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传略--第九章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二）

发布日期：2016-08-28 11:12 来源：《林枫传略》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做冷静的促进派

林枫到中央工作的十多年，正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一些重要经验。在此期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58至1964年，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这种风气也波及到文化教育领域。当时许多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许多事情“一阵风”，大哄大嗡，忽热忽冷，大起大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这个时候，林枫比较冷静、稳重。他对抑制某些错误倾向的发展，为了纠正错误倾向而进行的调整工作都做出了贡献。当时的教育制度改革有种倾向，学制想尽量缩短。许多人主张将小学到中学的12年学制缩短为9年，热衷于“中小学九年一贯制”。而林枫则对此持保留态度。他认为，教育是一个周期性较长的过程。百年树人，一切应从长远考虑。在“左”倾思想泛滥的情况下，能坚持这种观点是要有胆识的，是难能可贵的。196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准备创办一所八年制的大学，培养高级的医学科研人员。有关同志就此设想向林枫请示，林枫表示支持。他说：“现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主要是缩短学制。在办正规大学的同时，也要办些专科的半工半读学校，迅速培养一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但从长远考虑，我们也要搞几个多学科的高级学府，学制可以长一些，学生人数可以少一些。精心教育，精心培养，造就一批有国际水平的医学科学人才，医学科学院专家多，水平高，不少人有国际影响。你们办这样一个学校还是可以的，有条件的。”1962年，八年制的中国医科大学成立了。——可是，十年浩劫一来，它就首当其冲，被当作“修正主义教育战线的宝塔尖”彻底砸烂了。

这时业余教育也出现了片面追求速度、追求数量和大哄大嗡的倾向。林枫及时提醒领导干部，应当保持冷静头脑，做好引导工作。并且多次强调，教育周期长，业余教育也不例外，必须在保证贡量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安排数量，要有长期打算，决不可急于求成。他曾当众表明，不赞成大哄大嗡，忽热忽冷和贪多求快的作法；主张业余教育要“细水长流，坚持经常”，要边发展边巩固；在安排上要实行“闲时多学，忙时少学”的灵活办法。林枫还向中央作了《关于当前工矿企业职工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报告》，经党中央批转各级党委执行。《报告》提出：工矿企业的职工教育工作，担负着在职工中普及教育和培养干部的任务。必须把普及作为首要任务，边普及，边提高，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职工教育的形式，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该继续以业余教育为主，脱产学习的学校和训练班，应该根据需要与可能适当发展。这个《报告》对职工业余教育的巩固提高和稳步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当时大起大落现象最严重的是农业中学的兴办与刹车。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一阵风，农业中学有大规模的发展；1959年，又是一阵风，全部下马。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引起林枫的注意，曾经为此同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商谈。林枫很清楚，造成这种大起大落的责任并不在教育部，因此并没有责备他们，只是向他们提出，农业中学不要都下马，即使发现其中有什么问题，也应当保留一些作为试点，以便经过试验，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促使这个新生事物能够健康地发展。林枫建议教育部派人到江苏省苏州地区，告诉他们不要让农业中学统统下马，至少保留几所学校作试点。同时建议教育部对这个问题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研究整个农村教育应当如何做才好？

在“大跃进”中，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对于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教材，采取了不适当的“破字当头”和全盘否定的做法，一度出现了学生无课本、教师无教学参考书。1961年初统计，在北京的卜所高等学校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学生没有教材。外地情况更为严重。这年2月，林枫在教育部召开的重点高校会议上谈到教材问题的时候说，教科书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关系很大。办好一个学校除了物质条件外，就是教科书和教师两个条件。最近二三年，大家积极性很高，有编了几十种教科书的。有的学校，有的系，停课编书，编了之后自编自用。这个现象需要改变。不是每个学校门课程都要自己编教材，不要搞什么“献礼”。党的40 周年也不要搞编书来献礼。他主张要集中一点力量，制定一个计划。中小学教科书，也需要统一解决。

这年2月中旬，重点高校会议以后不久，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编写教材问题。会后中央书记处即发出专门指示，要求限期解决教材问题，并委托林枫负责筹划落实。中央的指示要求教材建设分两步走，即先解决教材的有无问题，再逐步提高教材的质量。对原教材本着“未立不破”的原则，采取选、编、借的办法，做到“从无到有，课本到手，每人一册，印刷清楚”；并且要求当年秋季开学时基本实现。林枫为贯彻执行这一指示，亲自做了大量的动员、组织工作，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研究了教材的编写、出版、供应的分工和落实措施；组成了由中央和国务院21个部的副部长参加的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具体领导——文科教材由周扬负责，理工科教材由蒋南翔负责，以保证中央指示的贯彻执行。在林枫主持下，经各部委、各地方和许多学校的同心协力，到 8月份，全国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等科的530多个专业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专业编选出了教材（包括课本、讲义和教学参考书）；中等专业学校的340个专业中的百分之九十编选出了统一的教材，解决了秋季开学所需要的教学用书，基本达到了中央的要求。经过几年的努力，编选出版了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理、工、农、医各科通用教材近3000种，文科教材65种；新编了一套12年制的中小学教材。

林枫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善于运用报纸指导工作，推动教育革命、教学改革工作的发展。在北京出版的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以文教宣传为重点的《光明日报》，经常得到林枫的关注、支持和指点。这个报纸的编辑部，每逢在文教工作的宣传中遇到报社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常向林枫请教。每次他都亲切接待、谆谆诱导，发表深刻的见解。有时他见报纸上的某些报道或评论偏颇欠妥，也都主动向报社打招呼，提醒注意，热情指点，及时地纠正了发生的差错。他不但对教育工作的宣传方针问题经常提出意见，有时还就报纸编辑业务方面的问题给予富有卓识远见的指点。

在“大跃进”期间，举国上下一片热气腾腾的气氛，许多人的头脑发热，忘乎所以，有的领导同志也不容易冷静下来。当时林枫比较清醒，比较稳重。对于当时兴起的职工业余教育，他曾向报社打招呼说：“发动群众，‘一哄而起’比较容易，关键是要经常持久。”

“要强调业余教育经常化，大起大落，时断时续的现象要从根本上改变，要为生产服务，与生产结合。把各方面工作安排好。”有一次谈到高等教育的报道，他说，报纸对于新的东西、奇特作法、突出的东西，在宣传上要注意。抢先、耸人听闻，标题好找文中最生动最突出的东西，把消息本身都歪曲了。报纸标题要朴实，字号不要太大。“放卫星”的东西别干！记者不要去钻虚无缥缈的东西。实际工作、编辑工作的规律性要考虑，要注意报纸的教育作用和舆论的社会影响。学风，文风，报纸的影响很大。

20世纪60年代初期，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教育工作进行整顿的时候，林枫常就高校整顿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对报社编辑部指出宣传报道的方向。1961年初，《光明日报》为高等院校开学写了一篇社论，送请林枫审核。2月22日，他看过这篇社论稿样后告诉报社的同志说：开学社论不能用，里面谈论的事情，都是内部干部开会提出的问题，有过议论，没有结论，公开发表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还会造成混乱。你讲过去劳动多了，现在应该怎么办？......

他说，写社论，要找搞得好的经验，结合消息写，一个个具体问题阐述，免得一般化，不痛不痒。一个个问题讲，可以讲得透。一般讲，说不透。目前不能只是讲大道理，而是从具体问题讲小道理。作文章，要摸几个问题，结合消息一个个地写。认真调查研究，钻研问题，才能宣传得好。有些问题，做到了才说。比方中央要求所有课程都要有教材，下半年能够做到就不错了。目前在报上宣传，学生看到了，就伸出手来要教材，怎么能拿得出？

另一次，他同《光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谈到总结教育工作经验问题，要求报道工作要细致、要具体。他说，高等学校教学的质量到底提高了，降低了？要作具体分析。政治思想提高了，大家的人识是一致的；但是在课程上，“基础课削弱了”的看法比较普遍。目前强调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提高质量。教育工作不能乱吹风，特别在今天。目前有争论的，不是大方针的问题，而是具体方针、改育计划上的问题。我们在北京大学搞调查，很具体，非具体不能解决问题。各种课程，一直算到多少学时，非那么具体不行。要解决具体方针、政策、计划，非具体不行。就是具体解决怎么办？实际上，所有的学校都在解决。工作都在向正确方向发展。总趋势是发现问题了，想解决问题。要教育骨干，过去事情办坏了，除开少数坏分子，多数是好的，以为那么办是对的。纠正不对的东西，不能一棍子打下去，而是要他们提高。这个事相当艰难，几个月还是需要的，基本上把问题搞清楚。有些问题要把政策讲清楚，要教育，少用棍子。领导上要担责任，不挫伤基层干部积极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总结经验，训练干部。

北京大学的骨干，1956年才毕业。不能放松，要检查，使他得到提高，不能一棍子打下去，不能太急。他还特别强调：经常要注意全面，避免片面。

他还向报社提醒，在报纸上发表回忆录、访问记，都要注意。回忆录有些是有意义的，有些是瞎吹，影响不好，对青年起坏作用。

林枫重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执行，多次提醒《光明日报》的同志：报纸要在学术讨论上努力，大有文章可作。只要符合“双百”方针，争鸣起来，蛮有味道。他主张在高等学校里也要推动学术研究，开展学术争鸣，提高师生的学术水平。但又认为在教学改革的问题上，特别是教材需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要将教学改革，编写教材的工作与学术争鸣区别开来。1961年3月2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开展学术讨论，推动教学工作》。这条消息报道华南农学院昆虫教研组讲授的《昆虫生态学》，牵涉到许多理论问题，有不少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目前尚无教科书与参考书。学院党委决定以这门课程为重点，发动全组教师集体备课，都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增添了生态学部分，每隔两周进行一次学术讨论，鼓励不同意见展开热烈争鸣，以此推动教学。其办法是，“每次讨论前，由教研组先对昆虫生态学中的关键性问题和本组教师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提出讨论题目，由大家相互介绍基本资料，分别阅读文献和准备讨论文件，然后进行充分的讨。”林枫看过这篇报道，当天晚上就给《光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消息里面讲到教学改革，编写教材问题。这样的消息如何处理，是个问题。几年来，教材每年都在修改，有的一年改几次，很不稳定。我想，教材的改革要经常做，但是不能总在改，没个完。教材本来就不能年年改。最近摸教材问题，感到有个基本教材，每年作些小改，是可以的；如果年年大改，今年否定去年，明年又否定今年，就不好。教材需要有个稳定。

不久，林枫又讲过：教学改革，要与学术争鸣区别开来。学术争鸣的意见可以天天改，教材就不能天天改，没有区别是不好的。

另一次谈到教材问题时，林枫说，编教材也要“两条腿走路”。下面编书的积极性是好的，但不能随便推广。今后不要停课编书。编书要以教师为主，高年级学生可以参加，一、二、三年级不能参加。要有领导的编。教科书、讲义，新的未编出来以前，旧的不应亥废掉。不能随便破体系，一定要经过试验。大的变动要经过教育部、党中央批准。群众路线是要的，但是不能无领导、无政府地搞。

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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