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教我做好党的交通工作

发布日期：2016-09-05 11:11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成克

成克

1937年“七七事变”时，我是太原工业学校的学生，同学们都想参加抗日救国。日本人轰炸太原后，我们连学校也回不去了。这时各路部队都想吸收知识青年，扩大自己的实力，参加中央军的月薪30元，参加阎锡山晋绥军的月薪20元，参加八路军的没有薪水，只管吃穿。可是我们听说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不给薪水也去。阎锡山的部队处处设卡，有时把青年学生的行李直接拉到他们的驻地。我们许多人宁愿不要行李了，也要参加八路军。就这样，我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学兵队在临汾刘村，那也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驻地。我们先集中训练，由刘少奇、彭雪枫等领导同志给我们上课，不到两个月就被分配到各地去了。我在学兵队入了党。队中的党员不多，我被留在北方局机关，从事党内机要交通工作。我开始想不通，还是想下部队上前线。杨尚昆教育我，党内机要交通工作很重要，就像人体的神经系统，出了问题人体就瘫痪了。

2005年2月，林枫三女儿林耿耿采访原冶金部钢铁学院党委书记成克。

我第一次接受任务，是尚昆同志交给我一份机密急件，要我交给已出发上路的王达成。他是骑马出发的，我步行在后面追。一直追到离石县，见到甘一飞，他告诉我王达成已过了汾离公路了。汾离公路是封锁线，我单身空手是没有办法过去的，只好回去向尚昆同志检讨。尚昆同志安慰我，说你已经尽力了，搞机要交通的人要有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才行。从此我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不怕苦、不怕累，誓死完成任务。后来我才知道，要搞好机要交通工作，光有不怕死的决心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紧密依靠群众，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做不好机要交通工作的。

后来我调到了晋西南区党委，还是搞机要交通，在林枫直接领导下跑交通，主要是跑延安。延安那面是李富春负责，区党委这边是林枫负责。林枫很关心、体贴我们这些交通员。那时候任务多，时间紧，有时刚刚回来顾不上休息又得走，林枫为了让我们多休息一会儿，不让我们去他那儿取文件，都是他自己送过来，而且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本来应该让你多休息两天，可是有急事要办，只能让你再辛苦一趟。我一看首长亲自来，又这么说话，我的劲头就上来了，再苦再累也要完成任务。有一次到了延安，李富春那儿耽搁了两天，到了黄河又遇上涨水不敢过，等了两天水不落更涨。找来几个黄河的船工，让他们看看。其中一个年岁大的工人说，过几天还得涨。最后找来十来个河工一块儿才算把我们送过了河。回来见到了林枫，我老想解释清楚为什么回来晚了。林枫连连说：好了，好了，回来就好了,什么也不要说了，先吃饭。郭明秋正在做饭，做完了饭让我先吃。这次任务我吃了不少苦，首长这么对待我，我的心里可是暖暖的。

1939年过年时总结工作，总结到交通工作，因为这几年完成任务好，交通科的同志颇有些得意。林枫问我们，今后任务，尤其是跑延安的交通，你们有信心没有。大家都说没问题，有一个同志说，闭着眼睛我也能摸到延安去。林枫立刻插话说：交通工作靠的是人民群众，不能靠自己摸，情况复杂还要靠向导带路。大路不能走，平路不能走，走山路、走小路、走近路，还是要靠群众带路。后来为了进一步提高这些同志的认识，专门召开了交通座谈会，林枫亲自参加，又一次教育我们搞交通工作的人：第一条坚韧不拔，不怕苦，不怕累；第二条依靠群众，依靠基层党组织。当时环境好，体会不深刻，后来环境恶化了，才真正体会到林枫教导的依靠人民群众才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呀！

1939年底，全国形势紧张，阎锡山对我们搞摩擦，发动了“晋西事变”。为了团结阎锡山抗战，我们主动撤出晋西南，区党委撤到了晋西北，后来又成立了晋绥分局。晋西南的工作转入地下。我当时任平介县委书记，实际上是在平遥、介休、汾阳和孝义这4个县之间，算边区吧！区党委和主力部队撤走了，我们留下了。

1942年，林枫指示我们要开辟晋西南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虽然过去也有一些关系，但八路军走了，阎锡山搞白色恐怖，一些人被抓了，一些点被毁了，这就需要重建。刚开始我们留下的组织也有一点点武装，但人少，力量小。我们想，不行就武装打开局面。结果敌强我弱，部队被打散了，我还负了伤。有些同志就抱怨，打不赢，脚都站不稳，还建什么交通线呢！但晋西南是延安通向外地的重要通道，到晋察冀、太行山可以通过晋西北；到华中、华南、晋冀鲁豫就必须通过晋西南，不打通不行。武装打不开，我想起了林枫的教导，依靠群众，还是从群众工作开始吧！一开始工作很困难，阎锡山搞白色恐怖，又进行反动宣传，说八路军是外乡人，是过路的，山西的事还得靠“阎长官”，所以群众对我们是敬而远之。我们想要打开局面，就必须从为群众做好事、做具体事入手。我们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抓水利。山西缺水，种地全靠浇水，平介地区有一条汾河，两岸的农民靠抽汾河水上来浇地。水是农民最关心的事了，为了水，你争我抢，经常纠纷、械斗，有时闹出事来还要死人。我们抓水利，成立调解小组，解决小范围的纠纷，组织调解委员会解决大范围的问题。最后又成立了水利委员会，让群众也参加，合理调配用水，照顾大家的利益。这一下不但解决了矛盾，还扩大了灌溉面积，群众可高兴了。阎锡山也有个水利机构，它们只管收水费，不管你用水矛盾。所以我们这第一手就争取、团结了群众。当时日本人宣传什么“东亚共荣”。群众说，什么“东亚共荣”？共产党、八路军才是咱们的贴心人。接着我们又抓粮食调济的事。那一年闹蝗虫，不仅好些人没有饭吃，更严重的是没有种子。没有种子下地，第二年就不会有收成，就会有更多的人闹饥荒，这可是个急人的事。我们又发动群众自救、互救、余粮调济，特别是解决种子问题，有了种子人们就不慌了。许多逃荒的人听说共产党解决了种子问题，又都回来了。群众说：“共产党没有生下我们身，可是救了我们的命呀！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哪有我们这一家人呢！”这两炮打响了，群众可拥护我们了。接着又办第三件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就从土地入手。当时敌占区没有条件搞土改，也不能公开搞减租减息。但平介这个地区人口比较稀少，土地占有不均衡，相差很大，一些人少地、没地，而另一些人占了不少地，但种不了。我们出面做工作，让地多的人捐献，捐献土地给没地的人，就叫爱国捐献，让更多的人吃饱肚子打日本人，也算为抗日立功。土地多的人种不了，穷人多了自己的财产也不安全，加上抗日政府出面，就有人捐献了不少土地，这叫“有国才有家”。他们也想通了，不打走日本人，自己也不太平，更别说土地、财产了。捐点土地也算是花钱买平安吧！再就是组织群众向日本人、向敌人争抢粮食，组织群众挖地洞，建夹壁墙藏粮食。组织群众建立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敌人，暗里为咱们工作，向我们通情报。这些事一做就把群众都发动、团结起来了，交通站、交通线就好建了。交通站就是我们的“堡垒户”，来往交通住宿、吃饭的地方。还有站岗、放哨的，有送情报消息的，一有情况，就有群众吆鸡、叫狗的，就知道敌人来了。群众赶紧先把咱的干部藏起来，有时把藏的粮食都腾出来，藏共产党、八路军的人。两面政权的人也来传递消息。那时在平介地区都是群众主动保护我们过往的干部，这样的例子可多了。我记得有一个干部到了村子里，碰上一个伪政权的人，就问这个干部：“你是谁？从哪里来的？”正好碰上一个小孩子，这孩子就叫这个干部：“舅呀！我妈喊你回去吃饭呢！”他马上明白了，就跟上这小孩子走了。那个伪政权的家伙还追着问，身后的老乡就说了：“哎呀，问甚哩，都是中国人，管甚闲事哩！”那个人就不敢吭声了。那时我们做伪政权人的工作，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一句：好歹都是中国人。一说就都明白了。那时真是做到了：吃饭有人做，住房有人找，停留有岗哨，走路有向导。这样一个一个交通站串起来就是交通线了。当时我在平介边区时就建立了两条交通线，一条是汾阳到介休，一条是文水到平遥，出了我们区就是别的边区的交通线了。

有了这两条交通线可方便多了，许多首长从我们这儿路过过，像薄一波、罗瑞卿、陈赓，还有蔡畅。我还见过孕妇、老人，连残疾人也有，从来没有出过事。有时大队人马路过，我们只派向导，最多的时候过过1000多人、2000人的大队伍，都平平安安的。这正像林枫教导的，有了群众，什么困难都不怕。

我印象最深的是护送刘少奇回延安，正是有广大群众的掩护，才使这次行动有惊无险。1942年深秋，少奇同志从华中回延安，通过晋西南地区，原准备由大部队武装跟着。林枫从临汾撤走以后，晋西南成立了工委，直接受晋绥分局领导，平介县委又受工委领导。工委负责人带上我到沁源县一个山村见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亲切接见了我们。我急着向少奇同志汇报过路的事，路线怎么走，护送怎么安排。少奇同志摆摆手，不听这个。他详细问我在晋中工作多久了，如何做群众工作，群众基础如何？当他知道我就是老交通出身，根据林枫教导，为群众做了几件好事，特别是听了我们抓水利、抓种子调配、抓捐献土地后，特别高兴，不但表扬了我们，还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不要武装护送，跟我走交通线。为了完成护送任务，我们县委事先详尽地研究制定了通过方案、出发时间、停留地点、行军路线、行军队形、谁前谁后、交通工具等，都做了安排。我向少奇汇报了这个方案。少奇同志放心地对我说：“就按你们的办法去办，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定会听你的。”他只留下4个警卫员跟他，其他人都分散出发。临出发时，我请他指示。少奇同志走到大家面前，笑着对我说：“我没有什么指示，从现在开始，我听成克的指挥。”少奇同志这一句话把大家全都逗乐了。

出发后，我们的一个武装交通队远远跟着，不能近了，怕目标大，远远跟着也只能起掩护作用，不能打大仗。第一天晚上到了仁庄，这是我们群众基础很好的一个交通站。刘少奇两口子住一个老乡家，其他人都分散住在别的老乡家。第二天出发，过铁道，群众用自行车带着少奇和随行人员，一个人带一个到了汾河边。过了汾河到了汾离公路，这是敌人的一个封锁线。侦察员回来报告，封锁线敌人活动频繁，还有一二百人埋伏，硬过怕危险，不过吧就会耽误了时间，就错过了和晋西北来接应的部队的会合时间。我正急得不行时，少奇同志说过封锁线是安全第一，过不去就停一晚吧！考虑到这个地区位于边区的边缘，离封锁线太近，不安全，就返回仁庄，少奇同志换了一户老乡家又住了一夜。第二天晋西南工委组织部队在平遥县南边有意暴露自己，和敌人打了一仗，把埋伏在封锁沟里的敌人给吸引走了。我们顺利地过了封锁线。到了康家堡，还没有见到来接应的部队，我们不敢停留，就变换着路线，贴着敌人的据点走，不骑马，不坐车，步行到了山区才与杨秀山的部队会合。任务完成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想起林枫的教导，觉得真是千真万确的道理，是我三生难忘的真理呀！现在不是讲“三个代表”吗？我看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做到了这一条，我们共产党人才有立足之地呀！

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开过后，王震的部队从我们这儿过。他们白天过封锁线，和敌人发生了冲突，部队被打散了。有一位七大代表跟随部队回华中去。这个代表也失踪了。我们发动群众到处搜寻，最后在青纱帐里找到了他。我们后来请他传达七大精神。他说：什么文件也不让带，我是一个工人，文化不高，七大精神也说不上个什么。但毛主席和我说了一句话，我记住了。毛主席让我回去团结群众。看来你们这儿群众真好啊！当然还是你们群众工作做得好。这位代表被找到后，王震的部队已经走了。敌人加强了封锁，他一下也过不去，休息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老乡赶着大车，大白天送他走的。因为他年纪大，好化妆。他还带了一个警卫员。他也不让跟着，说警卫员没有用，在这儿，还是群众管用。就这样，他一直被送到太岳区交给了部队。

解放后，我从山西调到北京重工业部工作。1961、1962年困难时期，吃不饱肚子，中央决定派一些人下地方去抓粮食生产，在中南海开会我去了，见到了刘少奇。他一下子认出我了，说：你也在北京？在什么地方？你也下去？抓不好粮食生产就不要回来了。

60年代支援大西南建设，我又去贵州省任贵阳市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我是刘少奇、林枫的“黑爪牙”，整得我不轻。1976年我给冶金部写信要求回来，被分到钢铁学院当书记，又回到了教育战线。我第一次从山西调到北京，林枫分管教育工作，和我有过几次接触都是工作来往。他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困难之中才见真情呢！1976年我回到北京时，听说林枫住在阜外医院，我想我怎么着也得去看看他，到了医院，医生不让见，说病重。我说非见不可。明秋同志听见有人说山西话，就出来看，说：“哎呀！是成克呀！别人不让见，他可得见见。”林枫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握着手不放。我心里难过得不行。见到老首长，又想起他的教导，我心想，他们这一辈老领导，包括少奇同志，一生都用自己的实践来实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才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呀！

(作者：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机要交通员、晋西南区党委机要交通科科长、平介中心县委书记、汾阳地委书记；建国后任太原市工业部副部长、国家重工业部建筑总局副局长、冶金部教育司副司长、贵阳市委书记、冶金部钢铁学院党委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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