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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传略--第十章面对史无前例的灾难(二)

发布日期:2015-09-29 14:44    来源:《林枫传略》    作者:穆欣
 作者 穆欣
大墙里面的搏斗
    1968年3月30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林枫的迫害升级,由北京卫戍区将他逮捕送进秦城监狱。
    从这年年初开始,对林枫的迫害步步紧逼,康生一伙不断罗织新的罪名,加紧栽赃陷害。1月9日,康生对“林枫专案组”工作进展不快深表不满,说“林枫是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人,在国民党里到处跑”,除了“假党员”外,还有什么问题,要赶紧“做出结论”。3月12日,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又传达康生办公室的几次电话“指示”,诬陷林枫的“重点是里通外国问题”。他被关进秦城监狱以后,康生召集中央八个专案组组长说:“林枫最重要的是刘少奇的问题。林枫是刘少奇的秘书,是最亲近的人”,“反对林枫的斗争是同反对刘少奇的斗争分不开的。”“中央八个专案,每个专案都要以刘(少奇)这个总头子来抓问题。”要“重点突破”“彭真、安子文、林枫同刘少奇的关系,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关系。”康生又在3、4月间,多次批评“林枫专案组”“右倾”。在康生直接指挥下,这个专案组捏造了林枫保存刘少奇“四万块钱特务经费问题”等一大堆“罪行”,必欲将其置于死地。
    从1968年3月到1972 年 8月,林枫被关在秦城监狱的五个年头中,党校材料组配合中央“林枫专案组”,不顾林枫被打病残,连续围攻逼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诬陷迫害林枫,主要罗织编造了三条罪名:一是诬害他“参与刘少奇勾结国民党的阴谋活动;”二是制造所谓“东北问题”,诬陷林枫“反林总”;三是诬陷他“伪造历史,混入党内”,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用心之狠毒,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
    如前所述,1936年林枫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刘少奇的秘书期间,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小舟受党中央委托前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林枫曾为刘少奇接受王世英关于周小舟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汇报,转递有关谈判材料,传达刘少奇的指示。这些原是觉的正常工作,也是正确的,却被康生指控为“参与刘少奇勾结国民党的阴谋活动”。实际上,在刘少奇 到达平津以前,周小舟同南京方面的谈判就已开始,而且是党中央完全清楚的。——1935年秋,随着日本侵略者同蒋介石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感到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迫于形势有过改善、加强同苏联关系和改善两党关系的要求。当时蒋介石急于同苏联签订军事同盟以应付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令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交涉。蒋介石要改善同社会主义苏联的关系,也必须做出姿态,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当然,他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没有改变的),着手与中共取得联系。因此,蒋介石双管齐下,在苏联和国内同时进行。1935年12月间,他令南京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急返莫斯科,“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俄国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及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代表,曾有相当联系及恳谈。”(邓文仪:《从军报国记》)与此同时,蒋介石令陈立夫打通同我党的关系。陈立派曾养甫具体负责。1935年11月初,曾养甫找到谌小岑(谌在五四运动时是觉悟社社员,和周恩来、邓颖超相识),谌又通过翦伯赞找到吕振羽(吕当时任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 职业大同盟书记),吕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汇报,请示如何处置。市委研究后,决定吕即去南京,探明真相。吕振羽于11月底到达南京,开始和曾养甫会谈。中共北方局对此事很重视,派周小舟于翌年1月前往南京与吕振羽研究谈判的事。周小舟回到北平、天津和北方局研究后,于3月底再次到 南京去,直接和曾养甫谈判。2月初北方局负责人之一王世英离开天津,3月初经西安到达山西前线,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汇报了和南京接触的情况。
    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于1968年9月炮制、并发到全党的一份所谓《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故意弄虚作假,硬将此事诬陷为“勾结”蒋介石、陈立夫等“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的“罪行”。
    1980年 2月29日,党的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中,已将此项“罪状”彻底平反。《决议》写道:
    1936年“勾结”蒋介石、陈立夫等,“阴谋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的问题。刘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于1936 年初派人同南京国民党代表谈判联合抗日,是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的。谈判过程和结果,党中央完全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同蒋介石、陈立夫的阴谋勾结。
    由此可知,江青、康生一伙就此事所加给林枫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狠毒的诬陷。
    1968年3月,“林枫专案组”给康生一个报告说,林枫谈到1936年刘少奇给他一张汇 票,款额四万元,但来源和用途均说不清。
    当时,林枫就此事所写的材料是这样说的:“1936年 8、9月问,刘少奇交一张四万元的汇票,要我取出并保存。何地汇来已记不清楚,取款银行为天津中国银行。四万元取出后,就存在天津中国银行,分为四折,每折一万。存折由郭明秋保存之。”
    本来这已交代得明明白白了。至于“来源和用途均说不清”,在白区秘密工作情况下完全是正 常的。但是一见专案组这份专报,康生就咬定这是“国民党给刘少奇的特务经费。”他说:“不是特务经费,怎么能有四万元呢?咬住林枫,叫他交代这个东西。”唆使案人员对林枫“突击审讯”。在“审讯”中,不仅指名、指事、问供、诱供,还施行罚站、按头、打骂等种种人身折磨,逼迫交代“四万元特务经费的来历和用途”。
    “林枫专案组”将逼供材料上报康生后,康生迫不及待地上报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并亲笔批示:“刘少奇 1936 年到南京投降蒋介石,并 由宋子文给刘少奇四万元活动费,”“材料很重要”,建议“林枫由 卫戍区逮捕送监狱,严加审讯。”——这样,就以“内奸”“特务”罪名,于3月30日将林枫解往秦城监狱关押。
    这个时候,“林枫专案组”又在天津银行档案中查出四张存折卡片,每张卡片一万元。康生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地说:“这是大成绩”,“四万块钱的问题,用了四张卡片,一下子就落实了。”“证明刘少奇1936年到南京同蒋介石勾结。”还说什么:“从口供中找证据,用证据来证实口供。”似乎是他的“一大发明”。
    然而,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后经查明,四张卡片是东北军某师长姨太太的存折。刘少奇 收到的四万元是党中央给他的三万元,汉年给的一万元。康生移花接木,死死抓住“四万元问题”大作文章,其歹毒目的,就是为了要证明有一个“刘少奇叛徒集团”。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罗织的另一罪名,诬陷林枫在东北“反林总”。早在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政变经”的讲话中,曾诬陷林枫在东北工作初期反对他。康生与林彪积极配合,指示中央高级党校造反派头 头 武葆华等人在党校造反,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林枫。康生对武葆华说:“林枫勺问题主要不在党校”,“他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林副主席要召开军队干部座谈会来查清这个问题”,唆使他们就此贴林枫的大字报。
    1966年6月20日,康生对中央党校“文化大革命”作“指示”,当 面对林枫说:“党校要批判杨献珍这条黑线。”“林枫要准备,你在东北反对林彪同志。”8月13日,康生同党校造反派头 头谈话时又说:“林枫主要问题不在党校,他在东北对林总的态度应了解了解。”1967年5月,江青、康生一伙不顾林枫身受重伤,就要“林枫专案组”把林枫在东北“反林总的问题”“重点突破”。“专案组”立即就此对林枫连续进行“审讯”逼供。这年7月,“专案组”将一些诬陷材料上报康生后,康生亲笔修改并报送毛泽东和政治局,以虚构的材料诬陷林枫,欺骗党中央。
面对这些无中生有地中伤陷害,林枫总是坚持原则,坦 然 驳斥。1967年春,当“专案组”就此提出许多问题逼他“招供”时,林枫回答说:这一切,“全是罗织罪名,并无其事。”“在东北我除了跟党中央有联系,其他人无任何联系。”同年8月14日,林枫在一份书面“交代”的材料中写道:“对于林彪不记得说过什么。”
    其实,林枫在东北未曾有过什么“反林彪”的事。如前所述,当时林枫认为林彪这个人有些飞扬跋扈,容不得不同意见。有次在抚顺开会,林枫发言对林彪提出过不同意见,批评过他所表现的骄横作风。
    本来,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同志之间发表不同意见,以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原是所有共产党员 共同享有的权利,是党内生活中的常规现象,历次公布的《党章》里头都有明文规定。不意竟遭林彪如此嫉恨,不但当时对林枫排挤,事隔20年后,还勾结康生、江青一伙,给林枫扣上这顶“在东北反林彪”的帽子加以迫害,进行报复。一位曾在东北工作过的同志说:“有一次红卫兵来找我‘外调’,谈话中,逼我说林枫早年曾反对过‘林副统帅’,对林彪‘拍过桌子’。当时简直不能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从来无人对我说过。可是这又确实是接近真实的。素被一些同志誉为有海量的林枫同志,当年发自义愤,虽非‘拍案而起’,却也在会议桌边质问了林彪。问他为什么只有自己讲话,却不许别人讲出不同意见!这可见林彪欺人太甚,也可见林枫同志至大至刚。这使我想起爱国先烈林少穆(则徐)题辽东盖县海神庙的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干仞,无欲则刚。’林枫同志的高风亮节,将永远活在全党和人民的心中。”①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康生伙同林彪利用“东北问题”,把林枫置于死地的罪恶企图虽然成了泡影,但康生一伙继续迫害林枫,仍然不肯罢休。他们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所谓“历史问题”,诬陷林枫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是“混入党内的内奸”。早在1966年9月,康生就指使党校造反派头头 武葆华 等叫林枫写自传,“限五天内交出来”,并叫“彭真专案组”查阅林枫的档 案,亲自“审阅”枫的自传。康生武断地说:“林枫的历史很复杂,不清楚”,“肯定不是1927 年入党”。“有人说林枫被捕过,在马路上还带宪兵找过人。”指示“林枫专案组”“突破”林枫“什么时候入 党,什么人能证明”和“带特务捕人的特嫌问题”。“专案组”秉承康生的旨意,给林枫戴上了“长期伪造历史,是真国民党,假共产党”的帽子,罗列了需要查清的“九大政治历史问题”,诬陷林枫“是个十分可疑的人物,可能带有特务任务,混人我党,是个内奸”。然后进行“突击审讯”,大搞逼供信。
    事实是,林枫早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就经中央审查,历史清楚,并 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他是天津南开中学党组织和天津市委的联系人,当时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天津各大、中学国民党的活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所以,说林枫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混入党内的内奸”,纯属诬陷。
于所谓林枫“被捕,带宪兵捕人的问题”,据1966 年 9月21日康生的讲话提纲自称:“揭发人是间接知道的,林枫叫老郑,揭发人写成老邓,糟糕的是这个人死了。有一天,我偶然问林枫,你在哪个监牢?林枫说他没被捕过。”这段自白证明,康生对林枫完全是捕风捉影,蓄意栽赃。
木彪、江青、康生一伙就这样无中生有地罗织捏造,天天逼林枫“交代”。但是,不论他们怎样迫害他、催逼他,他始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妄发一言,不含糊一事,严词拒绝对方的一切造谣诬陷,绝口不谈任何不符合实际的话,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后经毛泽东批准解除监禁,病重住 院就医期间,“四人帮”余孽继续逼他承认无中生有的罪名,他愤然拒绝。运动初期,形形色色的“造反联络站”前来“外调”,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打倒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材料。他以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总是如实地讲述被调查者的历史功过。他坚持真理,宁折不弯,没有在逼供压力下伤害过一个同志。一些和林枫“同案”受迫害的同志,在“四人帮”垮台后对林枫的亲属说:“从专案组的审讯、问话中,我们就能知道林枫同志没有说过一句不符合实际的话。”他对自己所遭受的百般折磨,虽心怀极大委屈,体受严重摧残,仍默默忍受。即使对家人也不吐一字,对同志们也丝毫没有流露过。因此,后来 当查证他是怎样受迫害被打伤的情况时,谁也说不清楚,连他家里的人也都说不清楚。因为林枫从未向任何人说过这方面的情况。他在阜外医院治疗期间,许多同志前去看望。他对自己所受的残酷折磨,从来都不提起,没有表现出过任何个人的埋怨情绪。整个十 年浩劫期间,他知道当时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我们党正在受难。他宁受极大的凌辱,以最大克己为党的精神,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态度,不愿意在群众面前 申诉,怕对党有所损害。他身陷图圄,而心怀党的事业,在被“审讯”的时候,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以大局为重”的高风亮节,他自信党是最终能够辨明是非、战胜邪恶、排除一切障碍,让真理重放光辉的。
    谈到林枫这种克己态度的时候,有位同志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共产党人,在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无论受多大折磨和委屈,并无牢骚和不满,这和在取得胜利后仍然谦虚谨慎一样,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这正是高尚的人应有的品德。一切社会不良倾向的发生,都不能只从个人恩怨去理解和评价,它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和条件形成的,重要的是研究它发生的原因,吸取教训,而不是分析个人的得失荣辱。林枫同志所以能很平静,我理解他是把‘文革’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现实对待的,因此完全能够控制个人的感情。”①

本站编辑:姚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