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我所知道的关向应

发布日期:2016-07-05 12:04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名人传记
关向应的小叔、同学、好友关成顺口述
 关向应,1902年9月10日出生在辽宁省金县(今属大连市金州区)大关家屯(现隶属向应镇)一户满族穷苦家庭。关向应有个本家叔叔叫关成顺,虽然是叔叔,但比他还小两岁,所以关向应叫他小叔。两家是近邻,他与小叔从小学到公学堂都是同班同学,又是好友。关向应参加工作后,给家里写信,都是直接写给关成顺,再由关成顺念给他父亲听。关向应和他家里那些事,关成顺全了解。
少年时期的关向应
  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笔者被临时借调到关向应纪念馆。那年关成顺六十多岁,常年有病不能干活,笔者就邀请他在身体许可时来坐坐。他很愿意,几乎每天都来,他一来就和笔者唠关向应的事。
  关向应的爷爷叫关文丰,一天书也没念,一个大字也不识,年轻时体弱多病,庄稼活干不了多少,到四十多岁了,老婆车氏还没有生儿育女,他就把弟弟的儿子关成贵过继过来。他为关成贵操办完婚事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关向应父亲关成贵
  到20世纪20年代,关成贵家只有两亩地,好年头能打三四百斤粮,但也不够一家人吃两个月,幸亏关成贵还会织布的手艺,农闲时,他整天在外边织布,村里人都叫他关布匠。
  关向应是家中的长子,他还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小名叫喜麟子,大名叫关致祥,关向应是他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
在大连《泰东日报》社工作时的关向应
  关向应在大连商业科毕业后,好几家日本机关要他去,他都拒绝了,而是去了中国人办的《泰东日报》社。他很少回家。父亲为了拴住他,就托人为他提亲。关成顺记得那是他去上海参加革命的前一年,也就是1923年春节的事儿。当时关向应回家过年,他父亲请人看了日子,定在阴历三月初六结婚。他临走的时候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叫他提前几天回来准备结婚。起初他不同意,气得他父亲把他骂了一顿,说这事由不得他,婚姻大事得由父母做主。他母亲也说,这次你就听你爹的吧,到时候一定要回来。关向应也不吭声。
  临走的时候他让关成顺送送他,在路上他对关成顺说,小叔,这事我不能听我爹的,我根本就不同意这桩婚事,不想一辈子在家里。
  关成顺反问了他一句,你现在也没在家里,不是在大连吗?你想上哪儿去?
  关向应说,大连也不是我久待的地方,所以你要帮我劝劝我爹,要他放弃这桩婚事,我不能欺骗人家姑娘,那是不道德的。
  关向应是个志存高远的人,他不想被婚姻拴住。三月初六这天,他根本没有回家,气得他爹直蹦,第二天差关成顺去大连,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关成顺到大连一看,他可真忙,白天在报社排版,看机器印刷报纸,然后分拣和发行,晚上他还要学习。那天晚上关向应领关成顺到报社的后院上工人夜校。不一会儿来了个留短发戴眼镜的年轻女人。他对关成顺说,这个人叫石三一,是这个夜校的先生,她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她可有学问了,她讲的全是些进步的新知识,你要好好听听,不懂的还可以问,你也可以发表意见。
  听完课回到宿舍,关向应和关成顺没有立即睡觉,关向应很兴奋地说,做人就要做三一先生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再当亡国奴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救国救民是我唯一的志向。你这次来的目的我知道,一定是奉我爹之命,要把我领回去,这是不可能的,我爹是想用婚姻把我拴住,我认定的事情决不能半途而废。停几天,我要到铁岭去办报,这也可以断了我爹让我回家结婚的念头。
  “那你这个婚就要逃到底了?”关成顺问他。
  “我只能这样了。”他答道。
  “那我怎么向你爹交代?”关成顺反问。
  他说:“我爹这个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是很难说服的。但是我又不能向他投降,我不是不孝顺,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你就撒个谎吧,就说这次来没有看见我,就说我上铁岭去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在这里只能说一声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关向应在铁岭办了一段时间的报,后来又回到大连,第二年4月,他回了一趟家。这时关成顺有病,卧床不起。关向应去看了他,并对他说,这次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要去上海。
  “去干什么?”关成顺问他。
  “闹革命!”他的回答很干脆。
  他接着又说,我们不能老是这样受压迫受剥削,劳苦大众一定要团结起来,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他对关成顺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并且还送他两本书,一本是《新青年》,另一本是《向导》。这两本书现在都在关向应纪念馆里陈列着。
  临走时关成顺问他:“你父亲对你逃婚的事发没发脾气?”
  他说:“发了一通,现在还没消气。我对他们说了,幸亏那时我没听你们的话,要不然,这几年人家不跟你们要人吗?我这次走了,可能是十年八年不回来,也可能是一辈子不回来,你们怎么办?她不就成你们的负担了吗?我想他们慢慢会明白的。”
  这以后关成顺才知道,那年的3月份,共产党人李震赢来大连,发展关向应为共青团员,4月份,李震赢回上海,他跟着去了。
  关向应到了上海,给关成顺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但关成顺几乎都能背下来。他给笔者背了其中一段:“侄此次出也,族中邻里之冷言嘲语,16世纪以前的人,所不能免的,家中忧忿,亦意中事。‘儿行千里母担忧’ 之措辞,形容父母之念,儿女之情,至矣尽矣!非侄之不能领略斯意,以慰父母之暮年,而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意,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这封信现也陈列在关向应纪念馆的展柜里。
  对此,笔者感慨地对关成顺说:“你真不容易,这封信是镇馆之宝。这封信是关向应留在世上的唯一的真迹。”
  第二年4月末,关向应的父亲让关成顺去上海看看他,并嘱咐关成顺最好把他找回来。关成顺在大连码头乘的船,“五一”那天到的上海,一下船就看到大街上有举小旗喊口号的游行队伍。他找到关向应住的地方。可关向应已于年初去苏联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
  关成顺在上海待了五天,一个姓杨的同志领他去逛了外滩等一些地方,临走时,他们几个同志劝他留在上海跟他们一起干。关成顺对他们说,他是独生子,父母得他养活,不能留下。5月9日,关成顺又回到了大连。他后来还感慨:“要是那时我留在那儿,现在我也是个大干部了。”(原载《名人传记》201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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