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传略--第九章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三）

发布日期：2016-08-28 11:24 来源：《林枫传略》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制定《高教六十条》

20世纪60年代初，林枫主要工作虽已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但他作为中央文教小组的成员，对在教育事业中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仍然十分关切，在研究一些有关的重要问题上耗费了许多精力。

1961年2月4日，林枫在教育部重点高等学校会议上说，总吔看，建国以来教育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我看，概括起来，一是大发展，如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已发展到90多万，今年毕业的大学生是15万，1951年陆定一同志写文章，才说每年给国家输送一万大学生，现在不过十年，增加十多倍；二是新面貌，从政治思想方面看是这样，从科学水平方面看也有个新面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出来的人能够动手。大发展，新面，是最基本的，是“九个指头”。当然还有“一个指头”的问题，还有缺点和错误。我的看法，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这是就总的形势说，在一个学校，一个系，一门课里，就需要具体分析了。可能有“三七开”、“二八开”甚至“对半开”，有的问题可能很严重，要具体分析。

他说，“一个指头”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有人反映，中学的语文有下降趋势，这和大学文科有什么关系？值得研究。有的大学生写封信都写不清楚。学语文要从中学学起。又如，在大学，有的基础课学得不好，底子不厚，提高就有问题。要把基础课搞广一些，底子搞厚一些，这是带根本性的问题。又如有的学校教历史的提法是“以论带史”，只讲理论不要史料，光学一些观点。理论是重要的，但没有资料不行。有的学校讲汉代历史，只讲黄巾起义，不讲三国。前几天看电视，播放戏曲《打金枝》。解说员介绍说，“唐朝有个大官叫郭子代”。把“郭子仪”说成“郭子代”，这不就是文化太低嘛！又如，有的学校在教学中搞“单科独进”，这种办法用于业余教育还可以，但在全日制大学，各科都互有联系，不能这样搞。这些都是与基础有关的问题，值得研究。

他说，现在中央提出巩固提高问题，很适时，很重要。这不仅是改变一个指头问题，而且是要巩固提高问题。巩固提高，就是要我们不要满足于现有的数量，还需提高质量，同时还要准备新的发展，更好地前进。巩固提高的任务很大，发展的任务也不小。如何发展，值得研究。要整顿巩固，要总结经验，要在过去大发展的基础上，总结大发展的经验；同时要总结巩固提高的经验，提出新的巩固提高办法。十年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有很丰富的经验，而且有我国独特的东西。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版权”有争论，我们说是我们的，有人说是他们的，我们不争，也不吹。但也应当看到，要把巩固提高的工作做得很细致，也不那么容易。因此，要像八届九中全会指出的那样，要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同时要实事求是，艰苦奋斗。那种想松劲，想停止下来的想法，是不对头的。

这次会议前后，林枫在高等学校调整工作上，经常考虑如何正确地评价以往的工作，如何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林枫认为，在克服缺点错误的时候，要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陈旧的错误的东西要破，但是，本来应破一寸，你破三寸，破一尺，就不对了。在纠正错误的时候，不要走回头路。工作做到现在，需要格外细致，搞不好会乱。在总的教育方针上，切实做到以教学为中心，全面安排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太多，要减少；总的还要劳动。现在总经验，总有好的。把好东西保留起来，不成功的去掉。但要得个教训：以后怎么办？整个高校如何办？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利于继续前进。

“好像走路，走几步喘了，走慢些。”林枫这样形象的比喻当时的调整工作。他拿走路作比方，认为前进的方向是对的，过分超越了的地方应当后退。本来你是从天安门往西单去，结果走到复兴门了。怎么办？退回到西单就可以了，不应当退到天安门，更不应当退到东单。有一次在同《光明日报》的同志谈话时，他说：我感到，贯彻“八字方针”，有些要退，但要适度。进，打胜仗，队伍容易高兴；退，有问题，弄不好会乱。这种乱还是要设法避免，才对整个事业有利。

这个时候，林枫和陆定一受中央委托，主持和帮助教育部制定《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五十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四十条》）。这三个条例（草案）分别在1961年9月和1963年3月，经中央批准下达试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巩固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中央十分重视这些条例草案的制定。《高教六十条》于1961年6月下旬向中央提交“送审稿”，同年7月，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于北戴河召开会议，对条例草案逐条进行了讨论，并作了修改。9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进行了讨论，正式定稿，并经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于9月15日发布试行。这个条例草案共分十章60条，系统地总结了建国12年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规定了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在制定这个条例草案过程中，遇到某些重要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时，林枫从不轻易表态，而是从调查研究着手，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待形成自己意见后，或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或提供教育郡党组同志参考。

起草《高教六十条》时，对高校领导体制问题，即一长制和党委制的问题，有过较多的争论。1961年春，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林枫亲自带领调查组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调查，广泛听取了校系领导干部和教师的意见，还请教育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有关同志座谈研究，最后形成了改进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具体建议。从1958年以来，有些高校从校到系都实行党委制。在议论中，有的同志不赞成系的党总支部委员会对行政工作起“保证监督作用”，而要保持“领导”的提法。当时因受“左”的思潮影响，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种“左比右好”的说法颇有市场。林枫耐心地说服诱导说：“左，不比右好。右是错的，左也不对。从左边掉下去，从右边掉下去都是一样。不要有左的情绪。”关于总支委会是否领导问题，一个学校就是基层单位，从党内说总支有多大权利？他说，我看，一个党员在群众中都要领导，但不一定要法律保证。不是一个党员就代表党。邓小平同志讲的：党员要靠正确思想、作风，不能靠党票。过去在白区工作，有什么法律保证？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主要靠正确主张、正确作风来起领导作用。有人说，现在规定“总支不领导”想不通。实际上，不是不领导，是看你怎么领导。总支如有强的干部，学校党委也可以给的权限大些，但做不好还不是要被撤职？例如省委是领导机关，但哪些东西自己决定，哪些要由中央决定？都是有个界限的，也不是什么都领导。就是根据中央的指示领导而没有领导好，还是要被撤职。这种事例也不是没有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教育党员好好工作，不左不右，学会正确的领导。更不要把党员搞特殊的人物，站在别人头上是国民党作风。这个问题，最后在《高教六十条》中规定：学校中党的领导，实行党委会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充分发挥校长、校务委员会和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系的党总支委员会对行政工作起保证监督作用。这些规定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完成学校的各项任务，有着重要意义。

1961年10月4日，在教育部召开的《高教六十条》座谈会上，林枫对于这个条例制定的过程和意义，对于以往高等教育工作的评价，以及在贯彻执行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从三个方面作了精辟的讲述，指出在执行时要全面研究。

林枫说，这个条例是12年来，特别是近三年来做的总结，不是空想出来的。它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对整个教育工作都是适用的。贯彻执行这个条例草案，还要做一系列的工作，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不是文件一发，万事大吉。条例在一个学校里如何贯彻执行，要和学校情况相结合。我看有两种情况，一看你是哪类学校，26所直属重点学校，也有各种类型；其次，从工作情况看，各个学校也不相同。解决各种问题，要有个先后缓急，要根据学校做出一个规划。

对于过去教育工作的估计问题，林枫说，有人认为这个条例是纠偏，假如有偏，就应该纠，有毛病就应该治。从教育革命来说，从办教育的几条最重要的原则来说，是没有什么偏可纠的。恰恰是这些方针、原则的指导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政治面貌的改，教育内容的改变，“三脱离”的根本扭转，是几年来根本的成绩。这些必须充分肯定，毫不动摇。我们是要在党的方针原则指导下前进，不是后退。在执行方针上，工作中有缺点、错误，甚至在个别错误到了荒谬的程度，对这些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检查，对缺点错误要改正，要认真地改。要下决心去改，而且要改好。改的结果是党的方针更发展，更提高，经过半年、一年、三年、五年，使教育工作有一个更新的面貌。不去认真地检查、纠正缺点错误，成绩也会受影响。还是“两点论”，成绩是主要的，但也不要回避缺点错误非主要的问题。所以会产生这些缺点错误，重要的原因是没有经验。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全日制高等学校各占多少时间，怎么结合法，1958年曾提出过一、三、八；一、四、七等办法。这次否定了，减少了劳动时间。因为经过三年实践，多数人认识了那样做不行。这次的规定有了幅度，工科、理科、医科情况不同，更具体的解决，还有待于实践。

关于在学校里如何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问题，林枫说，条例中关于领导体制的规定很好，应该很好地贯彻执行。从党内看，把权力集中到党委，总支、支部是监督保证。这样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还是削弱了？大家应该关心。天津大学试行后，效果是好的。试行的结果，证明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过去的办法，党组织负担太重，一是削弱了党的领导，一是使党外人士无事可做，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既然是这样就要改，不能什么事都由党来包办。党的领导并不是什么事都要由党来决定，都是党员去跑腿，也应该要他们的脑筋动起来。不提高党员的领导水平，就不能加强党的领导。不要造成一种习惯，只有党员说话才做决定，党外人士说话都不算数。这是民主作风问题，不应事无巨细都由党委做决定。总的说，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我们应该“当仁不让”。不仅学校里是这样，整个中国都是这样。这一点毫不含糊，绝不动摇，党非领导不可。但是，怎样领导好，要调动学校中所有人的积极性，领导上要把各方面有能力的，有特长的人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同心协力把事情办好。领导者不能靠领导“权”来办事，要靠思想作风、正确的政策和党员模范行为来领导，不能凭党票来领导。领导的实质，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际上。任何一个党员在工作中要起领导作用，要靠他宣传党的政策，靠他的思想作风。如果领导得好，人家不知道你是党员，也可以起领导作用。不仅在党外不能靠党票来领导，在党内也不能靠党票。又要党外的人积极起来，又要按党的方针路线走，难就难在这里。现在重要权力集中在学校党委，是需要的。过去一个时期，是有分散主义倾向的，有些问题应该由党委决定的，支部就决定了，甚至一个党员就决定了，这不是加强党的领导，而是削弱了。党员负责同志的威信，是党给的，不要滥用党的威信。

转过年来，1962年初，林枫有一次在同《光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谈话时，提出要把贯彻《高教六十条》当作重要工作，并讲了师生关系、红与专关系及调整问题。

讲到师生关系，林枫说，学生一定要尊敬老师，向先生学习。老师也要尊重学生。有人说，北京大学学生对教师的态度是：“一年级行礼，二年级点头，三年级微笑，四年级不理。”这样不好。课堂纪律也要整顿，有的学生在课堂发问，问得老师下不了台，也不好。当然，学生可以提问题，师生应当是民主关系。联系到学术讨论，有的地方解决了，有的地方还有问题。学术讨论是需要的，根据党的双百方针，学术上的意见可以自由争鸣。对与不对，展开讨仑，鼓励争鸣。但要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有的地方吧学术讨论搞成政治批判，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甚至有死人的。这样学术讨论的效果也不会好，要非常慎重。

他还就引导学生认真读书谈到红和专的关系。他说，过去把读书说成“白专”，是不对的，应当肯定是错了。白与专没有必然联系。但要注意，毛主席提的是“又红又专”；“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同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还是要这样。只专不红好不好？这个问题要分析一下，不要弄糊涂了。白，我们不赞成。有的老教师，要他们通晓马列主义当然困难，他们愿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好了，就算红了。青年和老年，群众和党员，要求应当不同。还有“老干部”与“老教师”的关系问题。老教授，红难；老干部，专也难了。两下结合起来，培养出又红又专的人，就行了。“六十条”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分开写，是高明的。学自然科学的对红不注意也不行，不要发展到“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牵涉到世界观问题。我们培养专门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也要有些政治觉悟才行。乱拔“白旗”，乱戴“白帽子”不对，但要提倡红，还是要培养又专又红的人才。在报纸上，不要搞片面性。

调整工作还要继续搞。以调整为中心，有些战线要缩短。刘少奇同志说，调整要说真话。只要不泄密，把形势告诉大家。过去办多了，办错了，就认错。为什么撤销？“用不着了”，原来以为对，没看准。在纠正错误的时候，也要防止“丧失信心的鬼”。拿教育工作来说，现在与1958年比，已经有了许多经验。经验是无价之宝。陶醉于成就，总结不起经验；丧失信心，也看不到经验。认真总结，调整后会有个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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