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回忆林枫同志的贡献

发布日期:2016-11-21 11:0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韩乐风
 韩乐风
    林枫,这位出生在北大荒、在黄土高原和白山黑水之间苦斗几十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逝世已三十多年了。但他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至今依然栩栩如生。
   1938年7月,我奉调到驻守在山西省孝义县张家庄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后梯队,接受译电训练。结业后,我被留在林枫身边,先是做机要工作八年,以后又长期任他的秘书。在前后达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共同度过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难忘的岁月。我亲身感受了他坚强的党性和为党的事业埋头苦干的献身精神。他沉着稳健、高瞻远瞩。他具有忠诚于党和国家、默默无闻、终身奋斗的伟大品质。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顾全大局的高贵品德和工作作风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1945年4月至6月,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和晋绥军区政委的林枫,在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大会前,党中央已在谋划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战略部署了。与国民党蒋介石争夺东北,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运筹帷幄中的大事。会议期间,中央专门召集从各解放区来的东北籍代表,多次举行座谈会。毛主席对林枫说:“你是东北人,你要准备到东北去工作。”这就预示着这位在白区历经磨难、在抗战中坚守黄河前沿阵地的忠勇战士,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要接受新的战斗任务了。
   8月8日,苏联正式向日宣战。10日,日本政府乞降。10-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第二道即命令吕正操部、张学思部、万毅部和李运昌部立即从现驻地出发,向东北进军。8月11 日林枫和贺龙、吕正操等离开延安,18日回到晋绥分局所在地山西省兴县。8月20日即接到中央来电,要求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副旅长赵承金带1个团、晋绥军区抽3个团、加上延安干部团,共5个团,由林枫、吕正操率领向热河、辽宁边境进发,并相机进入东北。林枫回到兴县后,一方面领导晋绥分局布置反攻受降工作,一方面积极筹备进军东北的工作,把分布在晋绥根据地各地的东北籍干部都抽上来,准备带到东北去。当时拟从晋绥军区抽调的3个团还都在前线,一时抽不下来,但抽调干部和进军东北的准备工作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军事干部的配备拟待吕正操从前线回来再定,其他被抽调的干部有晋绥军区政治部代主任张平化、宣传部汪小川、组织部薛少卿、除奸部李俭珠、后勤部廖诗权、卫生部张汝光及一大批中下级军政干部。分局机关决定抽调龚子荣(后未到职,留在晋绥)、吴亮平、刘惠农、廖井丹、饶斌;地委以上干部抽调的有白坚、褚凤歧、沈越、李正亭、陈东平、张雪轩,以及几十名县一级的领导干部。与将来开辟工作相适应的机关工作部门也组织好并配备了领导干部,王宗金为电台队长,我为机要科长,康联森为文印科长,黄荣发为卫生科长。总务、管理、供给科长分别配备了王道举、范杰良、吕继文、贾存仁等人。另外,从军区司令部抽调老红军杜子云做机关党的工作,从延安调来不久的张文豹担任林枫秘书。
   1945年9月,先行进入东北的李运昌部和苏军接触以后,派晋察冀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乘苏军飞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9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为书记。并决定当时在延安的彭真、陈云、伍修权等乘苏军飞机于9月16日飞往沈阳。中央同时电令,从延安抽调1500名干部,加上晋绥抽调到东北工作的约500名干部,由林枫率领迅速进军东北,为党中央派遣十万部队、两万干部进入东北做最初的准备。这是党的七大后林枫所接受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9月十四五日,延安干部团1500余人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黄永胜、张秀山和八路军三五八旅参谋长解方率领从延安到兴县,经短期休整,同晋绥地区抽调的400余名干部,共1900余人,由林枫率领向东北挺进。
本文作者,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副组长韩乐风。
    这支队伍是9月22日(即农历八月十六,头天,我们在北坡村度过了最后一个中秋节)早晨从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驻地兴县北坡村出发的。之前,先到兴县城关集合,林枫向全体同志做了简短动员,说明争夺东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指出挺进东北是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同时也预见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行军,路上不但要翻山越岭,还要通过道道敌伪封锁线,沿途吃住都不太方便,还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他号召全体同志发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一定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他还告诉大家,中共中央东北局已组成,彭真、陈云、伍修权已于9月18日乘飞机抵达沈阳,那里急需干部。党中央正从各根据地调集大批干部和部队,陆续赶往东北。党中央要求各路大军自行选择最便捷的路线迅速前进。他说:我们这支队伍是从延安抽调的、人数最多的干部队伍,大部分都是领导骨干,应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沈阳。最后,他提高声调对大家说:“我们不是天天在喊‘坚持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吗?东北的同志们不是时刻渴望着打回老家去吗?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以勇往直前的精神,向着我们的新目标前进吧!”那善于鼓动的话语,极大地鼓舞了每个整装待发的战士。
    队伍出发了。大路边、窑洞顶、场院里……到处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山区的人民是纯朴的,他们不会讲什么热情的送别词,甚至连摇手致意也不习惯。但他们深情的目光和一双双偷偷擦泪的带茧子的手,却扣击着每个人的心扉。可以看出,林枫这时的心情也是复杂而激动的。他一方面以能率队去解放沦陷14年、饱受敌寇蹂躏的家乡父老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对共同血战过八年的晋绥人民流露出无限惜别的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此时此刻无暇想那么多,只见他向送行的群众频频招手,毅然跨马东行,脸上显露出沉着、刚毅的表情。把这支队伍及时、安全地带到目的地的担子有多么沉重,林枫心里一清二楚。从受命之日起,他就日思夜虑,费了不少苦心,选择行进路线,准备地图,关照解方注意侦察沿途敌情,督促电台、机要科保证一路和中央台联络畅通,甚至连后勤部如何做好沿途生活安排,都一一想到了,并随时检查。正因为有了这些周到的考虑和细心的安排,队伍行进得比较顺利。
    22日晨,队伍由兴县出发,中午在魏家滩休息,每人只吃了两块出发时自带的月饼,当晚到界河口宿营。界河口是几年来日军扫荡的必经之处,战乱使得这里处处窑破墙断,十分凄凉。23日由界河口到岢岚县。这里是晋绥第二地委所在地。地委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24日,由岢岚县到五寨县。25日在五寨县休息一天。有过战地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长途行军最难过的是头三天,因为人的精神和体能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已经连续走了三天,适当调节舒缓是必要的,何况再往前走就要通过封锁线,要准备急行、夜行,检查修补行装、鞍马是很必要的。部队休息了,林枫却仍在忙碌。他既要听取县委汇报工作,又要布置侦察敌情、确定过封锁线的路线,还要研究联络晋察冀军区等。26日从五寨县出发,中午到神池县待命。离开神池县路过宁武县境时,亲耳听到我围困宁武的部队和敌人对峙的枪声。昔日耀武扬威的敌伪军现在只能龟缩在城内,等待末日的到来。天黑时,我们赶到同蒲铁路边的阳方口镇附近隐蔽,准备夜间从这里过封锁线。过同蒲铁路封锁线是北进途中的头一道难关。尽管晋绥二分区的领导周密部署了掩护干部团过路,但林枫还是亲自在路边指挥队伍前进。当队伍通过近一半时,解方参谋长低声报告说,敌装甲巡逻车正向我方向开来,催他赶快过铁路。林枫一开始还不肯走,后经解方再三坚持才离开,由解方代他指挥。幸好队伍隐蔽得好,敌人未发现目标。第二天27日拂晓前,队伍全部安全地通过了同蒲铁路封锁线。当他看到匆匆赶上来的解方时,才满意地笑了,并嘱解方立即拟电报告中央:干部团已全部安全通过同蒲路。安全通过同蒲铁路后,队伍集结在广武县附近山村里休息。这时收到党中央急电:彭真处急需干部,命令干部团星夜兼程、星夜兼程、星夜兼程。看到电报中连用3个“星夜兼程”,林枫心急如焚。尽管第二天,即28日整天滂沱大雨,队伍还是冒雨急进,当晚赶到一小村庄(已不记得村名了),宿营时人人衣服透湿,比落汤鸡还狼狈。林枫立即召集几位领导研究决定:为加快速度,明天(29日)在此休整一天,烘烤衣服,同时队伍重新编组,减少勤杂人员,组成前、后梯队,集中所有能骑的马匹,装备前梯队轻装前进,后梯队常规速度跟进。
   9月30日东方刚显曙光,整编后一支三四百人的骑兵队奔驰在塞北原野上。天气晴朗,大家心情也特别好,一边提辔疾进,一边高唱歌曲。但天有不测风云,上午还天高气爽,午后气候突变,先细雨蒙蒙,后小雨夹雪,天黑前赶到应县小石口村时,已是鹅毛大雪直扑人面了。算了一下,这一天行程180华里,已是人困马乏,加上明天就要翻越小五台山了,大家真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前站的管理科长,已先到了小石口村,猪也杀好了,米也下锅了,但意外事情却发生了。应县伪军乔日成部100多人出来抢粮,也同时向小石口村前进,和我前卫部队遭遇。这时真应了俗话“麻杆打狼两头怕”。敌人见我们望不到头的骑兵,不知底细,不敢进村便仓惶逃窜。我们虽人多,但非战斗部队,只有一个手枪排,一旦真打起来,损失的是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绝不能冒这个险。林枫和张平化几个领导干部冒雪在打谷场上讨论怎么办?最后决定不吃饭、不宿营,立即出发,连夜翻越小五台山。这可是一次艰难的夜行军,漫天大雪飞舞,山间朔风呼啸,道路崎岖,坡陡路滑。人们心里只想着赶路,寒冷和饥饿都顾不上了。但毕竟一整天人马都空着肚子,所以走了一段路后,队伍在一个山村里略事休息。林枫和大家一样,只吃了一点莜面糊糊山药蛋。饭后人人犯困,两个眼皮直打架,真想美美地睡上一觉,但情况不允许,身体还未暖透就又匆匆赶路了。直到第二天10月1日,旭日东升,队伍才从白雪皑皑的小五台山顶下到砂河镇宿营。这一夜行军,我遇到了八年敌后转战从未遇到的尴尬,骑马翻山时冻得麻木了,鞋掉了也不知道,下马一走,才知鞋没了,明知马褡子里还有鞋,但手冻僵了,怎么也解不开绳子,真是狼狈不堪。这一天一夜共行进200华里,真是难忘的一天啊!1955年,廖井丹从四川来北京开人代会。我到北京饭店看他。他还对我说:“小韩呀,你还记得小石口吗?”我说,“当然记得”。他感慨地说:“难忘的小石口之夜呀。”过了这么多年,凡经历过这一夜的同志都还记得这次难忘的翻越小五台山。
    10月1-2日,部队在砂河镇休息,等待掉队的后续部队。3日,从砂河镇出发,继续前进。过砂河镇就到了晋察冀根据地的地域了,行动比较顺利、安全。当晚我们驻在东河南村。这里有晋察冀军区分区司令部。他们为我们补充了棉衣、鞋袜等日用品。4日,队伍从东河南村出发,途经平型关,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凭吊了当年的战场,向牺牲的战友寄托了我们的哀思。当晚赶到灵丘县宿营。在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已得知我们的行程,并做了适当的安排。5日由灵丘县到蔚县。6日从蔚县到西合营。7日由西合营到化稍营村。在这里遇到了聂司令员派来的汽车队,接我们去宣化市。8日,我们分乘汽车经六盘山,于下午赶到宣化。聂司令员接林枫等领导到张家口。部队9日从宣化出发,坐了一段火车,赶往沙城(即现河北省怀来县)。我们骑的牲口都来自山区,没见过火车,害怕得很,赶牲口上火车费了不少时间,中午才抵沙城,但毕竟省了人力畜力。稍事休息,赶到延庆宿营。一路上林枫精神高度紧张,多年的工作习惯使他时刻不知休息。在延庆,他还把沿途看到的不适应今后接送过往干部的情况电报中央,请中央转晋察冀分局,注意改进。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在宣化,林枫为了遵守中央规定,让随行的郭明秋把一个3岁多、一个刚刚11个月的两个孩子,送到宣化附近涿鹿县大西庄郭明秋的老家抚养。据我所知,这已是林枫第三次舍弃亲骨肉了。第一次是1937年,不到两岁的大女儿送到延安后夭折。第二次是1939年春,在晋西南打游击时,刚满月的二女儿寄养在老乡家,后来连老乡带孩子都找不到了。紧要关头接二连三舍弃亲骨肉,充分显示了林枫作为革命者的高尚情操。
    8日下午在张家口聂司令员处,林枫知道了东北更多的情况,赶路的心情便更急切。9日晚他找延庆县委了解情况,当天夜里向党中央报告:从明天起,将不分昼夜赶到古北口,请党中央转告彭真同志。10日队伍早早自延庆出发,行进得十分急促。中午在永宁镇休息并再次动员,因为再往前就进入山区,队伍要尽可能跟上。在黄花城只用两小时人吃饭、马喂料,又继续赶路。此后整整两天,队伍都快马加鞭地急驰在通往古北口的大道上。11日中午途经被敌人封锁的开阔地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虽有地方部队掩护,一些缺乏战斗经验的同志还是沉不住气,队伍有些乱了。这时林枫带着几个警卫员,站在路边大声告诉大家:敌人的据点已被我怀密支队封锁,大家不要惊慌。这一天几乎没有休息,半夜赶到白河边。据当地干部讲,白河底是泥沙,人马极易陷进去,只能按照向导指引的路线,分几个纵队缓缓行进。林枫告诉解方,严令各单位,没有向导引路绝对不许擅自进入河中。尽管如此,仍有连人带马陷入河中。由于地方上事先准备了绳索和抬杠,及时支援,才得以通过白河。这里距古北口已经很近了,但还有最后一道难关,即在拂晓前,要通过日军据守的石匣据点。石匣距古北口苏军驻地很近,当时日军已惊慌失措,不敢轻易出来捣乱。所以,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顺利通过了最后一道关。又经过两天两夜连续行军,终于在12日清晨赶到古北口。这时整个队伍人困马乏,疲惫不堪。许多人刚到集合的广场上,立即伏在马背上呼呼入睡了。
    古北口是挺进东北途中大家热切盼望的一个地点,人们的心情很不平静。因为我们将在这里与苏联红军会师,想象中一定有个热烈拥抱和高声欢呼的动人场面;我们又将在这里换乘火车赶赴沈阳。然而事与愿违,由于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有条约,对我们限制很严。不仅没有热烈的会师场面,而且连古北口市区也不让进去。林枫一面安排大家就地休息,耐心等待,一面不顾自己疲劳,立即带着俄语很好的晋绥分局委员吴亮平,到当地苏军卫戍司令部交涉。卫戍司令是个少校,执行命令很机械。交涉的结果只允许我们在古北口边沿地区休息,而且必须在第二天拂晓前离开,只能在距铁路1公里以外的范围行进。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在这里休息一天。为避免麻烦,电台连线都没有架。我们有幸在杨令公的庙内好好地睡了一夜。第二天13日天亮前,林枫向大家做了解释和动员,就率领全部人马离开古北口,赶往滦平县。
青年时期的韩乐风
    10月14日,队伍从滦平县赶往承德市。这段路只有70华里,比较好走,而且昨天人马都已得到休息,所以早早就赶到了承德市。但因没有和苏军哨卡打通关系,我们不得不眼望着承德市而不能进,又翻了一座大山,赶到承德郊区牛圈子沟村宿营。15、16、17日,队伍在承德接连休息三天,由于冀热辽分局的帮助,林枫和当地的苏军卫戍区司令部终于接上了关系。卫戍司令是中将,比较好说话。他允许我少数人搭他们的军车赴沈阳。林枫立即把交涉的情况和下一步打算报告党中央,并经冀热辽分局电台报告了东北局彭真,请东北局速派专列接运干部,同时再次整顿队伍,决定少数重要领导骨干留承德搭火车,体弱者留承德等待后梯队到达后一起前进,淘汰弱残的马匹,重新装备了一支骑兵队伍,继续沿铁路前进。这个决定传达下来后,一些人想不通,认为既然发了电报,就在这里等火车好了。林枫及时做思想工作,说:坐火车固然舒服,但时间不等人,胜利更不能坐等。为了尽早赶到沈阳,我们还是骑马继续赶路为好,何况我们是沿着铁道线前进,什么时候碰到火车,什么时候就弃马乘车有什么不好呢?就这样,整顿后的队伍又骑马走了两天,18日由承德到六沟,19日由六沟出发,整整跑了一个白天,于19日晚赶到平泉县。遵照东北局的指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这时从锦州派来了专列。队伍在平泉休整一天,终于21日登上了日思夜盼的火车,向着沈阳前进了。当时的火车并不像现在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便当,一路上时时要为苏军军车让路,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加上煤水供应不足和司机怠工等原因,运行极不正常。22日在火车上磨蹭一天一夜,于23日方到锦州。林枫和其他领导人开会,部队就在锦州的火车上待命半天,日落时分抵新民。这里的铁路军管甚严,参谋长解方下车与苏军联系事务,随身警卫员曾被缴械。因此这列火车从平泉到沈阳竟然走了60个小时,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
    1945年10月23日夜里10点,火车赶到沈阳。林枫等领导即赶到东北局当时的办公地—东北博物馆。前梯队的干部们分别住在沈阳原满洲铁路医院和铁西工大等处。彭真得知干部队伍已经到达,十分高兴,当晚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林枫、张平化等率中央干部团一部,今晚抵此。黄、张24日到承德,昨晚已由锦州去车接运干部。”这里提到的黄、张所率领的后梯队,也于30日赶到沈阳。至此,林枫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终于把这支近2000人的队伍及时、安全地带到沈阳。
    队伍到达后,彭真分批向全体干部讲述了东北形势和夺取全东北的任务。接着这批干部征衣未解,征尘未洗,就奔赴东北各地区开辟工作。林枫也和大家一样,到沈阳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投入到新的、更紧张的工作中去了。林枫克服千难万险,把延安干部团带到东北,而且在短时期内,把这些干部分配到适当的岗位上去,这是在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命运决战前夕,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林枫虽原籍黑龙江省,但从1927年起,有十年战斗在白色恐怖的平津一带,8年抗战在贫瘠落后的吕梁山区。1945年抗战胜利,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使林枫肩负历史使命重回东北。说出来许多人可能不理解,从1927年最后一次离家,到1977年离开我们的50年间,他从未回过他的出生地--—黑龙江省望奎县。在这50年中,他曾在东北担任政府最高领导多年。林枫一到东北就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他把抽调来的干部一批批派往东北各地,从事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为开创东北根据地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林枫在组织部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得东北局主要领导彭真、罗荣桓的赞许。彭真在晚年病重时,在病榻上还专门向我讲过:在南满时,有一次罗荣桓同志同他说:“林枫这个人你别看他平时不多说话,能把那么多的干部及时分配下去,而且没有意见,真不简单啊!”
    1945年11月在沈阳,他负责筹备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他在人民代表党员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要与东北人民的意见结合起来,希望大家对建设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多多提案。他把党和人民的关系形象地比做母子关系。他说:只要我们发动群众,真正为人民服务,他们就会很快觉悟起来。东北沦陷了14年,母亲很久不见儿子了,但说来说去终于会相认的。这些话说得人们心里热乎乎的,眼睛也湿漉漉的。
    1946年1月,东北局决定他继续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长外,还兼任中共东满分局(中共吉辽省委)书记兼吉辽军区政委。从此他又不知疲倦地奔波在抚顺、海龙、磐石之间,具体指导建设东满根据地。1月中旬,冰封雪盖时,他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坐着连车窗玻璃都没有的硬座火车,率领东北局机关部分人员从本溪经梅河口赶到海龙镇。1月21日,在当地红万字会院内简陋的平房里,林枫主持召开东满地区党政军高级负责人会议,部署急需抓好的六项工作,第一项就是发动群众,其他五项是肃清股匪、整训部队、改造政权、组织生产、经济建设。他说:敌人在东北的统治是很残酷的,14年的压迫剥削,使得号称关东大汉的强悍的东北人民,见人都要作90度鞠躬,在他们胸中蕴蓄着满腔怒火,只要我们认真发动,提出有冤伸冤,有仇报仇,有气出气,群众是会很快发动起来和我们一道斗争的。2月,春节刚过,他又在凛冽的寒风中,从海龙驱车赶到磐石,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落实海龙会议精神。2月26日,他在吉辽省委、军区直属机关干部大会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要加强群众观点。他说:共产党是任何敌人也打不败的,不论是国民党、军阀,或者英、美帝国主义,都不能打败我们。但是只有一条,要是老百姓把共产党开除了,那我们就会失败。他号召全体干部要向任何脱离群众的倾向和群众观点薄弱的人做斗争。他说:干部,特别是领导机关的干部,应加强群众观点,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克服不良倾向,以全部精神来为群众服务,老老实实做群众的勤务员。林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6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向东北地区的党和军队发出了同国民党争夺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争夺中东铁路全线的战斗号召。3月下旬,在梅河口召开的东北局会议上,林枫接受了夺取长春的任务。他立即返回磐石,与周保中、张启龙、陈光等领导,具体部署苏军撤退后迅速夺取长春的战役。就在这样紧张的战斗间隙,林枫一天也没有忘记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4月11日,战役部署已经大体就绪,战火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林枫还在长春外围双阳县(现长春市双阳区)的前线司令部里,找双阳县城边的郭家街村四位老佃户开座谈会,搞调查研究。他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向老佃户们宣传党的政策,亲自动员群众。这种无拘无束的座谈充分体现了林枫和劳动人民心连心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
    林枫说:“你们都是东北人,我也是东北人,是黑龙江省望奎县的,咱们都是老乡啊!我在外面时间长了,口音有点改了,细听还能听出来。”开头这几句唠家常的话顿使紧张的气氛变得缓和起来,4位老佃户微笑着侧耳细听。接着林枫又问:“现在又该忙春耕了吧,你们都是种别人的地,这里的地上不上粪啊?北满有些地是不用上粪的。”“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现在日子还不算好,还得过两三年,因为还要打仗。以后生活会慢慢好起来的,在关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已经做到丰衣足食。我们刚到东北,给人民做了一点好事,但还不够,以后还要做好事。我们和满洲国不同,我们的任务就是给老百姓做好事。”沉默片刻,他又说:“我18年没有回家了,在外面当兵,当共产党,一回家敌伪就要抓,现在可不怕了。”
    老佃户们回答了林枫的询问:“这里的地一定要上粪,去年牲口净出差,没时间上粪,庄稼都瞎了。”“满洲国不倒,我这老头子得给枪毙,因为打的粮食不够出荷。现在可好了,晴天了,真是神仙托福啊。”他们还说:“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也就没有家。有了国,官也好,民也好。”听了这话,林枫笑了,说:“其实官民是不可分的,现在我们不叫官,叫干部。干部就是专门为老百姓办事的。比如你们县的肖丹锋县长,他不是官,是干部。过去做官是为升官发财,现在是为老百姓办事。干部要民选,选能给老百姓办事的人。”他还问:“双阳县里有些什么公地?现在我们计划把过去敌人强占老百姓的地都分给老百姓种。”佃户们回答:“双阳没有满拓地、开拓地。满拓地都在烟筒山以南。这样的地这边没有,桦甸很多,公主岭也很多。”
    林枫又问:“这里的租子怎么样?收不到粮食怎么办?都给了地主,你们吃什么?”老佃户答:“大前年我种这街上17垧地,拿租子27石,谷子、高粱、苞米各9石。卖马也得给租子呀!去年开春,满洲国要车送官粮,家里种地没牲口,回来连下40天雨,不论高洼、好坏地都扔了,除了交租,家里只剩3斗粮,只好靠养小猪赚几个钱!”
    林枫最后问:“你们这里减租没有?二五减租只是一个办法,还不够本,还要减。”老佃户说:“现在正讨论1石减2斗半,还是很少哇,减了租仍不够吃。”老佃户反映:种地的人不齐心,要是齐心就不能涨租。怕的是老财抽地。林枫表示:老财的地因减租不往外租是不成的,他不往外租,政府租。现在的政府和以往的政府不一样,要是县长只给老财办事,那就不要他。听到这些话,4佃户频频点头表示满意。林枫问大家还有什么说的没有,4佃户表示再没什么说的了。
    林枫又讲:“说了半天就是给你们出主意。穷人要团结才有力量。减租的事政府要出布告,下命令,老财不减租就打官司。现在穷人要翻身,八路军和政府帮助你们翻身。如果你们被地主压倒在地上,八路军给你踢开,你还不起来,那就没有办法了。穷人想要有力量,就一定要联合起来。双阳有20万人,只要有18万人齐心,那就什么困难也不怕了。” 谈到这里,座谈会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林枫送4位老佃户出门,对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将来政府要出布告,租一定要减,地一定要种,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或县里的干部谈。”第二天,林枫又匆匆地赶到九台县卡伦镇,检查前沿部队攻打长春的各项准备工作了。
    我随林枫所率的干部团从晋绥抗日根据地向东北进发途中,于1945年10月15日抵达承德时,即接到东北局电报,让队伍“星夜兼程,到沈阳南市区三经路博物馆报到”。从此,一个陌生的名字—“三经路博物馆”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了。10月23日,我们到达沈阳当晚,在原满洲铁路医院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地——三经路奉天国立博物馆。该博物馆现址为和平区十纬路26号,是一栋坐北朝南的三层洋楼。据先期到达的干部说,他们原住在旧城内的大帅府,即张作霖公馆,因苏联红军的干预,于一周前的10月15日搬到这里。
    1945年10月、11月,正是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东北地区成了全国全党关注的战场。中国共产党东北中央局(此为当时的全称,简称东北局;即后来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是东北地区我党政军民最高指挥中枢,而这个指挥中枢,就设在三经路博物馆这幢三层楼里。彭真、陈云、伍修权、程子华、林枫、林彪、罗荣桓、吕正操、李运昌、张闻天、高岗和其他许多领导都先后在这里住过。此楼为20世纪30年代初奉系军阀汤玉麟所建的公馆,是座罗马式建筑。汤玉麟原在此存放了不少古董。库房尚未完全建成,即逢九一八事变,这里成为伪满洲国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亦称奉天国立博物馆。10月23日,关内抽调的干部开始大批到达。仅仅这一天,同车到达者即500多人。那时沈阳社会秩序混乱,干部和部队活动受苏联驻军限制。出于安全和便于工作的考虑,东北局许多领导都挤住在博物馆主楼内。我们到时,一层靠西边的房间是秘书处,靠东边是机要处。二层房间大部为东北局主要领导开会、办公和居住,少部分为饭厅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办公和宿舍。一层和三层的其余房间,都成了过往干部的临时宿舍。从各地来的干部,尽管不少都是相当负责的高级干部,但谁都不计较条件好坏。板铺上、展品柜上、过道里、甚至地板上都挤满了人。由于任务紧、时间急,谁也住不了几天。食堂不分顿,也不分桌,谁来了,就坐下吃,吃完就走。这一批走,那一批来,象走马灯。此后那些驰骋在东北战场上的司令员、政委们,那些领导东北人民大翻身、从而改写了东北历史的书记、省长们都是从这个博物馆走向自己的战斗岗位的。
   就在这里,曾召开过我军高级军事会议,制定作战计划,指挥千军万马,和国民党军队、土匪、反动武装,进行激烈的战斗。就是在这里,曾有7000多干部被分派到各地开辟工作,为创建东北根据地和夺取辽沈决战的胜利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也就是在这里,决定召开东北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准备通过施政纲领,建立东北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反奸、清算,让东北人民大翻身”的口号,是从这里发出并传遍整个东北大地。建设和平、民主新东北的蓝图,是在这里开始绘制的。所有这一切,都与三经路博物馆这个名字分不开。谁也不曾想到,林枫离乡背井18年后重返家乡的第一个落脚点就是这座博物馆。这座文物宝库以及日后由它引伸出来的许多事件,还会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成为他革命生涯中重要的标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专门讲讲博物馆来龙去脉的原由。
    由于形势变化,11月下旬,在苏联红军老大哥的强令下,东北局不得不退出博物馆。我军不得不撤离沈阳。1990年我出差沈阳回到北京,把此行拍摄的博物馆现址照片拿给彭真同志看,他马上用手指着二楼靠西边的第二扇窗户说:“对,当时我就住在这里,后来因为来的人多了,太闹,才搬到对面的一栋小楼(即现在沈阳市文联宿舍)去住。”他搬出后,林枫接着住在这间屋内, 直到11月26日撤出沈阳。
    林枫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因为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又知人善任,因此他对东北的文物工作,一直十分关心。一到博物馆,看到大楼外面的仓库里到处堆着各种文物,表示非常惋惜。他特地要我们告诉警卫部队,一定要好好保护,谁也不得乱动。记得有一次,他对王修和我说:“《四库全书》在全国只有两部半,而东北就有一部,一定要找到,好好保护,必要时作为重要资料转运出去。”1946年4月,我军第一次攻打长春时,林枫兼吉辽省委书记、吉辽军区政委。4月20日,即攻克长春的第三天,他在吉辽省委扩大会上布置工作时说:“文物收集工作由王阑西同志负责”。王当时在东北局宣传部工作,攻克长春后兼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长。接着又面对在座的部队负责人曹里怀、谭甫仁、杨国夫、刘其仁说:“如果他(指王阑西)那里需要派兵保护时,你们要负责派兵保护。”1947年,王修从山东探亲返回哈尔滨后,林枫立即指定他负责收集图书资料,筹办东北图书馆。以后又要他负责东北行政委员会文物管理处的工作。林枫多次说过:“东北这块地方是满族发祥之地,王公贵族很多。溥仪又带出一批清朝的遗老遗少,他们带到这里的珍贵文物一定不少。要注意搜集和保护这些历史遗产。”1947年秋,他还亲自到哈尔滨的东北图书馆视察,详细询问图书收集整理情况,并翻阅善本古籍。1948年沈阳解放后,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迅速筹建东北博物馆。林枫指令东北文管处把珍藏的《清明上河图》、岳砚等一批珍贵文物、善本图书转交东北博物馆。关于《清明上河图》是怎么发现的,王修曾专门介绍:“1947年,张克威同志从部队下来,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任职。他带来长春伪宫散出的十余轴画卷,交给了林枫同志。这是乾隆‘石渠宝笈’所置历代名画中的东西,可能也就是所谓《溥仪赏溥杰书画目》1300轴中的一部分,《清明上河图》正在其中。林枫同志发现后,立即找来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人鉴定,并交东北文管会珍藏。”
    1949年夏,林枫还和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崇民、秘书长栗又文和政府部长去博物馆检查工作,并检查了《清明上河图》。抗美援朝时,因面临美国飞机轰炸,他亲自过问并组织车辆把《四库全书》等珍稀文物转运到北满比较安全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敬佩的、有文化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林彪、康生、“四人帮”迫害,其罪名之一就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还要抢运古董”。王修是山东黄县人,抗战开始不久,即到陕北公学学习,分配到北方局机关,从事编辑和文印,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刻钢板,更是胜人一筹。1939年,他自编、自刻、自印的晋西南区党委机关报《五日时事》,曾受到毛主席表扬。1938年到1945年,我们一直在一个机关工作。1945年10月到11月,他待机回山东,我调任林枫的机要秘书,就同住博物馆三楼北面,中间两间小屋中靠东面的那一间。王修孤寡少言,脾气古怪,但为人正直,对人真诚,埋头苦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林枫深知他的特点,常对我们说:“你们别看王修有点古怪,但他工作上踏踏实实,认真负责。他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旧道德观念,只要用之得当,可以发挥他的特长,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的。”所以,王修也在晋绥抽调到东北的干部名单中。他果然不负重托,曾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兼东北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处处长,在开创东北文物事业上兢兢业业,贡献良多,是功不可没的东北文博事业奠基者之一,也是林枫知人善任的好干部之一。
    1984年秋季,黑龙江农垦总局史志办的杨荣秋、楼芹两位找我谈东北国营农场建场情况,使我想起了东北局常委、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对发展东北国营农场事业所给予的关怀。新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国营农场——国营通北机械农场(即赵光农场),就是林枫倡导并积极支持办起来的。
    林枫在辽阔的北满原野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他对东北农村情况十分熟悉,所以东北解放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就开始绘制东北农业发展的蓝图了。1947年夏,他满怀热情地支持在北满地区创办国营农场,批示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积极筹办国营通北机械农场。1947年寒冬,通北农场首任场长周光亚率领创业者,来到冰封雪飘的荒原,在伪满开拓团残留的几间徒有四壁、荒草丛生的废墟上,支起小马架,刨冰扒雪,开始了艰苦的建场工作。1948年春,农场初具规模的消息传到哈尔滨,林枫十分高兴。他说:我们应该到那里去看看。5月,他去北满视察,特意在赵光车站(即通北车站)停车两天,听取周光亚汇报、观看农场规模和机具操作。离开时,他深情地对周光亚说:办机械农场是一项新的事业,困难一定很多,可是一定要办好啊!回到哈尔滨,他找东北农业部负责人魏震五谈了观感,并嘱咐多关心通北农场,让它在提高产量和技术方面对广大农民起示范作用。11月东北政委会召开农业工作会议,他提醒说:“机械农场,大家要重视它,各省一定要搞……为将来的农业机械化准备经验。”为了贯彻办好机械农场的指示,东北农业部于1949年春,设立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处,直接经营通北、永安、鹤山、盘山、马三家、北陵等6个农场,并与各省营农场建立了业务统一领导关系。
    1950年秋,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战火蔓延到鸭绿江边,抗美援朝开始了。东北人民政府所在地沈阳,成为支援战争最前沿的后方基地,林枫担负相当繁重的后勤工作。由于工作紧张,林枫和周围的工作人员,不仅白天连轴转,晚上也难正常休息。他和大家一样,身体熬瘦了,眼睛熬红了。就在这样紧张的时候,12月中旬,东北公营农场管理处的干部请林枫为《机农简报》题词。我真不愿为这样的事情再去分散他的精力。但林枫一向重视来自基层的意见,特别是他对国营农场的特殊关怀,又使我不敢擅自作主。于是我利用休息时间提起这件事,不料他毫不犹豫,欣然提笔写下了:“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为农业机械化准备有利条件而奋斗”。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在我的记忆中已渐模糊。当我从农场总局史志办的干部那里看到这一题词的复印件时,顿觉感慨万分。林枫惨遭“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不幸逝世也几十年了。而如今遍布在东北原野上的国营农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他却再也看不到了。这苍劲有力的题词,将作为他首创我国国营农场事业的有力见证,是永不应消失的。
    创办机械化国营农场,在新中国毕竟还是一项新的事业。初创时期,由于管理经验缺乏、技术水平低、农机具不配套、油料进口价格高于农产品出口价格等原因,曾出现成本高、产量低、损失多、浪费大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1952年1月,林枫命我和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两位干部到通北农场了解情况。当时,正值“三反”运动高潮,“打虎”之声遍及各个角落。我们到农场不久,农业部又委托我们代行工作组的职权,指导农场的“三反”运动。由于我们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加之受“打虎指标”的压力,为了“敲山震虎”,较多地听取了一些人的意见,把浪费问题看得过重,甚至怀疑在这远离领导机关的“深山老林”,一定会是“老虎”出没之地。1月底,我回沈阳向林枫汇报,他当即提醒我,面对一大堆复杂情况,一定要冷静,不要头脑发热。并说,办好机械农场,不是容易的事。创办初期出现一些问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对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不要事事都拔高,硬往“老虎”身上靠。林枫这些中肯指示,对于我们确是一副非常及时的清凉剂。尽管已做了这样明确的指示,但他还是不放心。就在我们返回农场不久,北满大地依旧冰封雪盖,他冒着-30℃的严寒,再次到通北农场。这次他在农场干部会上开始讲的几句话,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今天,我要反其意而用之。同志们战斗在人烟稀少的北大荒,生活很艰苦,也可以说是很穷,可是有人关心你们,这次我们就是特意来看望你们的,这也可以叫做“穷在深山有远亲” 吧!这些话让人觉得热乎乎的。特别是出自一个东北局常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口,就更加重了它的份量。它像隆冬季节飘来的和煦春风那样的沁人肺腑,暖人心田,给农场广大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林枫这次到通北,是为了深入第一线了解情况,为即将召开的东北局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做准备。他在农场听汇报、开座谈会。对总结经验,进一步办好农场,特别是运动生产两不误,认真搞好春耕等问题都做了明确指示。回沈阳后,他又和东北农业部领导商量,决定对东北地区国营农场做较大调整,把东北军区的几个解放农场和几个较大的国营农场合并(如解放二团的香兰农场和通北农场合并),加强领导骨干,充实技术力量,使东北国营农场走上了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
    1952年5月,我离开通北返回沈阳,把几个月来了解的情况向林枫详细汇报。他听后感觉摸得还不透,除了请东北局农委和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的同志继续调查研究外,6月初又找我谈。他说:前一段摸存在的问题较多,对如何办好农场研究不够,应该到关内办得较好的农场去看一看。通过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局长张省三的安排,我到北京通县双桥农场、南苑五里店农场和冀东芦台农场参观学习一个多月,并听取了张省三等人的意见。回沈阳后,我又向林枫详细汇报,他听得很认真,很仔细。
    1952年9月,经过半年多调查研究,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后,林枫主持召开了东北局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东北地区29个机械农场的场长,几个较大农场的政工、财务、技术人员,各省委农委的负责人,各省农业厅长以及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的有关干部共120多人。从9月8日到20日,会议历时13天。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对国营农场的性质、任务以及工作缺点,都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办好国营农场的信心。在大会总结报告中,林枫肯定国营农场创办5年来的成绩,分析产生缺点的原因,针对实际情况和问题,就国营农场的任务、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改进政治工作和领导作风等问题,做了重要阐述。最后,他鼓励大家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缺点,不断把国营农场事业推向前进。会后东北局专门发了《关于加强国营农场工作的决定》。为了加强对国营农场的领导,东北人民政府决定由东北农业部副部长魏震五兼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长驻哈尔滨具体指导工作。
    从1952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林枫亲自关怀的通北国营农场(即赵光农场),已成为全国农垦系统中历史久、规模大、机械化程度高的农场之一。作为一段历史来总结,在国营农场发展的初级阶段,东北局的这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林枫对于国营农场事业的关怀,在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它不可磨灭的、光辉的一页。
    从1927年林枫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历史倏忽间已经过去整整80年。林枫,这位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受林彪、康生、“四人帮”残酷迫害,含冤辞世也已经整整30年了。他在五十年革命生涯中所表现出的坚强党性,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顾全大局的高贵品德和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是我们永远难以忘怀的。2006年是林枫同志诞辰100周年,2007年是他过世30周年,写下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就是为了告诉后来者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曾有过这样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作者:1924年出生,山西洪洞县人。上世纪30年代中至50年代末,曾先后任彭真、林枫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任东北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教育部普教司副司长、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副组长,中央彭真传纪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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