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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关向应政委逝世70周年专栏

关向应同志的青少年时代

发布日期：2016-07-04 10:41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地方

作者方真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军队的卓越将领，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八路军一二0师政治委员关向应同志，1946年7月21日病逝于延安。毛泽东同志在挽联中高度评价了关向应同志的一生，题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正是关向应同志毕生革命经历的光辉写照。关向应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正是这伟大一生的序曲。

故乡与家庭

关向应的故乡在辽宁省大连市金县的大关家村。1902年农历8月9日，关向应在这里“哇哇”地哭出了第一声。

少年关向应

关向应用过的摇篮

哭！那的确是一个逼人哭叫的时代。自从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了帝俄，霸占了关东州，（关东州：1898年3月27日，帝俄强迫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缔结了“旅大租界条约”，允许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邻近相连的海面租借给沙皇俄国，旅顺口作沙皇俄国的军港，大连开为商港，租借年限为二十五年。还取得修筑从哈尔滨到旅大的铁路特权。但帝俄并不满足，又于同年5月7日逼迫满清政府缔结追加“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将租界地的北界扩大为从辽东半岛西岸普兰店湾起至东岸貔子窝止，包括所有水面及大地周围岛屿，计占面积为三千四百六十二平方公里，当时把这个区域称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果，是以俄军的失败而告终。同年9月5日，日俄缔结了“朴次茅斯条约”，将关东州的租界权移转给日本政府，从此关东州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直到“八·一五”日寇投降后才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这里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和当地的封建势力紧紧勾结在一起，象一把钳子的两个爪，钳在广大人民的脖子上。那时的关东州象一座人间地狱。

大关家村的农民同其他村子一样，逃不出这双重的压迫和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这其中也包括关向应同志的一家。

关向应的父亲关成贵

关向应的父亲关成贵，满族人，是个织布匠。年轻时过继给四叔，承接了十几亩兔子不拉屎的薄地。白天，扛着织布机出去织布；夜晚，还要顶着星星下地种庄稼。就这样，勉强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后来洋布伴随着日本侵略者倾销到关东州，就很少有人请织布匠了，他父亲只好在家种地。

关向应故居

关向应的母亲文氏，是一位勤劳俭朴，温和善良的乡村女人。她是丈夫谋生的有力助手，也是五个孩子的很好榜样，除了操劳家务外，有时间就到地里劳动。

关向应是孩子中最大的一个，刚刚懂事就亲眼看到父亲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劳累，母亲家里家外辛勤操作，使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一种为父母亲分担劳苦的念头。

关向应从六、七岁开始，就参加了家庭劳动。春天，他跟着父亲种地，夏天帮着父亲拔草积肥；秋天一到，便去拾草打柴；农忙时还披星戴月地跟父亲上山。

关向应在母亲的影响下，幼年就养成了俭朴的习惯。他很少穿新衣裳，都是穿拆旧翻新的褪了色的大褂，但是，衣服虽旧，却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从没有因打闹撕坏了衣服。母亲给他做的布鞋，他十分珍惜，走路的时候，专挑草地走，早晨下露水的时侯，他干脆把鞋脱下来拿着，光着脚走。就这样，别的孩子一双鞋只能穿两三个月，而向应一双鞋半年还穿不坏。

关向应这种勤劳俭朴的品质和生活作风，受到乡亲们的赞扬，也正是这种勤劳俭朴的生活，锻炼了他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辞劳苦，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刻苦好学

“让孩子上学”，这是关向应父母咬着牙关下定的决心。关向应的父辈和祖父辈都没有念过书。本来关向应也没有条件念书，但是关向应的父亲母亲，尝尽了没文化的苦。当时不识字的人，不仅上衙门办事受欺压，就是在家种地也要受地主、巡捕、腿子的坑骗。于是，父母亲决心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幼年的关向应深知父母亲的心，因此，他学习很刻苦，白天在学校里认真听课，放学回家，除帮助父母亲干活以外，就看书、练字和学画。他经常一面放猪一面看书。有一次，他在山上放猪，突然变天了，乌云滚滚，电光闪闪，一阵风过去，下起大雨来，山上的人，都赶牛拉车往家跑，而关向应却跑到大杨树底下继续看书，直到家里来人找他，他才赶猪回家。他每天晚上都点灯看书，怕影响奶奶睡觉，便把衣服支起来，挡住灯光，常常奶奶一觉醒来，看他还在那里学习。有时直到母亲起来做早饭，他还没有合眼。

关向应读书非常用功，温习功课、练习毛笔字，常常到深夜。图为关向应用来读书的炕桌。

由于他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所以学习成绩优异。还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就练就了一手清秀的毛笔字。不管是大楷小楷，行书草书都写得有力而秀美，成了村里的小代笔先生。每逢春节或遇有红白喜事、大事小情，左邻右舍的穷乡亲们，都来求他写春联、对联、挽联和契约等等，对乡亲们的请求，向应总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因为他个子小，坐着够不着桌子就跪在椅子上写。

关向应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图为抄录的春联集锦。

1918年4月，关向应考入普兰店公学堂。在这期间，他对学习更加努力，学习兴趣也更加广泛。他不仅爱写、爱画，而且最爱读历史和武侠小说。如《儿女兴唐传》、《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国事悲》等等，后来对《论语》、《古文观止》等古书也深感兴趣。

关向应读过的《古唐诗七言绝句》《古唐诗五言绝句》《千家诗》《诗词集锦》等读本。

当时，学校里对这些历史小说是禁读的。但关向应却认为这些书比课本更有意义。因此，愈是不让看，他愈是要看。他每天把功课准备完，就用课本挡着这些书偷着看。晚上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睡觉，就买了一盏保险灯，趴在被窝里看。先生对他也束手无策，因为每当先生有意难为他，叫他背诵和回答问题时，他都背得滚瓜烂熟，对答如流。关向应不管看什么书，非常认真，反复琢磨，仔细推敲。他经常被书中那些豪杰们反抗强暴，杀富济贫的英雄行为所感动，所吸引，也深深受到这些书的思想影响。他常为当时世道不公平而愤慨，他不止一次地同奶奶、妈妈讲述他所听到看到的穷富不匀，强者压迫弱者的事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热爱劳苦人民的种子，也种下了对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走狗的仇恨的根苗。

理想与抱负

当向应见识初开的时候，整个中国正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的统治，却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随之而来的军阀统治，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变本加厉地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地区，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之下。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极其尖锐，斗争十分激烈。就在这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关向应过早地成熟起来。

在普兰店公学堂读书时获得的奖状和毕业证书

1920年4月，18岁的关向应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从农村进入大城市，看到许多在乡村中没有看见的事物，使他懂得了许多从前不懂的道理。他看到在大酒馆里那些地主、资本家、狗腿子喝酒划拳，寻欢作乐；他也看到大街上无衣无食的乞丐和不知什么时候死去的“路倒”。特别是到处林立的“州人与狗禁止入内”的木牌，更惹起向应的强烈愤慨。他痛恨那些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日本侵略者，他鄙视那些把幸福建筑在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上的汉奸、地主和资本家。因此，他衷心佩服那些有反日情绪的先生，他热烈支持那些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同学的正义言行。他也积极参加和组织领导抗日爱国活动，如庆祝双十节，要求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的游行，反对日本先生打学生的罢课等等。直至面对面的同巡捕作斗争。

在大连读书时的关向应

一天，关向应和几个同学在街上散步，看见一个巡捕无故殴打一个弱小的学生。关向应向同学们使了一个眼色，大家一拥而上，质问那个巡捕为什么打人。起初巡捕依仗主子势力，向关向应他们大施淫威说：“你们臭学生敢和衙门作对，你们要造反哪！”关向应毫不示弱地质问道：“这个学生犯了什么法，有什么错，你这样毒打他？” 同学们也七嘴八舌地喊道：“你无故打人就不行！” “揍他”，这时巡捕嘴虽硬，心却很虚，狼狈地夹着尾巴逃走了。

回校以后，关向应又发动更多的同学，一起到衙门去找巡捕算账。对这次学生的斗争，日寇警察局非常头疼。他们本来可以用强硬的镇压手段，但又怕引起更大的学潮。这样，在学生的压力下，警察局不得已向学生让了步，把那个巡捕调职了。

关向应这种朦胧的阶级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思想上逐渐觉醒，“为什么穷人总是受欺压，为什么世道这样不公平了”就成了关向应冥思苦索的问题。

因此，关向应不止一次地回家问母亲，问奶奶。母亲和奶奶对向应说：“穷人的命不好，这是前世注定的。”向应坚持说：“不对！你们说那些穷人是自己爱受穷吗？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没有地，没有车马。”关向应对富人的仇视，引起了奶奶的不安。一次试探着问：“喜麟子（向应的奶名），你看东家场院上粮谷成堆，车马成流，就不眼热吗？”向应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眼热，也不稀罕，……东家场院上的粮仓，不是东家自己劳动得来的，我们不能象东家那样，靠别人养活。为什么都是人，他们就该有钱，我们就该受穷，这是世道不公平。……等我长大了，非要给他平一平，让大家都有吃的，都有穿的。”

贫富对立的阶级斗争现实，教育了关向应同志，使他从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宏大的志愿，立誓要打破这不公平的世道，为穷人寻找出一条解放的道路。

追求探索

1922年3月，关向应在大连商业科毕业。

毕业了，干什么，在选择人生的道路时，关向应和别人走的路也不同。同学们都三五成群的议论毕业后如何投亲靠友，找个好职业，可是关向应却从不谈论这些。起初，他被分配在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建筑业）。他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因为他认为那是日本人开办的企业，不能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宁可回家帮助父亲种地。

这时，有些乡亲们根据自己的传统观念议论起来：“论念书他比谁都强，论挣钱谁都比他强。念大书的也挡不了拣粪种地，这是命里该然……”疑问、讽刺、嘲笑，象无情的雹子似的，向关向应袭来；父亲的责怪，母亲的不安，也同时袭击他的心。但关向应没有屈服，因为他自信并不是自己无能，而是另有志向和抱负。

就在这时，金县亮甲店镇事务会会长，（事务会：是日本侵略者为了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所设的相当于现今乡一级的行政机构．上属民政署，下辖村公所。）大地主巴树声知道了这个消息，他非常赏识关向应的才华。为了给其主子日本侵略者笼络人才，同时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托人下了聘书，请关向应到事务会当书记。书记这个职务，既有钱又有势，在当时是花钱也难以买到的好差事。关向应的父亲经人一说就满口答应了。但和关向应一商量，引起父子间的一场争吵。关向应明言直语地说：“给日本人做事，我不干！”父亲一听火了，“这个好差事你不干，还想干什么？”

“不管怎么说，我不当鬼子差！”关向应一再开导父亲，说：“钱对生活是重要的，可是并不是那么神圣，不能为了钱，昧着良心做奴隶。”他硬是没有跨进事务会的高台阶。

1922年夏秋之交，关向应托人在《泰东日报》社找到工作。整天干些打水扫地，擦桌子，送信送报，记帐或抄写书函等杂活，但他很满意。因为报社虽然也是日本人办的，但馆里有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可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按他的心愿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那以后，关向应就和工人阶级处在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他的工作是和职员、记者联系在一起的，他却不住在职员宿舍，而搬到工人住的大屋子里，和拣字工人同吃同住。工作之余，常到车间练习和帮助工人拣字排版，对工人的困难，他一向当作自己的困难去帮助解决。这样，很快就同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工人赵悟尘、许德明、关凯林、钟鲤庭等结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探讨国事。

这时的关向应，学习的兴趣更浓厚了，每天除了工作，就钻进书本和报刊里。他常对工友们说：“从书本和报刊里能明白许多事情，懂得许多道理，咱们青年人应当好好学习，未来的国家指望咱们这一代。”

一天，向应在翻看《泰东日报》时，看见了一篇题为《六个月间的李宁》的文章（李宁是日语列宁的译音，《六个月间的李宁》刊登在1919年11月28日《泰东日报》）。向应如获至宝，读了一遍又一遍，反复看着文章中的一段：“俄罗斯劳农共和国的首领尼古拉·李宁，自从1917年11月推倒克伦斯内阁，掌握俄罗斯的统治权……到今日已足有两年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赞他是群众中的生佛、福星、救世主，也有的诅骂他是世界上的恶魔、暴君、破坏神……赞他的都是我们希望自由幸福的平民，骂他的不过是那些专制无艺的军阀、贪得无厌的政客和富而不仁的富户财东罢了。”“我们中国的将来，是很艰难的。不论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我们不可不先有李宁行事的精神、态度、意志、方法。”这些透彻而清晰的论述，打开了关向应心中的天窗，使他豁然开朗了，他认识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知道了要救国救民，就必须走俄国的道路。对革命导师强烈的敬爱和崇拜，使关向应一心要知道马克思、列宁的这些伟大人物的形象。他把自己的心情同报社的一个进步的记者谈了，恰巧这个记者冒着生命的危险，保存着这两个伟人的照片，便从衣箱深处拿了出来。关向应把照片捧在眼前，看了又看，两个伟人的形象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从此，关向应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以更大的精力去为真理而斗争。

为了宣传革命道理，唤起工农，关向应便和几个进步青年，在报社后院办起了一所“三一”学校。这所学校白天教三十几个学生，晚上就开工人夜校，给工人讲革命道理，用的课本是从广东传来的《工人丛书》。在当时宣传革命是要杀头的，为了躲过警察的纠缠，很多进步青年都成了“三一”学校的教员，向应也在这里当上了图画教员。

平日，关向应经常和工人一起谈论形势，把自己懂得的革命道理向周围的工人宣传。如讲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讲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的欺负中国，中国的军阀又是怎样的卖国；讲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等等，进而也谈到中国要强盛，非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不可！

1923年5月4日，象往年一样，有些爱国青年自动的到星个浦（现星海公园）集会纪念“五四”运动。关向应和许德明、赵悟尘、钟鲤庭等人也一起去参加了这个活动。

关向应同志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以兴奋和赞许的自吻谈了“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他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我们中国就不能前进，那古老而落后的面貌就不能改变，‘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次伟大革命运动。”还谈到关东州的人民遭受着日本殖民者的蹂躏，面对这一现实，应该怎么办？关向应号召大家说：“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国要富强起来，就必须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领导人民去同军阀、日寇、地主和资本家作斗争。”最后关向应勉励大家说：“我们不能象过去那样，醉生梦死的过日子，要起来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关向应那些充满信心的话语，象一个通红的火把，照亮了每个人的心。

投身革命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党的诞生，使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了自为的阶级，成为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政治力量和领导力量，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

党一成立，就积极地领导工人运动，工人斗争很快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从1922年到1923年，形成了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对东北的工人阶级震动很大，影响很深，先后发生了数次罢工。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要求党的领导，就在这关键时刻，1923年冬，党中央先后派共产党员李震瀛、陈为人等人到东北地区，（李震瀛：又名骆森，李大汉。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过“八·七”会议。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脱党。陈为人：又名陈洪涛，老韩，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书记。1936年于沪病故。）宣传马列主义和指导工人运动。他们在返上海的途中来到大连，通过各种文化团体、宣传机构、群众组织发表演说，作时事报告，这就为中共旅大党的组织正式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李震瀛等人来大连，是以记者身份出现的，因此到了泰东日报社，就和正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关向应相遇了。李震瀛等人把关向应、赵悟尘、工学会会长傅景阳、青年会会长杨志云等进步青年作为组织发展的对象，对他们进行个别联系和宣传教育，说朗了党的纲领和路线，以及如何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方针政策等；并向他们透露了党、团组织的情况，讲述了国内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如“二七”大罢工等斗争事迹，介绍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情况，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参加革命斗争。

关向应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大连的第一个团员。

李震瀛等人的来连，在关向应的生活中是一个重大的开端。关向应认真阅读了李震瀛等人带来的《向导》、《新青年》、《苏维埃劳工政策》、《列宁论新经济政策》等书刊，使他进一步懂得了要救中国，就必须起来革命，就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的指导。从此，他不仅热心宣传马列主义，而且开始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他和赵悟尘、傅景阳等人经常在老虎花园（现劳动公园）、南山等地召开秘密会议，通过工学会开展革命工作。他把全副精力献给党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

正在这时，父亲准备给关向应娶亲。在父亲看来，关向应有点不守本分，急于给他成家，好拴住他的心。然而，已经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关向应，怎么能接受这个安排？可是，困难的是又不便直说，因为当时“革命”是要杀头的，所以他便采取了硬是不回家的办法，逼着父母亲辞掉了婚事。关向应的做法使父母亲很气愤，也引起了左邻右舍的议论，但关向应全然不顾，仍按照自己的理想走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

1923年秋，关向应和几个同志一起到铁岭去办《铁岭日报》，进行革命宣传。此间关向应还写了反映冲破封建婚姻枷锁的小说，连载在《铁岭日报》上。该报因经费不足，只办几个月就停刊了，关向应等人又返回泰东日报社。

1924年2月，李震瀛等人第二次来连活动。他介绍关向应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大连的第一个团员，并动员他去上海参加革命工作。这是关向应向往已久的愿望，他毅然决然地答应了，临走前曾回家辞行。

关向应回家后，一面安慰父母亲，一面说明他这次去上海是去找党，去黄埔军校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帮助穷人摆脱穷困和压迫……

第二天，关向应辞别了父母亲、奶奶、同学和朋友，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关向应到上海以后，给叔父关成玉和关成顺寄来一封信，阐明了他的态度、志愿和人生观。

他在信中说：“侄此次之出也！族中邻里之冷言嘲词，十六世纪以前的人不能免的，家中之忧愤，亦意中事。‘儿行千里母担忧’之措词，形容父母亲之念儿女之情，至矣尽矣！非侄之不能领悟其意，以慰父母之暮年，而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本其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拚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反抗，此侄春回新抱，亦侄之唯一之人生观。”最后，他坦率地表白了自己的态度：“侄现在已经彻底觉悟了，然侄之谓之觉悟，并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谈恋爱，讲浪漫主义的……是有主义的，有革命精神的。”

关向应同志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的。到上海不久，他就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他为了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艰苦奋斗；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践了他青少年时代立下的誓愿，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作者单位：祣大市委党校原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3期）

照片为本站所加。

照片来源：《纪念关向应》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出版社 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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