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传--第九章晋绥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四）

发布日期：2016-08-16 12:0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关心群众，联系群众

关向应热爱人民，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时刻注意军民关系和部队的群众纪律，经常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部署。他对劳动人民的热爱，是同对剥削阶级的仇恨相联系的，是同他那对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鲜明的群众观点分不开的。

　　他爱憎分明。提起那些置广大人民于惨境的剥削者，他恨死了他们。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地区新旧势力并存，旧政权和赵承绶等反动军队继续压迫人民。他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对旧派势力又有团结又有斗争。经常教育大家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警惕反动统治者的阴谋暗算。他时常：“对反动派，不要存任何幻想。”当赵承绶的力量还小，装出一副伪善面孔，乞求进步势力帮助他的时候，关向应教诲大家从骨子里看人，揭露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质：“那些家伙吃肥了翻脸就不认人!”果然不久赵承绶就参与发动晋西事变，向新军、八路军武装进攻，欲陷广大抗日人民于血海。党和人民军队因有思想准备，率领人民奋起自卫，终于把赵承绶辈赶出了晋西北。另一方面，他对一切被压迫者，则是由衷的同情;对于劳动人民，具有真诚的热爱。1937年冬天，有一位同志当了县长。关向应见到他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如今的政府，是否还是‘有理无钱莫进来’?”不久又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则问:“旧日农村的老百姓，对催粮要款的狗腿衙役是最害怕，也最痛恨的，现在是否替老百姓除了一大害?”

　　在部队里，关向应时刻注意加强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保持人民军队的传统。他常对干部说，抗战中涌进来许多新战士，他们不了解红军的光荣传统，应该特别加强部队的纪律教育。他还亲自讲授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指战员，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要脱离群众。当部队派工作团帮助地方开展工作，或是有些干部下去到基层工作时，关向应便谆谆告诫他们：下去组织老百姓，训练自卫队，千万不能抱着去教训老百姓的观点，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不要让群众讨厌，不要侵犯老百姓的利益。

　　每次部队作战，他都非常注意部队的群众纪律，指战员对老百姓的态度，就连很细小的事情也不放过。1938年底东进冀中的路上，有一天部队宿营在铁路边的一个村庄里。师部供给科长拿了房东的一个瓷盆儿，准备洗脚。关向应看见了，马上制止他：“这里是游击区，常受敌人的烧杀破坏，人家好不容易保存下一个盆子，你给洗了脚，他们就不能用了，还是送回去!”这事给这位干部很大的启发，以后每次接触群众的时候，总要先考虑一下是否侵犯群众的利用。1940年师司令部驻在兴县李家湾。关向应住在老乡家里，正好对面的一间房里安了一盘石磨。从早到晚，老乡不停地来推磨，“嗡嗡嗡”的响声不断，经常影响他的工作和休息。警卫员多次向关向应请示，要想法动员老乡把石磨移到别处去。他坚决不同意，而且耐心地对警卫员讲解部队群众纪律的重要性，有一天中午，村民李成海正在那间房子里磨辣椒面，辣味一直冲出房子。院中哨兵被呛得不舒服，要求老乡把磨房门关上，老乡不干，两人争吵起来。关向应听见，就对卫兵严肃地批评说：“你站子院里还怕呛，人家还在房子里，不比你呛的厉害么?你应当处处为群众着想，才是一个革命的好军人。”卫兵很惭愧地认错，又向老乡道歉，平息了这场风波。刘成海深为感动地说：“国民党军队打人骂人，八路军和和气气。战士错了，首长还叫给咱赔礼。关政委真是个好人。”这年夏季反“扫荡”中，二十里铺战斗以前，部队在兴县城南奥家滩一带夜行军，踩坏了老乡的庄稼。关向应知道了，一面批评部队，同时派人调查后，拿钱赔偿农民的损失战斗结束的时候，有的部队动员老乡的牛驮粮，给关向应碰见了，他便让老乡把粮食卸在司令部里，并亲切地安慰老乡，请他们拉牛回去。然后他把部分负责同志叫来进行批评，责令他派部队自己背运粮食。有一次，司令部在蔡家崖的时候，关向应遇到一个部队干部没有经过地方政府，自己直接动员担架抬伤员，对群众态度粗暴，便带那个干部一起回到司令部们，教育他注意群众纪律，尊重地方政府，还写信给他所在部队负责人，要他们继续对他进行教育。1941年，在岢岚作战时，一些干部违反了群众纪律。战斗结束后，关向应在总结会上痛心地指出，有些干部在战斗中违反群众纪律。他引咎自责，使很多到会的人感动得流了泪。

　　部队行军每一个地方，关向应都督促部队抓紧和地方党政部门取得联系，搞好和地方上的团结，并且派出干部调查社会情况。他也经常和群众坐在一起交谈，关心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意见。因为他对群众谦虚和气，态度亲切，群众都把他当成亲人。驻地群众不分老少都爱同他接近，喜欢对他讲心里话每当战争的间隙时间，常见他在百忙中冲口到田野里和老农民谈话。

　　和在红军时代一样，关向应热爱部队的战士。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深深地留在广大指战员的记忆里。当年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的战士刘元魁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关向应政委，就觉得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1938年12月，贺师长、关政委率领三五八由晋西北挺进冀中，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时，部队在机动部盂县上社镇过1939年元旦。部队休息了几天，元旦晚上，师部召开元旦晚会，战斗剧社演戏。我们七一六团距师部很近，参加了晚会。晚会开始时，由关向应讲话。在我想象中，师政委一定是穿着笔挺的，可他一出台，我觉得他和我们普通战士没有多大差别。都是粗布棉衣，不同的是他的棉裤是马裤式的。他脚穿布鞋、布袜、腰里扎着皮带，配一左轮手枪。关政委讲完话后，到前排席地而坐，正好在我们连的前面，我正坐在关政委的后面。戏未开演，关政委回过头来，看我个子很小，身体也单薄，就问我：‘小同志，你多大了?’我说：‘17岁。’他又问：‘你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作了回答后，他又问：‘你为什么要当兵?’我说为了打日本鬼子。他又问：‘你打过日本鬼子吗?’我说打过。他又问：‘在什么地方打过?’我说，在神池虎北村、雁门关打日本汽车......关政委说：‘你还不简单呢!’接着又问：‘这次要你们离开山西，你不怕吗?’我说：‘不怕，穷人带哪里都是一样!’他说：‘对!好好干吧，打倒日本鬼子穷人好翻身。’”过了一年多，这位战士已经调到旅部作警卫员。有一天，他随旅政委到师部开会，晚上睡觉时，发现忘了带来旅政委垫的毛毯和床单。旅政委正在同关政委谈话，他跑去报告说，要回旅部取垫毯，挨了旅政委的批评。关向应说：“不要回去取了，和我垫一个毛毯睡吧!”说着，注视着他，停了一下说：“我们好像见过面?”这位警卫员立正敬了个礼说：“前年元旦在盂县上社镇见过政委。”关向应高兴地说：“哦，你长高了，身体也比那时好了，我们还是老熟人呢。你要好好照顾你们政委，今后做事细心点。”从那以后，他再到师部去，关向应见到他，总跟他打招呼，有时还问这问那。

　　关向应处处关心群体，体贴入微，但对自己的生活却是马马虎虎，从不讲究，始终过着“普通一兵”的生活，他的身体不好，又格外劳累，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心疼，常想设法照顾他，他总是婉言谢绝。部队开往冀中时，有一天行军到达杨秀镇，炊事员给他煮了两碗大米饭，关向应就是不吃。他说：“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大家都吃的是小米，我不应当一个人特殊。”结果还是把这两碗大米饭给大家分着吃了。他就是这样，在晋西北和大家一样吃黑豆，行军路上和大家一样吃小米，真正做到了与群众同呼吸，共甘苦。

　　从冀中回来，师部住在兴县城郊李家湾。人们看到，在他居住的房间里面，除了一铺炕、一张桌、一把椅和一个洗脸架外，别无它物。马丹同关向应在1938年接管后，关向应总在前方南征北战，马丹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牛郎织女”，经常被战火相隔两处，难以见面。这次关向应从冀中回来，5月初马丹从延安回到兴县，才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团聚。马丹的记述如下：

　　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发现他工作认真细致，生活艰苦朴素。每天早晨和上午，多喝师长、参谋长在上房厅里共同看电报和文件，下午他们则分别外出了。晚上10点以后回房来，还要看电报和文件。看的时候总要哟个红铅笔画线和加批，第二天很早又起来，我总是看不见他睡着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每天四五点钟必须醒来，醒来后就要思考白天的工作和问题，已经形成了习惯。他用的被子，还是土地革命时期在苏区分得一条黑斜纹布套着的旧丝绵被，已经板结了。他没有枕头，只有一个用灰布包着换洗衣服的包袱当作代用品。虽然那是战争环境，晋西北处在日寇三面包围之中，有的人也能从敌占区太原等城市购得好的被褥，或从战利品中也可取得这些东西，但他从不考虑这些。他穿的衬衣衬裤，都是灰色或草绿色的士兵服。我问他：‘为什么不领几件白细布的衬衣穿?’他却说：‘那种衣服小鬼洗起来多难洗呀!’他就是这样处处关心和体贴他的勤务员和警卫员。我一回到师部，他就吩咐我：‘你住在这里要尊重他们，你要知道他们内心是不喜欢侍候首长老婆的。早晚洗脸水要自己动手到厨房去取，不要等着他们给你送来，不要使唤他们。有的人不注意这些，就遭人背后议论，我们要注意影响。’有时早晨我若是睡着起不来时，他总是催我起来去厨房打水。他的身体很瘦弱，但是他从不关心自己，从没见过他去卫生部看过病。一次我劝他去检查一下身体是否有肺病，他反而很有信心地说：‘我不会有肺病的，在延安的时候，有个医生怀疑我有肺病，被我批评了。’其实那个医生怀疑是对的，如果那时就发现他有肺病，注意休息治疗，他不会那样早就离开人世的。

　　“在谈到我今后的工作时，他总是要考虑我的独立性。他说：‘师长和林枫同志都要把你留在师部工作，我考虑你性格坚强，有独立工作能力，我愿意让你独立发展，不要迁就我而妨碍了你的发展。我已经要求党委将你仍分配回地方工作。’于是我1940年5月底被分配到兴县妇女救国会工作。临离师部前几天，他嘱咐我：‘师长和我是亲密的战友，他一贯很关心我，听说你要回地方工作，怕你来回路远，想给你一匹马，如果他真的要给你，你应坚决不要。我是反动夫荣妻贵的封建思想，你不要有这种特殊，要凭自己的能力取得应有的待遇。’此后，无论我的工作单位离他有多远，无论是奇偶白天或黄昏，我都是用两条腿带着一根打狼棍走回师部其看他;他也从来没有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警卫员来看过我。我们这种朴实得与普通人一样夫妻关系，在当时一二〇师和地方干部中留下了好影响。”

　　关向应和马丹结婚和他们共同生活的情景，也表现出这种严于律己、质朴无华的性格。马丹记述：“1938年10月10日，我和向应同志在延安结婚了，仪式非常简单，只在城里一间小馆子里请了一桌客，客人都是和我一个地方工作的同志，首长和军队干部都没有参加。因为那个时候，党中央正忙着乔儿沟党校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当时我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所长为我们腾出一间小房子作了我们的新房，被子还是我从前方前方带来的，招待所只为我们加了一床白粗布的新棉被。第二天一早，他就回党校开会去了，不久，我进党校学习，和他在这里同住了几天，会开完后，他又急着回抗战前线的晋西北。临行前，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从感情上讲，我这次很想带你回前方的，但为了你的前途，你需要好好学习。你是党的干部，我不能只把你看成我的妻子，我们只好暂时别离了，你同意吗?’停了一会，他像是想起什么，接着又说：‘这次回去可能还要去比晋西北更远更艰苦的地方。我是经过战争锻炼的，你不用担心，你在后方要多自尊重，不要给我任何刺激。’我当时确有些想跟他一同回去，听了他这番话后，我只好忍泪和他告别了。送别上路，他还再三嘱咐我：‘有了困难可以找某某同志，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尊重他的意见，在延安度过了一年半的学习生活。1939年他和贺龙师长转战于冀中和晋察冀边区，我则由中央党校进入马列学院。这个时期平均每月都有信给我，鼓励我教育我要安心学习和团结好同志，不要有任何特殊思想。他每封信写得不长，但字写的大而工整，言语简洁而无废话。他信中的深情厚意，我那是还体会不深，总嫌他写得太少，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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