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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传略--第九章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五)

发布日期:2016-08-28 12:54    来源:《林枫传略》    作者:穆欣
 作者 穆欣
在中央党校
    1963年初,林枫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任职时,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于4月1日向中央送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办好党校》的报告,提出在新的形式,易新教育干部,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干部;发扬党的里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帮助他们进一步认识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训练出一批有理论修养,有坚强党性的领导骨干,以适应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需要。《报告》提出学习的目的在于认识客观规律,就是学习理论走向正确的途径,实事求是地研究事物的客观规律,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新问题。这一文件反复强调“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列主义的优良学风;同时注意学员的学习果,特别是思想品质方面的学习和修养,培养具有坚强党性的理人才。总的精神,党校就是要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德才兼备的党的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
    当时中央高级党校设三种班级,一是研究班,是高级干部的读书班,一般是省级以上干部,提倡认真读书,自学为主,每个班选派两名教师进行辅导。二是轮训班,即普通班,训练在职司局级干。三是理论班,培养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干部。林枫到校后,着手举办了一期规模较大的轮训干部的普通班,有学员500多人;他对理论班的工作也抓得很紧,要求很严。他着眼于理论队伍的长远建设工作,有计划地抓了中青年理论干部的培养,形成几层梯队的完整组织体系:对留校工作的学员,他亲自过问、挑选、谈话;每年还派人到全国重点大学挑选优秀毕业生,到党校边工作边学习、提高。同时,又派人在北京挑选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成立了“青训班”。他坚持学习理论和调查研究、参加实际锻炼结合的方针,努力培养一支既懂得马列主义,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队伍。
    他反对关门办党校,反对用党校的高墙和社会、群众隔离开来,反对死读书,读成书呆子。1964年3月20日,林枫对学员谈话时,曾将毛泽东春节谈话精神告诉大家。他说,上个月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他谈到现在学校里的课程多了,要减少一些。课程太多对学生的压力太大,对于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发展不利。毛主席还说现在的考试制度要改,不要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学生搞突然袭击。把他讲的这些意思联系起来考虑,就是说,要求培养成能够独立思考、能够独立工作,有创造性的人。我为什么在这里讲这个问题呢?我看这也涉及我们的学习方法,以及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林枫初到中央高级党校的时候,有些同志景仰他的声望,希望他能够迅速地解决学校存在的问题,包括一些遗 留问题。但他一如既往,主张在抓紧当前工作的前提下“逐步解决”。1963年5月22日,他到校不久,在一次传达中央文件的会上,联系党校的情况讲道:我们党校,有很多同志急于把过去所有的问题都解决。这个意思我很赞成,是好心。有些同志很着急,这我也体谅,但我们要在前进中解决。第一是不能坐下来不前进,光是解决过去的问题;第二是在一天中解决不了。假如时机不成熟就要解决,不但问题解决不了,还要增加问题。本来是10个,解决不好,成了20个,20个成了40个。所以还是在前进中逐渐解决,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解决。这样要快一些。假如解决得不好,一个变成两个就糟糕了,是倒退,倒不如不解决。所有问题都要解决,大的、小的,凡是值得解决的,一定要解决;有的不值得解决的,就不解决。这不能变戏法,解决思想问题、理论问题,如果像变戏法似的一变,那怎么行呢?那就成了魔术家,我们不是魔术家,不能变魔术。
    他说,党内思想不一致,这个问题我们要严肃对待,不能轻率。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不要忙着做结论,有些同志很希望快一点做结论,到底哪一个对。我看不要忙,对一个问题有两个说法不要紧,党中央讲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至少是许可一百家,你两家都不许可,非要一家不可,为什么要那样?太着急了,共产党人哪有这么着急的!共产党人志在天下,你两家争鸣都不许可,哪还能得天下!对待思想问题,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是说服教育。但有时说服不了,还要等待。我们要积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实在说服不了,要等待。当然,有的问题要按照组织决定办事,不能光等待。至于思想问题要慢慢来,或者是你说服我,或者是我说服你,不能打棍子。打棍子也不能解决问题。在我们党校,有些问题不是一天夜里可以解决的,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常常听到讲过去问题、遗 留问题、历史问题。我们拿起来看一看,不值得解决的就算了,只要是值得解决的,事无大小,一定要解决。等 到该解决你的问题时,你说不解决,还不一定呢。总之,要有计划有步骤,先要顾全大局。说到遗 留问题,我也可以告诉同志们,我们在逐步解决,将来怎么通知大家,是另一回事,不要着急,天塌不下来。共产党吃了饭没别的事,就是要解决问题,光吃饭不解决问题就不叫共产党,叫国民党。问题会逐渐解决的,要乐观一些,我们党校的问题,总会有一天都解决。当然,是不是解决以后不出问题了呢?那是唯心主义,总会有问题就是了,解决一批,又来了一批。解决完了,再没有问题了,那就怪了。
    林枫到中央党校工作内,第二年就发生了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对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进行“批判”。这是同当时的形势分不开的,又由于康生这样的“理论权威”管党校工作,党校是不会平静的,。本来是学术上的讨论,却展开了一场政治上的“讨伐”。将对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批判,作为一个重大反党事件处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并且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论,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等等。在康生和陈伯达策划下,1964年 7月在报纸上公开点了杨献珍的名。8月又在《红旗》第16期上发表的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的文章,强加给杨献珍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杨献珍因此被打成反党分子并被撤销了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职务。许多持有与他相同学术观点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也被视作修正主义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林枫对于这个事情心中有数,本不同意在政治上打击杨献珍。但是问题发生在中央党校,他是一校之长,批斗的事情要由他来主持。这时有位老战友去看他,很自然地谈到这个问题。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最后带着无可奈何地神情说:“哲学理论上的问题,应当允许人家讲话,这样才会有进步。理论问题、学术间题本来是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展开讨论的,何必这样从政治上整人家!”关山复回忆说:“1964年秋,我奉调入京,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党组书记、学部副主任。这时,报刊上正是连篇累牍地评论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不料中央做出决定,要安排杨献珍同志作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员。对于中央的决定,我应该认真慎重对待。因此,写信正式请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并得到答复。因为杨献珍同志来自中央党校,我又去向党校校长林枫同志求教。我提出的问题是:中央也未定杨献珍是什么‘分子’,我们如何对待他?这时林枫同志正言厉色地说:没有定什么分子,不是有人说他‘反党’和‘里通外国’吗,这个罪名还轻吗?明显看出林枫同志对杨献珍同志的遭遇是寄于同情的。”①

本站编辑:姚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