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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革命家*
发布日期：2016-10-23 07:35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郭明秋
郭明秋
“何许人”
1936年春天，河北省委调我和高惠如一起到天津工作。我们改名换姓住在天津大安旅馆。不几天，彭涛、高惠如领天津市委书记林枫来旅馆。他们还有别的事先走了，就留下老林和我。他问：“你对工作分配，有什么想法？”我答：“经过这次学生运动，自己觉得知识太少，希望多读点理论书，迫切想多看党的文件，愿意到工厂去做工。”当时，我已读过一些列宁的著作，感到只有象列宁所说的那样，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共同生活和战斗，才算真正的革命。可是我说完之后，他却说：“你不要以为到了工厂，工人运动就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我这里正需要你的帮助，在这里工作，能满足你这些要求。机关工作需要你们这些学生；你们在这里也可得到锻炼，培养成为干部。”他停顿一下，又对我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到我家去说吧。” 我意识到这些话的份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对待上级所分配的工作，虽然心里不大愿意，但也不能多说什么，便跟着他走了。
他住在英租界小白楼附近的松寿里1号楼下。房间陈设很简单：一个小书桌，一张小方桌，两把椅子和一张双人床，布置得朴素大方。墨绿色的窗帘，好像把我们同外边的黑暗世界划分开来。这就是当时天津市委书记的寝室、办公室兼会客室。房檐下放着一个二号煤球炉子，每天自己买菜烧饭。那时候单身汉在天津租房子很难。林枫虽然在老同学帮助下，打了两个铺保租下这间房子，可是房东见没有家眷来，总是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应付房东，他已说过家眷很快就来。在这种危险的境况下，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经组织同意，我留在他身边工作，名义上是他的妻子。
果然不出几天，英国的巡警就来查户口。我照着林枫教我的话，回答说：“我们是江苏沛县人，丈夫是上海某某晚报驻天津记者。”我装成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总算把这次检查应付过去了。不久，我们搬到长兴里10号楼上。查户口的又是那个巡警。恰好林枫又不在家，我尽力保持镇静，重复以前的答话，遇到新的提问，就随机应变搪塞过去。我一个人终于对付了这个场面。我和房东处得比较好，时间一久就成了朋友。再遇上查户口，她也替我们说好话。
林枫、郭明秋在天津住处--天津市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一楼惠兴德成衣店南门脸。
林枫每次拿回来的秘密文件，都是精薄的纸张，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保存起来非常方便。如果需要多存几天，我们就用包香烟的锡纸把它卷起来，藏在厕所的板墙或屋棚的缝里。当时我还不满20岁，林枫经常外出，留下我一人看家，虽说闲不着，但也感到苦闷。说实在的，我真过不惯这样家庭妇女的生活。从事这种秘密工作，和自己的亲属、朋友、同学都得断绝来往。既不能去看电影，也不能随便到外边散步。家里就是林枫一个相伴，他已是30岁的人了，除了工作就是看书看报。当我烦闷难耐的时候，就向他提出意见，要求调换工作。有一次我把他闹烦了，他就严肃而又和蔼地和我“谈判”，说服我安心工作。他说：“你不是愿意做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家吗?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终生也做不完的事业。我们在世的时候，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马克思创建共产主义理论，可是没有来得及实现。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功了，但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还要努力。我热爱这伟大的事业。对我来说事业第一。除了它就是你了。请你作我的protector（保护者）。现在你不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那种职业革命家吗！”他这一席话，既有深刻的革命理想，又含蓄着真挚的感情打动了我的心。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说：“你年纪比我大些，想得深；我还年轻，单纯。”他更深沉地说：“我这个人，从青年时候的复杂，变成现在的单纯。你19岁了，思想还没有定型，你是复杂的！我倒是简单了！”稍停，他连吸几口香烟，紧锁着眉头，又深情地望着我说：“希望你同我和谐地生活下去。”我默默地低下了头，说不清是平静还是激动。他眉宇舒展开了，略带笑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有约束自己的非凡能力，只有约束住个人的东西，服从革命的需要，服从了党的利益，服从了党的纪律，党的事业才能成功。”他放慢了声调，意味深长地又说：“至于个人的一切，应该融在其中。”我吃惊地听着从来没有听过的话，感到心胸开阔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他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又慢慢地说：“我现在能做到这样，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学生时候起逐渐磨练出来的。我在1927年入党。入党前就经过了各种思想斗争，所以，我走共产主义这条路，是有思想基础的。”我觉得自己实在太肤浅了，没有理解林枫需要我的真意，懊悔自己不应该要求调动工作。以后我常常听到他对一些干部说，认识问题要深刻，要入骨三分。工作要流汗，才有成效。时间过得越久，我对他了解越深，认识到他对党忠诚，为人正派，看问题深刻，有远见卓识，又有丰富的情感。
严酷的地下斗争生活，使我们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感情。1936年夏天，我俩结成了正式夫妻。当时因严守秘密工作规定，连结婚照也不敢拍。一个同志用照相机，在天津北宁公园为我照了一张半身相，洗印出来还不错，老林爱不释手地在背面写上“何许人”三个字，并寄给他学生时代的朋友鲍永瑞等，让他们猜猜我是谁。后来“何许人”曾一度成了我的代名词。
林枫对待革命事业和生活，都很认真，又很有感情。他认为有的同志虽然很好，但却像同路人，不一定能成为终生的革命伴侣。他常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所以到了30岁才成家。他决定和我一起生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二九运动时，他看到我在学联工作积极，觉得我能协助他。他认为人和人之间相处，要相得益彰才有意义。一个革命者需要英勇和积极，而积极是最基本的，是成功的根源，一切好事情，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那时候我年轻，对很多事不理解，他比我大11岁，政治上比我成熟得多。他可能怕我嫌他岁数有点大，有一次对我说：“我年龄比你大，也不过30岁，看起来热情不如20岁的人高，这是表面现象，革命者的感情是永存的。”这些话非常含蓄，听了心旷神怡。几十年共同生活证明了他的言行。
在北方局
1936年4月初，刘少奇到天津。这个时间是刘少奇当面对我说过的。1959年9月，第一届全运会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毛主席、刘少奇和我们都在主席台上观看团体操表演。中间休息时，我问少奇同志：“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到天津的？”他说：“（1936年）4月初呵！”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得很干脆。回到家里，我就告诉林枫。他还说我：“你不问些大事，问这个干什么！”和少奇同志一起到天津的，有他的爱人谢飞，还有一位姓徐的交通员，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同志，南方人。
我和少奇同志第一次见面是1936年5月。少奇到天津后，先住在法租界一家包子铺楼上。林枫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派给少奇当秘书。之前林枫是天津市委书记。我是工作人员。当时我在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当教员。平常下课后我回到家里都是晚上了。少奇同志来谈工作，都是我去夜校教课时。有一次下午正好女工有事，夜校没上课，我就回家了。我大概4点多钟到家。一进门，我见到一位中年陌生客人和林枫站在小写字台旁边说话，正准备告辞。客人见到我，面容严肃地问林枫：“这是谁？”林枫对他说：“她就是那个小郭。”客人又问：“干什么去了？”林枫回答说：“在女工夜校教课。”客人略一沉吟，然后果断地说：“这可不行！现在环境下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要绝对分开。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不能兼公开工作。以后她不要再去教课了，马上停止。”说罢，这位客人撩起绸大褂，下楼走了。客人走了以后，林枫对我说：“他是中央派来的驻北方局代表。以后我们就跟他一起工作了。”我问：“应该怎么称呼他？”林枫说：“你就叫他老戴好了。”我又问：“哪个戴？”他说：“就是戴帽的戴。”林枫还对我说，他已调离天津市委，给老戴当秘书了。我知道老戴就是少奇同志却是以后的事。
起初少奇同志同林枫谈工作，我是不能参加的。少奇同志每次来，我都到外面去放哨，等他走后，我还要出去巡视一会儿。不久，少奇同志对林枫说：“以后凡是我们讨论政策性问题和思想性问题时，小郭也可以听听。”从此我也旁听他们的谈话。9月的一天，少奇同志将一个密码本交给我，并且教我如何使用。从那以后，我给少奇同志当译电员了。负责发报的是林恺。少奇同志将发报的内容交给林枫带给我，我翻成密码后再由林枫交给林恺发出去。收报也是这个手续。
“中共北方局旧址”--天津市现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二楼南门，也是刘少奇1936-1937年主持北方局工作时的居住地。
我们在天津时，先住在松寿里1号。后又搬到长兴里，最后住在福荫里，这三处都在小白楼附近。这个地址只有少奇同志和高文华知道。住在福荫里时，王稼祥因长征途中负伤，久治不愈，中央决定他从延安途经天津、上海从海路到苏联治伤，路过天津就住在我们这第三个家里。
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以前，河北省委和北方局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书记高文华，组织部长柯庆施，宣传部长李大章。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后，工作大有起色。主要是少奇同志贯彻了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的正确路线，正确处理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的关系，克服了原来北方局领导和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纠正了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端正了北方局党组织的思想。重新组建北方局，组织部长是彭真。北方局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政治中心应放在天津还是放在北平，内部曾有过争论。柯庆施、李大章等认为，天津是工业中心，我们仍然要搞工人运动。因此，主张少奇同志仍在天津。林枫就认为北平是政治中心，也是北方局辖区的地理中心，各地来找北方局和少奇同志汇报工作可以不转车，交通方便，避免发生危险；天津工运的工作，可以留给天津市委去做。因此，主张北方局和少奇同志搬到北平。少奇同志同意林枫的意见。
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少奇同志率北方局从天津迁北平。林枫和我是1937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到北平，为少奇同志和北方局机关迁北平打前站。我们在砖塔胡同四眼井10号（即西城区白塔寺南边的南四眼井胡同2号，全国政协东侧，已于2005年拆除）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租用三间北房。房东是一位寡妇，带着一个小女孩。记得我们才到几天，就是元宵节，我还穿着棉袍嘛。房东送给我们一碗饺子。饺子是素馅的。可见这位房东家境比较贫穷。林枫一边吃着饺子，一边说，我们以后要多买点肉包饺子，送给房东吃。不久，少奇同志来到北平。开始他住在一个旅馆里。这个旅馆在司法部街三岔路口的路北，旁边有一家银行。这家旅馆环境不安静，工作也不方便。我们到北平的当天，林枫还和张苏见过面，商量给少奇找房子的事。在没有给少奇同志安排好安全可靠的住处之前，让少奇同志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少奇同志于2月下旬就住到我们家里。我们把较好的单间让给少奇同志住，谁能想到，这三间安静的小北房，竟是我们党的北方局机关。
少奇同志和谢飞在我家住了半个月左右。这半个月里，每天三顿饭，都是我给少奇同志做。3月间，林枫与张苏给少奇同志在西单闹市口南边的鲍家街找到一处房子。这是个跨院，这个院前门是鲍家街17号，其后门在鲍家街北面的寿逾柏胡同。后院三间北房，院子中间房前有一棵大槐树。住后院的少奇、谢飞都走寿逾柏胡同的后门。他们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这个院子于2000年拆除，其房东是当时国民党河北省委员谷钟秀。他们完全不知道他家的房客是共产党。林枫也利用了这个房东的身份，来保护我们自己。1937年4月，少奇同彭真、黄敬、李铁夫等离开北平去延安，参加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党代表会议。只有谢飞留守在这个院里。
少奇同志走后，我们通过电台同他保持联系，我仍是译电员。他走之前，互相订下密码和通报的名字。少奇同志仍然用“胡服”。林枫用“凌风”这个名字。林枫在北平大学工学院时的名字叫郑凌风，在南开中学时叫郑伯乔，小学时叫郑永孝。他公开用何中敏或者何克敏，报户口就是用这个名字。七七事变前，形势紧张，少奇同志还没回来，林枫很焦急。6月中旬（记得正是我5月28日 生孩子后半个月左右，产后身体十分虚弱，译完电报我就昏过去，趴在桌上），林枫给少奇同志发去一封电报：“何时归来？”少奇同志回电说：“会开完了，马上回去。”林枫收电后高兴地说：“快回来了。”可是过了几天仍不见回来。面对七七事变前华北的紧张局势，林枫再给少奇同志发了电报。这次没有回电，估计少奇同志可能是在路上了。林枫怕失掉联系，常跑到谢飞和宋绍光处打听消息。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至天津的火车也停驶了。正在焦急之中，我们接到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从太原给林枫的信。信是寄给宋绍光的，林枫到彭真家里看到了这封信。来信用暗语写，我还记得大致是这么几句话，彭真用老板谈买卖的口气说：太原的生意好做，让所有我们在北平、天津铺子里的伙计们都到太原来等等。意思是北方局到延安开会的干部不回北平了，请通知北方局及平津的同志到太原集中，重新分配工作。这样，党组织即刻安排同志们撤离北平，分头转移至太原、延安等地。北平沦陷后，8月5日 平津之间火车第一次通车。过了一两天，大概是8月7日 ，林枫和我带着刚刚两个月的第一个孩子红儿，还有谢飞、宋绍光离开北平。事前我还去过杨秀峰的夫人孙文淑处，通知她，我们离开了。到天津停留了几天，仍住在原来房东那里。八一三事变后才离开天津。姚依林帮助我们买了太古洋行的船票。我们从天津坐船到烟台，改乘汽车到潍县，然后搭胶济铁路火车到济南，住了两天，又坐陇海路火车到潼关。因国民党兵占了潼关渡口，等了三天过不去，又返回郑州，由郑州坐火车到石家庄再转太原。到达太原已是8月下旬了。我们住在正太饭店。此前少奇、彭真也已住在正太饭店。这时我们又见到少奇同志了。
在太原，林枫根据北方局、少奇同志的指示，担任山西工委副书记，以后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心任务是动员抗战，工作重点在工人农民运动上，动员他们参军、去延安学习，吸收好的同志入党。同时准备敌人占领后长期隐蔽，坚持地下斗争。我们住到正太饭店之后，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和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一起来看我们，介绍太原局势。他们走后，我对老林说：“有了保护自己的红军，这回咱们不用担心被捕了。”林枫也欣悦地说：“是啊！和咱们自己的军队一起生活了。”
不久，我们搬到太原工学院常
在晋西南
这是我第一次到延安，常常接到林枫从前方的来信，同时前方的同志也常来向中央汇报工作，因而知道以少奇同志为首的北方局和朱总司令率领的八路军总部，都转移到了晋南临汾。彭真同聂荣臻率领一一五师一部，开赴晋东北创建根据地去了，林枫接任北方局组织部长，和一一五师一起开辟晋西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阎锡山就住在晋南一带，开创晋西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是特别复杂和艰苦的。短短半年里，他们在党中央和北方局领导下，完成了扩军任务，建立了新军党的领导，初创了抗日政权。
1938年4月，北方局机关在陕西省清涧县罗儿河村休整。此时中央已调少奇同志回延安，由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主持日常工作。林枫是北方局组织部长，并任晋西南省委书记。杨尚昆从延安去前方时，向中央组织部要了几十个干部。我把女儿留在延安保育院，只身同这批人返晋西南。从此再也没见到这个我和林枫的第一个孩子红儿。林枫可喜欢这个大女儿了。就这样，在黄河边上我和老林又重逢了。一天，林枫从杨尚昆处回来说：“尚昆同志说，让你把每天电台收来的消息汇总起来，编成新闻简报之类，给我们看。”我想刚回来就分配这么重的工作，哪能担负得了，连忙问他：“你怎么说的？”他微微一笑，说：“我说你干不了这件事，已推荐王修同志担任了。”我问：“王修同志是做什么的？”老林说：“王修同志在陕北公学学习后，分配到前方。我看他人很老成耿直，就把他留在北方局机关。他原是山东省黄县民众教育馆的职员，古文很好，政治上也不错。我认为他做这项工作比较合适。”
从此王修在油印科办起了《五日时事》报。自己编辑，自己刻蜡纸，每期油印5000份，分发晋西南20几个县。此事得到毛主席的称赞，亲自为《五日时事》题字。王修还常用红、蓝油墨套版印刷，十分醒目。林枫每逢讲到精兵简政、艰苦奋斗精神时，常举《五日时事》的办报经验，说：“我们抗日游击战争时期的报社，是一个骡驮子上的报社。社长、主编、编辑兼印刷只有一个人——王修同志。”
我从延安回来后，林枫有空就给我叙说这半年的游击战生活，还讲晋西南的区划：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汾(汾阳)离(离石)公路以南、永济风陵渡以北这个三角地带，就叫晋西南。还说，他和杨尚昆在一起，学会了行军和管理机关、部队。
初夏的一天，老林和杨尚昆、张友清、王达成等开过会，回到屋内就对我说：“我们决定继续办训练班，把晋西南各县中基层党员干部普训一遍，以便和日寇及阎锡山顽固派做长期斗争，使党员、干部在统一战线中头脑清醒。”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决定让你去训练班，一块工作的还有原来北方局组织部的秘书褚凤岐和总务科长秦穆伯。”在临汾时，林枫曾主办过北方局的学兵队培训干部。学兵队中有12名女干部，才华出众，被誉为“十二金钗”。林枫对培养妇女干部是很重视的。
我们训练班配合形势的需要，讲课内容都是当时的中央指示，课程包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群众工作、党的建设、干部政策以及如何当支部书记、如何做党员等等。区党委的领导都负责讲课，林枫也不例外。由于“三月班”的学员水平较高，根据林枫建议，自学马列主义著作和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文献。办训练班初期，林枫给我介绍了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并非常欣喜地说：“罗荣桓同志对我们说，林月琴同志的工作由区党委安排。我们商量了，让月琴同志去‘一月班’当班主任，你们一起办党校。”我们和一一五师主力部队相处了半年多。林枫认识到罗荣桓为人忠厚，谦虚谨慎，讲话简明扼要。我常听到老林讲他特别敬佩罗政委坚持党的原则。林枫说：“和罗政委在一起觉得很亲切，他对党忠心耿耿。1938年11月底，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我以为区党委的同志和师部干部一起听传达好了，可是罗政委提出一定要来区党委，单独给党委负责同志传达一次。罗政委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坚持要军队干部养成尊重党的领导的习惯’。”林枫还很有感慨地对我说：“一一五师离开晋西南时，罗政委告诉我们：主力走了，你们到隰县山区去住，不要在孝义这块平坝子里，免遭敌人袭击。”林枫兼一一五师晋西支队政委，陈士榘任支队长，黄骅任副支队长。罗政委走前，把晋西支队和区党委带进隰县山区蟠龙庄一带。这时汾河水已挂凌。他们到敌后开辟和坚持了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7月8日，孝义碾头村林枫和郭明秋与罗荣桓等115师领导干部合影。
1939年3月初，得悉日寇要奔袭我们，林枫和黄骅都去司令部开会，研究敌情，讨论作战计划，半夜还没回来。我整理好行装，和衣躺在马褡子上，焦急地等他们。突然黄骅回来了，急促地喊我：“小郭快起，敌人从双池出发了，到这里只有20里，这一带是平川，他们还是骑兵，用不了一小时就会到这里。”天色漆黑，我到山下操场集合。同志们都站好队，每人袖子上扎了一条白毛巾。区党委领导带队出发。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行军，林枫一直走在最前头。太阳刚刚冒出山头，队伍在只有几户人家的山庄里休息。我到林枫的窑洞去，见他们正在研究敌情，催大家快做饭，吃完好走。没想到饭没做成，对面山上已发现日寇向西进犯。林枫和黄骅忙下令往东北方向转移，绕到敌人后面去。我们就在隰县解家坪一带连续转移了天。区党委和晋西支队一起行军，风餐露宿。后来我们又回到蟠龙庄。
1939年4月间，敌人又来袭击。我想这次转移不见得能回来，二女儿龙生（因为是蟠龙庄出生）寄养在老乡家已一个月了，我就抱着女儿给林枫看，实际上有点惜别的心情。当时他正盘腿坐在炕沿上研究战报。我说：“你看看孩子，奶不够吃，瘦得很，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他右手向外摆动着，驱逐我们娘俩，头也不抬说：“抱走！抱走！抱走！”结婚几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老林那样严厉地对待我。开头真有点受不了，但过后想想，当时敌情很紧，他正在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自己根本就不该在这时去打扰他，怎么能怪他态度不好呢？我退出房门，把孩子送回老乡家。自这次转移到隰县上庄后，再没能回蟠龙庄。全国解放后，我们才知道这第二个孩子4岁时患淋巴结核死了，连寄养的那户老乡也下落不明了！
林枫、郭明秋的二女儿龙生
1939年夏季，我们在隰县上庄一带生活较困难，一天三顿玉米面，常常是发霉的。阎锡山的政策是“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晋西南县、区以上的政权虽然已由我们掌握了，但基层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改造好，在山区我们依靠县、区、村半公开的党员干部，才找到这样的粮食。我因小产出血加上腹泻不止，无任何条件医治而虚弱不堪。
那年9月的一天，林枫说：“阎锡山配合鬼子夹攻我们，支队和新军、牺盟会的处境越来越不好。党中央要我去延安汇报工作。你身体不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去延安休息一段时间？你走了，我从延安回来，一个人在前方就利落了，这样好打仗。你要同意去，我就给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发电报，向他请示。因为中央有过指示，陕甘宁边区目前也很困难，进一个人都得请示批准。你跟蔡畅同志做过秘书，富春同志知道你，征求他们同意后再去才好。”我同意了。不几天富春回电说：明秋可以来。
“把敌人挤出去！”
1939年9月末，林枫带着我，还有4名警卫员，沿兵站线向延安进发。每天少则八九十里，多则100多里，在永和县永和关西渡黄河到延水关，然后经甘谷驿到延安。黄河两岸30余里枣林，红红绿绿，果实累累压满枝头。清晨旭日初升，映着枣树上晶莹的露珠，犹如进入童话般的境界宝石林。途中宜人的景色，使林枫的心情倍加畅快。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长长的黑色马鬃偏在左颈上。他提起缰绳，马头就仰起来，再用脚蹬不时刺激马肚，马就小跑起来。马儿累了，他又放松缰绳，信马由缰，兴高采烈地给我背诵《木兰词》，还说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山西偏关一带的黄河岸边。
到延安后，老林在中组部招待所的窑洞里住了一个月，与王若飞先后向华中工作委员会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和中组部陈云、李富春汇报了晋西南的工作。这期间毛主席见过林枫两次，并让他和王若飞以山西省委名义起草了一份宣言，号召群众起来反对破坏抗战的反动行为。初稿写成后送毛主席。毛主席亲自修改了。林枫曾对我说：“毛主席将草稿改动很多。”这篇《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宣言》发表在1939年10月30日 出版的《解放》半月刊上，指导了山西反顽斗争。老林离开延安时，山西形势已紧张得很，一场严重的斗争在等着他。我留在延安中央妇委工作。
回到隰县，他召开干部会传达毛主席指示。不久晋西事变爆发，前方不断有人到延安，带来了一些同志牺牲的消息。这使我心中忐忑不安，常到陈云那里了解情况。1940年1月，陈云安慰我说：“林枫带部队已到晋西北，这就不要紧了。林枫同志那么年轻，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啊!中央已派滕代远同志去了，并调一二0师贺龙、关向应二位同志返回晋西北。”这时林枫刚满33岁。
1941年秋天，我和林枫再度重逢，问到晋西北的事。他说：“我们从晋西南打到晋西北，原来打算是暂时转移，准备还要打回去的。后来党中央、毛主席来电指示：不要回去了，就在晋西北，把我们的力量集中起来，把顽固军能消灭的消灭，不能消灭的全赶到晋南去，在晋西北建立一个完全是我们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以后我才知道朱总司令也去过二战区，找阎锡山谈判，解决晋西事变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关心晋西北的情况。晋绥干部都懂得，晋西北是延安党中央通向华北、华中等各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惟一通道，中央文件的传送通过这里，大批干部去延安开七大、参加学习，延安派干部去敌后，也都经过这里的八分区和六分区，护送任务特别紧张和艰巨。所以毛主席曾说：晋西北有着战略的重要地位。
我在中央妇委工作时，距康克清住地很近。有一天我去看她，进屋时朱总司令正和毛主席谈话。当时我有点拘束。毛主席非常平易近人，亲切地问我：“同志，你的丈夫是谁呀？”我答：“林枫，他在晋西北。”毛主席说：“听说林枫同志会办事。”我注意地听着。主席接着说：“你为什么不回前方？”我有点不好意思，还未回答，主席幽默而诙谐地又说，“你们这些人不按原则办事，公不离婆么！”朱总司令紧接着说：“秤不离砣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关心，我铭记在心，常常深思并为此激动不已。1941年夏天，我到杨家岭去见彭真，取老林从前方写来的信。他对我说：“林枫同志希望你回去。过几天，我派通讯员回晋察冀办事，你可和他同路。”9月下旬，我回到兴县冯家庄。
阔别两年，我在延安、他在战地，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可是林枫却有条不紊地把时间用去安排会议，和同志们谈工作。他为了做好工作，团结好同志，处处严于律己，也这样要求我。直到晚上才对我说：“你的工作问题，我早就想好了，你不必再做妇女工作了。”我问为什么？他说：“这里妇联主任是一位本地干部，是好同志。你不要去和她争什么，就在我身边帮我做点事，可以参加政策研究室。”林枫还告诉我，晋西南区党委和晋西北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中央任命他为书记。他很尊重晋西北的干部，说：“我不仅尊重贺龙、向应同志，还尊重所有原来晋西北的同志。两个单位合并，干部多了，应注意公道。我对原来晋西南的同志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让他们顾大局和晋西北的干部团结好，避免闹不团结。有的干部在敌占区工作太忙太累，需要喘口气，也需要提高，不论是晋西南的，还是原来晋西北的，都送去延安学习，学一段后再回来工作。”
1942年初春，我们住在石岭则的山坳里。一天下午，贺龙从蔡家崖来这里参加区党委会。散会后，已暮色茫茫，但贺龙仍在院子里，同老林低声交谈与国民党做坚决斗争的事。最后贺龙极为郑重地说：“找我们的大帅去！”直到月挂柳梢的时候，贺龙才走。林枫对我说：“中央让我同贺龙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他说的‘大帅’就是毛主席。贺龙非常拥护毛主席。”8月下旬，林枫从延安回来，按照党中央决定成立晋绥分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把敌人挤出去！”我问他：“为什么成立分局？”他答：“晋西区党委原来所管的工作范围，有晋西北、晋西南和大青山三个地区。一个区党委管理这么多地区，不大合理，故统一起来，正式命名为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晋绥分局。中央要我任分局书记，我坚持还是关向应同志作书记，我作副的，实际工作我做，让向应同志在延安养病。后来中央决定我代理书记。”接着，他又说：“毛主席很关心‘把敌人挤出去’的问题。我们这块地方，原来就地瘠民贫，这几年遭敌人蚕食得厉害，地区缩小，人口更加减少。晋绥分局要召开干部会议，及时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怎么把敌人挤出去。毛主席为什么不说打出去、赶出去，而说‘挤出去’？我们要研究这个‘挤’字的含义，采取适当办法。”
这一时期“挤敌人”是晋绥党政军民一致的口号，成为群众自觉行动。群众想了许多巧妙办法对付敌人，挤掉敌人据点，摧毁伪村政权，建立了500多个抗日村政权。这样把敌人挤痛了，敌人又来“反挤”。我们运用毛主席“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原则，一二0师在武工队和民兵配合下，层层包围敌人，打出威风，扩大自己，挤小了敌占区。晋绥抗日根据地“挤”敌人的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
东北风云
林枫参加七大回来，住在兴县北坡村。他和我说，七大开会时，毛主席曾对他说，要和东北籍的同志们多来往来往，准备回东北工作。透过新窑洞的窗户，林枫凝视着东北方向，沉入回忆之中。他是东北人，离开家乡10多年了，自九一八事变后，音讯全无；在革命的峥嵘岁月里，他无暇思虑家乡的事。现在我们要打回东北去了，他的心情自然很激动。
1945年9月，林枫、郭明秋与女儿梅梅、双双即将分离时的合影。
以后的日子是从来没有过的紧张和复杂。深夜林枫回来，常拿着一卷东北地图。我问拿地图干什么？他说要“规划根据地区域”。组织部的同志告诉我：无论头天夜里睡得多么晚，第二天一早无论谁去找他，都会见他已经起床了。我发现他比以前更辛苦、更谨慎地工作着。当时是全党全力夺取东北。延安、华中、山东、大后方来的干部，大都是党性强、经过抗战考验、有一定工作能力、作风艰苦朴素、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干部，集中到东北，是为了创建和巩固东北民主根据地。除军队外，全国到东北的干部两万多。林枫亲自和干部谈话、做报告、分析东北形势、介绍地区特点、阐述开辟根据地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反奸清霸、肃清日伪势力，才能搞土改等等。他动员说服了1.2万多干部，服从党的决定，下乡充实基层，留在城市的同志，安心深入工厂学校，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战争的真相，让群众认清共产党的本质和路线政策，肃清日伪、国民党诬蔑共产党的谣言。由于日伪长期统治东北，恶劣影响很深，老百姓对国家的认知模糊。加上散兵游勇猖狂，美国帮助国民党进攻，使情况更加复杂、形势倍加紧张。能迅速分配几万干部，是形势的迫切需要，当时只有9个人协助林枫做干部工作，说明他善于组织力量，克服困难。
罗荣桓政委说过：“你别看林枫不吭气，那么多干部分配下去，竟没有提意见的。虽然这些干部受党的教育时间长，但是这和林枫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及工作分配得当都有密切关系。”他感到和林枫一块工作，非常合拍，能想到一起去。林枫做干部工作，是很多同志称道的。他常说：对干部要熟悉，要如数家珍一样。他能做到知人善任，对犯错误的干部，批评是有原则的、严肃的，但态度宽宏大量，能替他们设身处地着想，总是鼓励他们向前看。林枫还善于引用历史著名人物的故事，诱导同志克服缺点，振作精神，做出新贡献。他认为心胸狭窄的人，对开展党的事业不利。就是这样的人，林枫也总是耐心相处，细心发现他们的长处，因势利导，改变他们的毛病，使之心胸开阔起来干革命。他要求老干部之间，不要因为彼此熟了就什么话都随意说，要有党性、有原则，所说的话，要能见得了天。由于他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广见博识，工作深思熟虑，待人以诚，所以他做干部工作，让人感到可亲可敬，有话愿意向他说，有问题、困难愿意和他商量。
这一段时期，我一直随他转战在东北战场上。林枫从小就喜欢读书，即使在战争岁月也很少间断。什么书他都读，除了马列主义著作，他还喜欢读史书和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而且读得很快。他曾对我说：“我从青少年时期就喜欢文艺，虽然我成不了文学家，但我愿意受文学艺术的熏陶，从中吸取一些教益，增长知识，贯通古今，开阔眼界。文学可以改变人的素质，洗刷俗态。”这些话至今还萦回在我的脑际。几十年我俩共同读书，谈论作品，分析书中人物，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20世纪30 - 70年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我和林枫相依为命度过了四十余年革命生涯。他认为共产党人的本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心耿耿地为党的事业献身。他青年时期就立志做一个职业革命者，言行一致，贯彻始终。十年浩劫，他含冤受屈、惨遭迫害，于1977年9月29日 离开了我们。按照他生前严于律己的为人原则，从来不愿意表现自己。回忆他，我总是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意犹未尽，难以成文。这些片断很难概括他的一生，只可略表寸心，寄托哀思于万一，也聊以告慰忠魂于天上。
作者：（1917–2001），1935年入党，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运动中担任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女委员会书记、东北民主妇联主任；全国妇联党组成员、主席团委员、宣传部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政策研究室主任、校委委员；国家教育部顾问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受林彪、康生、“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此文经郭明秋口述，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组的工作人员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红旗飘飘》编辑室胡德勤记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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