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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林枫同志诞辰110周年

让我们铭记在心的父辈友谊

发布日期：2016-10-15 04:28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鲍去病

鲍去病执笔

1924年秋初，林枫伯伯和我父亲鲍永瑞同时进入南开中学学习。从1924年到1926年底，大约两年半的时间，他俩同住一室，住在一起的还有张文佑叔叔。3人之中，林伯伯比我父亲长一岁，张叔叔居后。林伯伯在政治见识和活动能力方面见长，我父亲对人对事热情都很高，张叔叔耿直、持重。从考试成绩看，3人都是上乘，或都能上乘。张叔叔逻辑思维好，不大费力数理化就能考个好分数。林伯伯和我父亲的形象思维好，两人都喜欢文史；数学要考个好成绩，下的力气要比张叔叔大。他们深知学习机会来得不易，因此勤奋好学，能吃苦。父亲的经费不宽裕，为了买书攒点钱经常不吃早点。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林枫与南开同学的合影。右起：林枫、王少庸、张柏远。

同居一室的还有王少庸叔叔、张柏园伯伯。这几个人都堪称优秀，在同班同学中有一定的声望。班上其他肯上进而又表现不俗的还有杜毓云、江凌、李耕田等叔叔。这些人情投意合，相互敬慕，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无形中成了一个10人左右的群体。他们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如《响导》、《新青年》及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参加一系列政治活动，卷进了革命洪流。他们从学习和实践中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其中，林伯伯、我父亲等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他们立志掮起黑暗的闸门，让劳苦大众奔向光明。

这一群年轻人在共同的学习和革命活动中建立了友谊，他们是同学，是同志，相互间有着一种特殊而又有别于兄弟之情的亲情；这种亲情贯穿了他们的终生。后来这些人的大多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职业革命家，如林伯伯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王少庸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八路军、解放军的干部，征战南北几十年；杜毓云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曾常驻印度；张柏园成了教育家；张文佑是李四光的大弟子，成为中外著名的地质科学家；李耕田则是医学专家。

1926年9月，北伐革命军打到武汉，举国震动，也打破了南开中学的平静，教师中的中共党员，秘密发动学生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我父亲从林伯伯那儿拿到去武汉参加北伐革命军的介绍信，计划在天津乘船南下去武汉。由于时局不稳，他们一个多月也未等到船，恰逢此时，父亲咳血住院，发现是肺结核，最终未能成行。此时父亲远离家乡，孑身一人，病魔缠身，又经济拮据，当时多亏了林伯伯这一群朋友多方照料。

由于结核病缠身，父亲不得不于1927年初离开天津回江苏沛县老家。此后，林伯伯等仍牵挂着我父亲，除书信往来，还寄些革命书刊。朋友们的鼓励和帮助，温暖了病人，这始终是父亲战胜疾病的力量。

1929年春，林伯伯到北平，写信建议我父亲来北平治病。这年5月，父亲抵北平，住进香山碧云寺疗养院，直至1931年冬。这期间林伯伯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学习，张文佑、王少庸、杜毓云、江凌等叔叔们也在北平。他们虽在不同学校，却经常相约在一起，到碧云寺疗养院看望父亲。当时从城里到香山没有像样的公共交通，要骑自行车或骑毛驴上山，来回要大半天甚至一整天，去一趟是很不容易的；但经过艰苦跋涉后的会面，却成了林伯伯他们星期天的聚会方式。他们在碧云寺拍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写着“云间杏下”的照片人最多，我父亲、林伯伯等都在内，约有10来人。这当中也有不是南开中学的，他们是父亲这几个朋友的同学或友人。在我父亲原来不认识的这些人当中，有张文佑的女友刘蕴真刘姨。张与刘是唐山老家做主订婚的，起初张叔叔不想接受，但南开中学的这群朋友都劝他见见再说。可能是刘姨的父母刻意成全这门婚事的缘故，也把刘姨送到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读书。张叔叔与刘姨在北平成为朋友，每次去香山，两人都一同前往。30年代初，两人就建立了家庭。他们的住处成了林伯伯在北平从事革命工作的秘密落脚点和避风港。

1930年5月鲍永瑞到北京碧云寺养病，与南开中学同学及友人合影。林枫(后左1)、鲍永瑞(后左3)、张文佑(前左1)、刘蕴真（前左2）。

对病中的父亲，林伯伯这群友人，除精神上鼓励、慰藉外，经济上也尽可能资助。由于疾病一时治不好，加上时局动乱，父亲于1931年冬离开疗养院回沛县。这年的秋天，由于不能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又即将别离，父亲在疗养院写过一首很动感情的诗：

秋到人间百感并，

最难排遣是离情。

天津慷慨悲歌壮，

燕市萧条孤月明。

我自终宵悲永夜，

谁同四海念苍生。

韶华如许病中逝，

一望行云一失声。

父亲由北平回沛县后，为了安心养病，没有住在鲍楼村的家中，而是在距家5里地的郝寨的一座小学旁边，盖了一栋茅草屋居住。当时父亲虽然重病在身，但意志并没有消沉，终日躺在床上读书看报。他订了多种报刊，如《大公报》、《申报》、《新民报》等。他读书的范围很广，包括古籍中的五经四书、经史、诸子百家等。父亲在读书过程中表现出坚韧的毅力。苍天不负苦心人，他的学识和人品，赢得当地村民的信任。乡绅们尊重他。教书的老师遇到了问题找他。郝寨的进步青年郝中士、郝中牟（李文）、郝心昌（王林岗）等更是经常到父亲的住处探讨时政。

郝寨人民从我父亲那儿间接地得知红军胜利的消息，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与腐朽，以及白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的斗争。父亲也在郝寨人面前常常直陈他对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的愤恨，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的不满等。这无形中启发了郝寨和邻村青年的革命思想和进步要求，对后来一些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3年和1935年，因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曾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林伯伯，两次到沛县郝寨父亲养病的地方隐蔽。1933年住了一个多月，1935年住了两个多月。

沛县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地带，居徐州市北70多公里处，在微山湖西岸。微山湖芦荡百里，云烟茫茫，乃卧虎藏龙之地。当时国民党在此也十分嚣张，斗争形势十分残酷，稍有闪失，革命就会遭遇不测。

当时，林伯伯以教员身份来到沛县，对外讲是来探视病友的。来后，林伯伯参与了当地“反帝大同盟”的抗日救国活动。2001年9月前后，王林岗（即郝心昌，2007年92岁，住在贵阳）、李文（即郝中牟，2006年病逝）曾口述了林伯伯当时在沛县的活动状况，由鲍庆林写成《沛县“反帝大同盟”发展始末》一文，现摘要如下：

“1931年郝中士（1938年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鲍延年等人在北平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2年根据上级指示，回沛县家乡活动，带来了‘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关系，并秘密发展组织，很快就发展了从无锡教育学院学习归来的李剑波（1940年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在沛县师范学校学习的郝心昌、在东海师范学校学习的郝中牟等。”

“1933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沛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一次，国民党派兵包围了望湖村小学,抓走进步教师、职工、学生30多人，最小的年仅14岁。当时沛县的‘反帝大同盟’组织有30多名成员，直属北平总部下某分支盟的领导，与沛县党组织没有横向联系，故未遭到破坏。”

“林枫第一次来沛县是1933年冬天，住在鲍永瑞家。当时，‘反帝大同盟’的成员，通过鲍永瑞的关系得以与林枫会面。这次在鲍家与林见面的有郝中士、郝心昌、郝中牟等人。林通过鲍对沛县党组织惨遭破坏的情况有所了解，心情沉重，但对革命的最终胜利仍然充满信心。林讲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曲折性，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有着无比光明的前途，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的。‘反帝大同盟’虽未暴露，但不能放松警惕，更不能放弃斗争。疾风识劲草，一个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立场坚定，坚持斗争。像季米特洛夫那样，即使落到敌人手里，也要把敌人的法庭当作革命的讲坛。林的一席话，使我们增强了革命的坚定性，树立了革命必胜的信心。”

“林枫第二次来沛县是1935年6月。隐蔽在鲍永瑞住地，一刻也未忘记一个革命者的使命。在鲍永瑞病榻前，林枫与‘反帝大同盟’成员郝中士、鲍延年、郝心昌、郝中牟、李剑波等开过一次会。林在会上给大家谈了很多问题，记得主要是强调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特点和党的斗争路线的变化。他说，由于日寇加紧对我国的侵略，不仅东北三省沦入敌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也面临亡国的危险。而国民党的卖国妥协政策，更加剧了这种危险。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的斗争策略、方针也要随之变化。当前不再提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提‘抗日’，以‘抗日’为口号，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民众，发展革命力量。林还在笔记本上手书‘反帝大同盟’斗争纲领，写满了一页纸，撕下来，交给我们，大意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等。”

“会后林枫还分别找我们几个人个别谈话，他循循善诱，引导大家应当怎样深入认识当前形势和革命任务；当斗争目标明确后，作为一个革命者应当怎样工作；发展组织，为党增加新鲜血液，是时时不能忘记的，但在步骤上要波浪式一步一步地进行；开展活动，要根据实际情况，大胆创新等等。我们都觉得他的话深刻生动，很有说服力，于是形成了一个共识：今后宣传党的纲领，要强调‘抗日’，以‘抗日救亡’为口号来团结群众。我们拟定创办‘齿轮社’，来团结知识青年，郝中士草拟了一个章程，林枫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在这以后，沛县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工作有了起色，发展了一批成员，如黄天明（1940年任中共沛滕地区县委书记）、罗伯行（1948年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等，并成立了‘反帝大同盟’沛县临时工委。后来大部分反帝大同盟成员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我党开辟湖西区（即微山湖周边地区）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林在沛县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推动了沛县的革命工作，直接间接地促使许多同志走上革命道路。他给我们讲的革命的坚定信念问题，革命的曲折性复杂性问题，革命的目标、路线、方针问题，学习马列和加强党的观念问题，发展组织问题等，至今言犹在耳。”

林伯伯在沛县虽然很隐蔽，但也引起当地政府的注意。一天保长郝中福借着收“壮丁费”的机会，闯入父亲的住房，窥探虚实。当时林伯伯正好在场，遂与保长理论了几句：“这是个病人，你还到这里收‘壮丁费’，简直是胡闹。”这下子，保长可找到了借口，态度嚣张，出言不逊。林伯伯实在看不顺眼，连推带轰，把保长赶出了家门。这还了得，惹得保长哇哇乱叫：“鲍永瑞你家有‘黑人’，我马上叫乡丁来抓！”

郝中士等人得知后，觉得事态严重，担心林伯伯的安危，于是请出郝氏家族有威望的族长做工作。族长把保长叫来，训斥说：“鲍先生是咱们这一带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之士，是咱郝寨请来的客人。人家是个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你找他收的是哪门子‘壮丁费’？人家的同学，是在北京洋学堂里教书的，有大学问的先生，老家东北三省被日本占了，回不了家，来咱们这里看望朋友，暂住几时，这是看得起咱们。大家都是年轻人，在火头上吵几句也算不了什么；你说人家是‘黑人’，是共产党，哪有这个道理？你小子如果还想在郝寨混的话，今后就给我老实点！”保长被族长训斥一顿，心中有几分胆怯。郝中士又以本家兄弟的关系找到郝中福，以和稀泥的方式，对他抚慰了一番，于是这场风波便平息过去。

林伯伯两次来我们家隐蔽，全家对他关怀备至。我伯父是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认为林伯伯不为名利，是位忧国忧民的侠义之士。林伯伯的日常生活均由他操办。我母亲还给林伯伯做了多件新衣服。林伯伯来沛县期间，我的叔伯姐姐鲍延昭也在郝寨念书。林伯伯叫她小二头，两人相处得很愉快。天黑后，姐姐常陪林伯伯拿着手电筒，到村边树林去抓蝉的幼虫，第二天用油煎炸。林伯伯吃得津津有味。小二头放学回来，林伯伯经常给她讲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其中蕴含着不少革命道理。林伯伯还常带她在村边树林中嬉戏。林伯伯和反帝大同盟的成员见面时，就让她去放哨，有时还让她传递信件。直到她长大成人了才明白：“伯伯、叔叔在黑暗恐怖的年月，与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把我当成了小交通员。”

1935年，我的叔伯哥哥鲍延矩也见过林伯伯，当时他仅7岁。受父辈革命思想的熏陶，1948年19岁时，他拿着沛县中共组织的介绍信奔赴解放区，在保定入华北大学学习。

1936年鲍延昭(小二头)抱着作者鲍去病，摄于江苏沛县郝寨鲍楼村。

林伯伯离沛前，由我伯伯经手，卖了家里200斗粮食，用卖粮食的钱送他上路。1935年林伯伯在我诞生前一个月左右离开沛县。当时日本正加紧侵略中国华北，在这种抗日斗争形势下，他对我父亲说：“这个孩子将会带来风雨。”父亲就借用产生在沛县大地的《大风歌》为林伯伯送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936年林伯伯把郭明秋郭姨的一张比一寸稍大的照片寄到沛县，并在照片后面写了“何许人”三个字，让父亲猜猜这是谁？从此，父亲知道林伯伯身边有一个能关照他的伴侣，遂放心了许多。除了这一张照片外，还有一张郭姨在天津划船的照片，梳着短发。

1936年，郭明秋(右)在天津宁园本

在我父亲保存的照片中，还有几张弥足珍贵。一张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照的，刘姨坐在前排中间，林伯伯等人站立在后排。还有一张是林伯伯、王少庸、张柏园3人，穿着黑色大褂，看样子好象是30年代后期照的。在这些老照片中，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王少庸及蔡姨的，张柏园、杜毓云、江凌、李耕田等人的。在敌占区的沛县保存这些照片，有相当大的风险，一二十年来都藏于沛县鲍楼村我们家后院的西墙中。在相册后面一页，我父亲写过这样几句话：“此册订于1937年春末。当年12月日寇炮火迫近，藏于壁中。1939年夏大雨壁湿，启视晾晒。1943年修理房屋，又取出。后一直沉埋到日寇投降，于1945年9月重见阳光。1946年秋至1948年淮海战役前，又‘韬光晦色’二载有余。”

这些照片的下方大都有父亲的题词。郭姨照片的下方写着“何许人”。

王少庸、蔡姨夫妇两张照片旁边写着：

群芳都是岁华侣

你伴桃花她伴梅

有一张是南开中学六位同学在天津“八台山”划船时照的，题词是：

城南烟水应如旧

天涯何处再同舟

另一张是张文佑叔叔为我父亲拍的、躺在病床上的照片，题词是：

莫道闲情抛弃久

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从这些题词中，可以感受到特殊而又有别于兄弟之情的那种亲情。说到照片，还得提起藏书。父亲的藏书中，有在南开中学阅读的，有30年代林伯伯他们从北平寄到沛县的，也有抗日战争期间郝中士、李文、孟广彬（1945年任中共沛县县委书记）、李剑波等人秘密送来的有关抗日斗争的书刊。这当中有《新青年》、《世界文库》、河上肇著1929年再版的《经济学大纲》、《海上述林》（两卷）、《鲁迅书简》等。《海上述林》是当时在北平的李耕田预订的。1936年底、1937年初分两次由上海寄到沛县。《鲁迅书简》也是1937年父亲的这些朋友们跑遍大半个京城买到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这些书装在两个1米多高直径半米左右的砂缸里，埋在后院地下，每年夏天雨季后挖出晾晒。每当晾晒时，我们小孩子都要在大门口放哨。

1947年父亲去丰县晓明中学教书。1948年沛县解放，沛县县委书记罗伯行邀父亲到沛县中学参加接管工作，担任了校政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同时教课。沛县解放，父亲与林伯伯很快就取得联系。北平解放后，当年南开中学的几个同学江凌、杜毓云等也到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江凌叔叔在教育部任职，遂调父亲来中央教育部工作。我跟随父亲于1950年5月4日抵京。来京前，父亲同林伯伯说过调动工作的事。林伯伯不主张至少未提出调京工作。林伯伯说，在沛县做个教书匠也很有意义。我猜想，林伯伯或许觉得，父亲在沛县是知名人士，当地知道他的为人，曾为革命出过力，有一定影响，到北京这样的环境，不一定能适应。不过，教书匠的“匠”字却给我很深的印象。石匠、木匠、铁匠，唯有达到“匠”的境界，才能对社会更有用，也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建国后，林伯伯与我父亲的第一次见面，大约在1950年至1954年期间，林伯伯利用从东北来京开会之机安排的。这是他们阔别十五六年之后的见面。

1954年林伯伯全家迁到北京，打这以后至1965年，他们虽忙于工作，但郭姨仍安排原南开中学的一些朋友在他们家聚会，最常去的是父亲和张文佑，杜毓云等有时也去。这种时候，郭姨总忙里忙外安排大家吃饭。他们偶尔也在公园聚会，这种情况，大家把子女也带去。与日夜操劳工作相比，聚会和见面是林伯伯他们最轻松的时候，也是说不出有多么愉快的时候。平常，父亲也单独去林伯伯家。有一个时期，我家与张叔叔家相距不远，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

1950年前后的一两年，父亲在京的薪酬是供给制，每月400斤小米，没有多少钱置办衣服。林伯伯、郭姨利用来京开会的机会，带给父亲一些衣物，其中有一件御寒的皮大衣，还有一部20卷的《鲁迅全集》和一方砚台。父亲去和平门外琉璃厂买旧书的时候，偶遇魏碑拓片集，也想着买下来送给林伯伯。林伯伯喜欢这种碑文字体。在南开中学的时候，父亲给林伯伯刻过一方印章。50年代一次见面时，林伯伯曾说，战争年代，许多东西都丢了，这方印他们一直带在身边。

1954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林伯伯在国务院管教育工作，我父亲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中学语文教材。他们见面时不免谈起教育和孩子们的学习问题。林伯伯说：应当从小就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劳动习惯、锻炼习惯、卫生习惯。这几个习惯的说法给我的印象很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批专家编了一部《古代散文选》，我父亲是编辑之一，曾送给林伯伯一部，后来，郭姨又买了多部送给他们的友人。林伯伯看到父亲参与编写的书籍、教材、刊物很高兴，曾对郭姨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我的这位老朋友，在病床上躺了十七八年，现在在语言文学专家圈子里也能立得住。”1949年前后，郭姨还为我们小孩子订阅了东北解放区的书刊寄到沛县。郭姨每次见到我和妹妹延敬，常问起我们学习情况。先人曾说：“脍炙愉我口，知识真理悦我心”。父辈对书籍、知识的珍视和向往深深地影响了后辈。

1966年林伯伯横遭迫害，从1967年起我们就得不到他们全家的一点信息。我们也去打听过。不久我父亲去河南干校劳动。大约1970年，我正在西部大三线工地做现场设计，从北京转来耿耿一封信，知道他们姐妹一点情况。此后不久，利用返京的机会，我按照她信中写的地址去找过她，结果并未见到。随后我即离京去西部大三线。

郭姨住在三里河附近的时候，我曾多次探望。90年代初，我对延矩哥说起去看望郭姨的事，提出要延矩给郭姨刻个图章。不几天图章就刻好了，共两枚，是很普通的青田石，一大一小，我送给郭姨。她对雕刻的篆字之美颇为赞赏。我也觉得这是延矩刻的数百枚图章中耐人寻味的那一类。

“文化大革命”中期，父亲就已退休回沛县老家定居。他每年都回京几日，住在我家里。1972年之后，林伯伯住在阜外医院。我都陪父亲去看望。只见两位老人温文尔雅对面而坐，相视微笑不语。父亲每年来京就每年去阜外医院六病房探视，直至他自顾不暇无法来京。1977年5月30日，父亲在沛县溘然长逝。同年9月29日，林伯伯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啊，让我们铭记在心的父辈，让我们铭记在心的父辈友谊！

作者：本文由鲍去病、鲍延矩、鲍延敬共同回忆，鲍去病执笔。鲍去病、鲍延敬为鲍永瑞的儿女。鲍延矩为鲍永瑞的侄子。鲍去病1935年出生于徐州沛县;1962年起在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工作;80 - 90年代先后在国家机械委机械电子工业部经济技术政策研究所工作，副所长，研究员；兵器工业总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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