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关向应传--第二章走上革命道路(二)

发布日期:2016-07-15 16:40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穆欣
 作者 穆欣
到苏联留学
    1924年秋,中共中央派关向应前往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他动身赴苏的前夕,给在家乡的叔父关成羽、关成顺写了一封长信,告知将要到苏联去学习的好消息,述说他来上海以后的思想变化,表明自己参加革命,报效祖国,献身人民事业的宏伟抱负:
    谕书敬读矣。寄家中的信之可疑耶?固不待言,在侄写信时已料及家中必为之疑异,怎奈以事所迫,不得不然呵。侄之入上海大学之事,乃系确实,至于经济问题,在未离连以前,已归定矣,焉能一直冒昧?当侄之抵沪为5月中旬,6月1日校中即放暑假,况且侄之至沪,虽系读书,还有一半的工作,暑假之不能住宿舍耶,可明了矣。至于暑假所住之处,乃系一机关,尤其是秘密机关,故不能恣意往还信件,所谓住址未定,乃不得已耳。
   至侄之一切行迹,叔父可知一二,故不赘述。在此暑假中,除工作外,百方谋划,始得官费赴俄留学,此亦幸事耶。侄此次之去俄,意定6年返国,在俄纯读书4年,以涵养学识之不足,余 2 年,则作实际练习,入赤俄军队中,实际练习军事学识,至不能绕道归家一视,此亦憾事。奈事系团体,同行者四五人,故不能如一人之自由也。遂同乘船车北上,及至奉天、哈尔滨……等处,必继续与家中去,抵俄后若通信便利,当必时时报告状况,以释家中之念。
   侄此次之出也,族中邻里冷言嘲词,16世纪以前的人,所不能免的。家中之忧愤,亦意中事,“儿行千里母担忧”之措词,形容父母之念儿女之情,至矣尽矣。非侄之不能领略斯意,以慰父母之暮年,而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
  以上的话并非精神病者之言,久处于(按:原信此处抹去约22 字,旁批:“这一段不能明写,领会吧!”)出外后之回想,真不堪言矣。周围的空气,俱是侵略色彩,黯淡而无光的,所见之一切事情,无异如坐井观天。最不堪言的事,叔父是知道的,就是:教育的黑暗,竟将我堂堂中华大好子弟,牺牲于无辜之下,言之痛心疾首!以上是根据侄所受之教育,来与内地人比较的观察,所发的慨语!叔父是久历教育界的,并深痛我乡教育之失败,也曾来视察过,当不至以侄言为过吧。
    临了,还要敬告于叔父之前者,即是:侄现在已彻底的觉悟了,然侄之所谓之觉悟,并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谈恋爱、讲浪漫主义的……是有主义的,有革命精神的。                                                                                                            
  1924年,关向应赴苏联学习前,给在家乡的叔父关成羽、关成顺写了一封6页纸的长信。图为该信的第1页和第6页。
    关向应寄出这封表示自己参加革命决心的长信后,就和同行的几个同志离开上海,乘船先到大连,转乘火车经由 奉天、哈尔滨、满洲里进入苏联国境。经过穿越西伯利亚的漫漫长途,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在年底到达莫斯科,即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大学旧址
    关向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时,学校生活仍然是艰苦的。但他也像其他初到苏联的中国青年一样,亲眼看到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一切,感到什么都是好的,都很新奇。生活虽苦,精神愉快。他在校中刻苦学习革命理论,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1925年1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关向应未能完成原定在苏俄学习6 年的计划,只在东方大学读了半年多。“读书四年”的计划未能实现,“入赤俄军队中,实际练习军事学识”的计划更变成了泡影。1925年5月30日,由于英国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爆发了迅速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掀起的爱国反帝风暴,掀起了中国的大革命高潮。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急需大批的革命干部领导群众斗争。中共中央决定从留苏人员中调回一批干部。五卅运动开始不久,关向应便中断了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离开苏联回国参加斗争。
“五卅”风暴中回国
     关向应回到上海后,被分配到沪东区青年团部委工作。1925年6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的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关向应在工作中深人群众,认真细致,身处繁华的大都市,仍旧保持勤俭朴实的劳动人民本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上海,他当过做饭的大师傅,卖过报纸,忍饥受寒,把挣来的钱交给党组织,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他生活十分艰苦,一年四季足有8个月穿着一件旧夹袍,外罩一件蓝布大褂,他态度和蔼、平等侍人的作风和坚持原则、认真负责的精神,给大家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925年6月,关向应从苏联奉调回国,在上海沪东区团部委从事青年团工作。图为沪东区团部委旧址。   
    当时刚从四川来到上海,首次见到关向应的女共青团员李伯钊说:
   “1925年冬,我怀着进上海大学学习的希望,从重庆到了上海。一个同志领着我去见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我心里忐忑不安,怀着与小学生拜见师长差不多的心情。在闸北XX里的一个前楼上,我第一次看见了关向应同志。仿佛记得当时他穿一件旧夹袍,罩着宽大的蓝布长衫,个子不顶高,满头黑发,一对精明深邃的眼睛炯炯闪光。进来出去的同志们,都亲热的呼他为‘小关’。他极自然的和每个同志交谈,讨论工作,不见一些儿焦躁,总是先听请示工作的同志说完一席话,他才扼要而中肯地解决对方所提出的问题。在各个不同的脸上,都带着一副满足的表情而离开他。轮到和我谈话了,更觉得和蔼可亲,我心里的不安完全打消了。我直截了当就告诉他我来上海的目的。他静静的思索了一会说:
   “‘进上海大学好呢?还是参加工作?’
   “‘工作?’我茫然不知所措了。
   “‘到工人区域去走走,比进学校有意思!’
   “‘我不会!……’我莫名其妙地挤出一句这样的话来。他笑了。
   “‘不要紧!学习学习就会了,到浦东去办工人夜校,教工人唱歌识字,这件工作有很大的意义。’
   “我犹豫不决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来了。他轻声和领我去的同志交谈了一会,回转头来向着我:‘去试试看,如果不习惯再回来住上大。’
   “我答应了,因为简单服从组织分配的道理我是了解的。但是,他更深厚的意思,要我跳出学校圈子,到工人群众中去锻炼,去学习,改造自己,我何尝领悟了呢!直到 1 926 年春上,要求进上海大学的思想,还在我脑子里作祟。我常常把工人夜校工作的困难,说的更多更大,甚至把不懂上海话,每星期六从浦东过渡到上海来开会,受船夫敲竹杠的事,都作为理由提出,要求调动工作。他屡次耐心地说服我,称赞我的极微小的工作成绩;最后,他又设法调我到曹家渡周家桥去办工人夜校校,减除我每星期过渡遭遇的困难。不过他始终是坚持着要我在工人群众中工作,锻炼我,拒绝我进学校的要求。……我不能忘记他是如何耐心正确的培养着青年革命同志啊 !”①
   ①  李伯钊:《回忆关向应同志》。载1946年7月29日延安《解放日报》。
   
1、《关向应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出版
2、照片为本站所加,均选自《纪念关向应》大连史志办公室编 大连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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