲的地方,解放后国家便以烈士的名字命名的县。父母每每在提及其中一位黄华或黄骅时,必定先说明:是做外交工作的那个黄华,不是那个已经牺牲了的黄骅……或者反之。我的一生因此也与两位黄华或黄骅,有了密切关系而尤感荣幸、欣慰与自豪。今天我想听听黄部长专门讲讲七十多年前他和我父母相识、相处的那些往事。听了我的来意,黄部长说了下面这些话。
外交部部长、全国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
一、 对林枫的回忆
    ---唉,我很懊悔,没有在你父母活着的时候和他们好好聊聊一二九的事。你父亲比我大6岁。我先认识的是你母亲,后认识你父亲的。我是河北人。1931年秋天,我进入锦州东北交通大学学习,开学没有几天,就发生九一八事变了。没过多久我们大批同学怀着悲愤的心情,不得不离开学校,搭车入关,从东北来到北平。1932年我又考入燕京大学,依靠吴雷川奖学金,读完经济系的二、三、四年级的课程,1936年6月,我没来得及参加毕业考试,即作为斯诺的翻译到陕北苏区和红军采访,因此没有拿到毕业文凭。
    讲你父亲之前,先要交待一件事、一个人。就是夏仁德先生(1)。夏仁德是中国名字,他是美国人,原名Dr.Randolph C.Sailer。他在1923年来到中国,在燕京大学任教,曾是心理学、教育学系主任,也在经济系教过社会学。夏仁德博士夫人在中国民族危亡、人民奋起救国的30年代,同情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争取社会进步的事业,爱护燕大校友,尽其所能支持了他们的斗争。他的家成为进步学生集会的场所。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因时局太险恶,受国民党监视、追杀而只好选择在他家见面、开会、甚至藏身,躲避敌人追捕,保存了革命力量。他和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埃德加·斯诺,都是当年燕京大学为数不少的外籍教员中具有正义感、同情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突出者。我就是读了夏仁德的课程,写了一篇论文《论美国罗斯福的新政》。而我第一次见到林枫同志就是在夏仁德教授家里。
    解放前,我直接接触你父亲就是这一次。那是1936年初,大约在一二月间。1935年12月9日、16日平津学生两次抗日救亡大游行之后,群众起来了,何去何从?争论得厉害。北平党组织决定学生应到工农群众中去和工农相结合。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扩大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推动运动向全国发展,把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保存下来,把抗日学生组织巩固下来,进一步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觉悟,并发展党的组织,于是就组织了南下宣传。南下当时约400多人,北平共分3个团,天津一个团。我任第三团团长。北平的南下宣传团主要由西郊的大学和城里几个学校的同学组成,有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贝满女中、华光女中、市立一中、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朝阳学院等等,共分了3个团。3个团都是在1936年1月初,大约2日至4日出发的。我们在南下宣传期间,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教育,大家都希望把这次宣传团的精神继续下去,把组织也继续保存下去,这就有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正式诞生。在南下宣传回来后,我加入了共产党。一天,记不得是谁通知的,要我准备个地方。我就约了夏仁德先生,告诉他:我们有朋友要谈谈话,需借用他的客厅。我早就知道林枫这个名字,但是没有见过面。当时来夏仁德先生家的人有清华大学的蒋南翔、杨述、姚克广(即姚依林);燕京大学是我,那时我还用原名王汝梅,还有牛荫冠。可能还有清华大学的王永兴,对这个人我已记不准确了,他很早就不在北平了。总之,都是清华、燕京两个学校党支部的骨干分子,在党内都担负一些工作,五六个人吧。林枫同志给我们讲形势、党的政策和一些大的政治原则,讲有关党的知识、民主集中制等等,上党课。在夏仁德先生的客厅里讲了两天。每次会前,夏仁德先生送一托盘茶水茶杯后,放下,会意地笑笑,带上门就走开了。交给我们他就不管了,从不来打扰我们。他的夫人就坐在小院外面的大门口织毛衣,意在望风。以后林枫同志还利用这里开过一些别的会,会晤一些有关的人。但我没有参与。这次会后,1936年夏天,6月上旬,我悄悄地离开燕京大学,应爱德加·斯诺先生的要求,陪他到陕北去了,因为他要采访,让我帮助做些翻译工作。之后,他写了《红星照耀中国》,就是《西行漫记》这本书。应我的要求,斯诺在书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没有发表我的任何照片,因为我考虑组织上可能派我到白区搞地下工作。他严格遵守了我们的要求。这是后话了。以后林枫同志调到天津,在北方局、在少奇同志那里工作。那一段的工作我知道,但没有再直接接触过,因为他的工作在整个华北、北方局,工作领域不同。解放后和林枫同志虽无工作上的直接来往,但都知道彼此情况,在一些大场面的活动中,有时见面,热情地打招呼。那时国家刚刚成立,欣欣向荣,大家年富力强,朝气蓬勃,各忙各的一摊工作,顾不上,也没有想过找时间促膝谈心。解放后,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外,连续在国外工作,非洲、埃及、加拿大、联合国,基本上都在外面。直到打倒“四人帮”才奉调回来。
二、对郭明秋的回忆
    ---我是先认识你的母亲的,认识你父亲在后。当时她叫郭桂英。我们叫她小郭,因为我们在大学,她在中学,我还比她大两岁。你妈妈是位杰出的革命女性。她创立了独特的事迹。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被迫离开锦州来到北平考入燕京大学。1933年1月,日本军队占领山海关,随后又占领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东部的主要几个关口。这使北京的进步学生受到极大的震动。燕京大学的这些学生发起成立了全校抗日救国会,我参加了并且是积极分子。1935年5月,我又被选举为燕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学生会主席为张兆麟)。我和邻近的清华大学的蒋南翔、姚克广、杨述等来往频繁,也和北平城内女一中的郭明秋、北京大学的俞大维(黄敬)、韩天石等人经常联系。他们是见多识广、谈吐不一般的青年,郭明秋和黄敬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和他们一起拜访那些大学的名教授张申府、刘清扬、邢西萍(徐冰)等,研究成立“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等问题。7月间,国民党当局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全部无理条件,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又一个大规模出卖主权的卖国协定,即“何梅协定”,何即何应钦,时任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梅即梅津美治郎,时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加上此前的《秦土协定》,秦即秦德纯,时任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土即土肥原贤二,日本代表。日本不费一枪一弹攫取了我华北五省。从此,河北、察哈尔等省的主权丧失,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全部撤离这些省份,北平、天津随时可能被日军占领,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激发起全国人民、首先是北平、天津人民的抗日救亡怒潮。中共北平市委尽管几次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不得不经常调换领导人,但一直密切注视平津学生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潮,在各大中学校里建立支部和外围组织,总结经验,以指导学生运动。
    11月,燕京大学学生会倡议建立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此举得到北平党的支持。就在燕京大学的食堂召开了各校代表谈话会,决定推荐燕京大学、女一中(你母亲郭明秋是女一中的)和汇文中学三所学校作为市学联的发起单位。11月18日,我们举行了市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记得是在城里的中国大学、即原来的清郑王府、现在的教育部所在地。选出了郭明秋任学联主席,她是女一中的代表;姚克广为学联秘书长,他是清华大学的代表;孙敬文为学联总交通,他是镜湖中学的代表,管联系各个学校;邹鲁风为学联总纠察,他是东北大学的代表;我是总交际,燕京大学代表。学联设在女一中。学联还发表宣言,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对日作战、保卫华北等口号。北平市学联成立后,我们就马上考虑采取行动,表示我们对当前局势的态度。当时北平盛传亲日伪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12月9日这天正式成立,搞所谓的“华北特殊化”。北平市学联开了几次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游行。12月8日,清华、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女一中、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民国大学、志成中学、汇文中学等校的代表们开会。会议是女一中的郭明秋主持的。她是共产党员,同北平市委联系密切。大家讨论了口号、行动策略,部署了游行时间、地点、路线。第二天12月9日一大早,天还没大亮,我们就起床、步行去城里了……
    和你母亲还有一次工作上的合作。12月16日大游行之后,北平市委决定南下宣传。要在学生中通过这件事,决定在燕京大学开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讨论是去南京“聆训”,还是南下宣传。前者是国民党的主意,后者是我们党的主张。燕京大学有个特殊条件,它挂美国国旗,是美国教会学校,美国资金办燕京大学。它在南京政府注册的,在北平都注册了。在学校里,学生会的工作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燕京大学的教员外籍人士多,借燕京大学开会比较放心一点儿,风险小一些。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破例得罪美国人,不敢破例闯进燕京大学抓人,军警都进过清华大学抓人啊。12月30日那天,从傍晚起,开了整整一夜会。开会地点是燕京大学男生体育馆。还有许多城里边学生代表,有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女一中、汇文中学、镜湖中学、燕京大学等多所大中学校,人数不少。会上两种不同意见斗争得很激烈。我们进步学生骨干,在学生代表中说服、宣传、动员,大会最终表决结果是决定南下宣传。你母亲当时就是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
    解放后,某一次纪念一二九运动周年的活动,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那次我看到了明秋同志。后来没能够找时间和明秋同志聊聊。我心里面一直在懊丧,一直后悔,非常后悔,没有能够和你母亲多谈谈,没有及时地回忆回忆过去的工作情况,也没留下一张照片。
后 记
    告别黄华、何理良同志,走出小四合院的大门,四周的一切都散发着老北京的气味儿,是那么熟悉、亲切,我仍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之中而无法自拔。因为这一带正是1935年12月9日、16日两次大示威游行的必经之路;也是血气方刚的北平青年学生和国民党军警拼死搏斗的关口;还是20世纪30年代父母秘密工作的重要活动地区。距此处不远,又是1954年至“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和父母共同生活了13年的家- 西城区六部口内翠花街翠花湾3号。1967年冬,我们几个孩子被伍葆华、智纯带领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造反派”,高举“康生的命令”大旗,抄家、从这里被“扫地出门”。仍然是这里,许多曲里拐弯的胡同、小巷、大街,民国时期就闻名的大中小学校,都留下了林枫、郭明秋以及彭涛、高惠如、姚依林、魏宜娴、黄敬、周小舟、孙敬文等许多北平共产党员的足迹……然而七十多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虽已物是人非,我却好像仍然和他们在一起。
--林耿耿
 
    注1:夏仁德:原名Dr. Randolph C. Sailer。1889年出生于美国费城,1981年在美国病逝。他曾于1923 - 1941年、1945 - 1950年两度在燕京大学任教,1950年回美国后,不畏麦卡锡反动势力的威胁和反华浪潮的冲击,参加了美国人民支援新中国的活动。他曾担任华盛顿美中友好协会会长。1973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访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的全家并表示:你从抗日救亡运动到解放战争,给予中国学生运动很大的帮助,你是中国的真诚朋友,我们感谢你。他的名字同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一起,铭刻在中美人民友谊史上。他的儿子亨利在其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为促进美中人民友好关系的活动家,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负责人之一。
    黄华:(1913–2010);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本文已经黄华、何理良同志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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