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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芝:盘起大辫子藏情报

发布日期:2017-03-17 11:30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李颖慧 秦青华
王秀芝
    “想起那段跟日本鬼子迂回战斗,送情报的日子,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胶州市胶北街道办事处柏兰村92岁的抗战老兵王秀芝激动地说。
    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见到王秀芝老人时,被她十足的精神头和干净利索劲儿所吸引。虽然脸上布满褶皱,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说话铿锵有力。
    乔装打扮 巧送情报
    1925年,王秀芝生于胶县蔡家寺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她14岁时,母亲不幸去世,留下一个大她两岁的姐姐,和一个小她6岁的弟弟。姐弟三人与父亲相依为命,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饱受战争之苦。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难的一年,日军对八路军“五一”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敌后根据地也遭受极大损失,胶县的地下党组织,坚持与敌人作斗争,并努力发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抗日队伍中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阴历7月15日鬼节,姐姐神秘地将我领到村西头大院内,问我愿不愿意跟着打鬼子干革命。我说,那当然愿意。接着一下子出来好几个人跟我握手。”就这样,年仅17岁的王秀芝在姐姐和另一位党员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要照顾年幼的弟弟,王秀芝被安排在南梁家屯、北梁家屯、宋家屯、闫家屯四个附近的村庄秘密传送情报。
    从所在的敌后工作站到下辖的几个情报点送信,王秀芝每次都要经过敌人的几个哨卡,穿梭往来于敌人的眼皮底下。
    第一次送情报,王秀芝按照队长的指示,买了几块点心放在篮子里,把需要传送的情报藏在篮子里。路上,她既紧张又害怕,生怕遇到日本兵,生怕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打乱组织的计划,给组织造成损失。她心里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怕!不要怕!脑子里温习着出门前老同志嘱咐她的话:“遇到鬼子,就说要去隔壁闫家屯探亲。”
    路过闫家屯哨卡时,果然遭到了伪军的盘查:“上哪儿去?”“走亲戚,带的点心,老总你吃块吧。”说这话时,王秀芝心里吓坏了。伪军抢了几块点心把她放走了。走出去好远,王秀芝才敢大口喘气。其实之前她已经练习过好多遍,去闫家屯哪家亲戚,门牌号多少,姓名都一一熟记。就这样,她紧紧地挎着放情报的小篮子,安全地完成了第一次任务。
    “区公所的信交给我,我就往下送;下边的信交给我,我就往上送。当时都是有保密纪律的,不能告诉接情报人的名字,只告诉地址。我脑子好使,方向感强,很快就把情报送到了。”王秀芝说。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王秀芝心中鼓起了勇气,信念开始坚定起来。她想了很多办法送情报:用麻绳把长长的大辫子盘起来,将情报塞到头发里;把手里挎着的小篮子抠开一个小窟窿,把情报塞进去;甚至想出把情报粘到脚底的主意……说起这些来,王秀芝激动地将腿盘起来,越讲越起劲。
    一次,王秀芝去送一份重要情报,将情报塞在竹筐里,上面盖上杂草,假装到坡里挖野菜、打猪草。她边打猪草,边观察身前身后的动静。突然,在前方不远处的草丛中有窸窸窣窣的响动。很快,两管黑洞洞的枪口抵在了她胸前。“站住,干什么的?”埋伏在草丛中的两个伪军凶神恶煞般地问。她略略一惊,立马镇静下来:“挖野菜、打猪草的。”她一边回答,一边把竹筐拿给他们看。一个伪军想把手伸到筐里,王秀芝把竹筐往身后挪了挪,继续说:“村里保长给我们讲了,老总每天剿匪,很辛苦的,要我们给你们送猪犒劳你们。可我家两只猪太小,我想到坡里多打点草给猪吃,让猪快快长大,给你们送去……”两个伪军一听,裂开大嘴,高兴地把王秀芝放走了。
    有时,没有送出的情报需要由王秀芝暂时保管,为了防止被敌人发现,她把情报塞到屋顶的夹层里。家里住的房子低矮潮湿,看这天天气晴朗,王秀芝把情报放到小院里晾晒,谁料到,院子外突然响起前屋二婶的叫声:“三儿(王秀芝排行老三),鬼子来啦!”情急之下,王秀芝一把抓起情报跳到南屋门后。身材瘦小的她,紧紧贴在门后面。这时,日本兵破院门而入,拿着刺刀到处搜查。透过门缝,眼看着日本兵直奔南屋越走越近,王秀芝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砰”一声,日本兵把南屋的门踢开了,一脚迈进来,踩到了王秀芝的衣襟。“我那时真的是大气不敢喘,幸好南屋没有窗非常黑,鬼子看不清没进,鬼子脚下就踩着我的衣服角,我吓得浑身哆嗦。”说到这儿,依稀能感受到王秀芝当时的紧张。
    巧妙设伏 智斗敌人
    在不断的磨砺中,王秀芝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1944年抗日战争到了白热化阶段,一天,家里突然闯进一个日本兵,他那滴溜溜的眼神至今仍让王秀芝“心有余悸”。日本兵进门后看了看,抓起表姐就往外拖,当时家里只有王秀芝、婶子和表姐三人,日本兵腰里还别着匣子枪。
    “怎么办?”王秀芝灵机一动,抄起一个扫帚砸向日本兵的后脑勺,高声喊着“快跑!”希望表姐能借此机会挣脱日本兵。与此同时,自己则一个健步从窗口跳出,直奔院子后门喊父亲。父亲闻声赶来时,正好碰上日本兵追表姐。日本兵拔出盒子枪,“呯”的一声,父亲应声倒地。王秀芝吓坏了,但是她不敢犹豫,她身上还有需要送出的情报。顾不上伤心,她翻身顺着墙外的土坡滑下,跑向了墨水河边。
    这一天,王秀芝度日如年。第二天夜幕降临,她才敢偷偷摸回家里,看到父亲安然无恙,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原来日本兵的确向父亲开了枪,但是个空包弹,父亲捡回一条命。
    “遇到鬼子扫荡全村时,更是紧张,觉得自己责任重大。”王秀芝说。那天,她接到情报,日本兵要对附近几个村庄进行扫荡。王秀芝赶紧跟村里的几个党员骨干商量,把村里群众转移出去。时间紧,任务重。她飞快地从村东头跑到村西头,挨个通知准备转移。为了保证老弱病残的妇女、儿童、老人能够及时转移,她找来一辆手推车。老老少少刚刚出了村,就发现日本兵到了。这时村民李大妈发现自己的小孙子闹闹没跟来急坏了,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王秀芝赶忙说她回去找,其余人继续往树林里赶。
    王秀芝知道进出村的大路只有两条,机警的她从村中小路绕道来到李大妈家,发现闹闹不在。这时王秀芝已经急出一身汗,眼看着日本兵就要挨家挨户扫荡过来了,这可怎么办?是不是跑到邻居家玩蛐蛐去了?王秀芝急忙翻墙来到隔壁家,果然,闹闹在院子墙角蹲着玩呢。来不及多说,王秀芝拖着孩子就往外跑。这时,日本兵已包围了大半个村,王秀芝爬上墙头,偷偷观察了一下,东边还没有敌人。她赶忙带着闹闹沿着村东小路跑到玉米地里,趁着玉米地高,他俩猫着腰一路小跑,跑到了偏僻处。
    为了让自己更加强大起来,王秀芝积极参加战斗训练:打绑腿、腰系武装带,身上背着背包,背上插着大片刀,出操、站岗、放哨、练刺刀。在王秀芝的带动下,村里的一些妇女也纷纷加入到训练中来。她们没事就在河滩上、打麦场上、房前屋后积极训练,站岗放哨监视敌人一点不比男人差。由于王秀芝工作积极、成绩突出,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成了远近闻名的妇女干部。
    积极支前 永跟党走
    1944年,王秀芝开始担任妇救会小队长,在村里成立了宣传队、秧歌队,积极慰问八路军和照顾抗日军人家属、烈属,担水送柴,问寒问暖,逢年过节还会组织村民群众给烈军属送慰问品以及进行小型文艺演出。
    为前线八路军做军鞋、军衣、拥军袋等是妇救会的另一重要活动。纳鞋底没有麻线,她就用野麻和榆树皮,做鞋没有布,就拆下家里的被面做鞋面。在她的带领下,全村妇女特别为革命战士制作了镶嵌着红黄蓝白黑5种颜色的拥军袋200多个。她还带领妇女们动员自己的丈夫、亲人积极上战场杀敌,其中王秀芝自己就做通了5个人的工作,让他们顺利地参加了八路军。“其实我们都是贫苦大众出身,大道理不用多说,都明白,就是有些妇女同志舍不得,但是大敌当前,保国家就是保小家啊。”王秀芝说。
    嫁给烈属家庭是王秀芝铁心跟党走的又一重大抉择。1948年秋天,她听说柏兰村的解放军战士王增义在解放济南战役中牺牲了。王增义的母亲去世得早,家中只剩了他患有疾病的父亲王作连和弟弟王增智,生活十分艰难。王增义写有“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父未能侍奉”的家书以及生前战地日记等传回家乡后,感动了周围村庄的所有群众,也深深打动了王秀芝。为了革命事业,王秀芝一直未谈婚论嫁,当有媒人撮合王秀芝嫁给烈士家属王增智时,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1951年冬天,王秀芝嫁给了比自己还小的王增智。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员,王秀芝依然时时处处做排头兵。她带头参与冲破封建礼教、争取男女平等的自身解放运动,对带辫子、绾簪的、缠脚的妇女进行耐心教育。白天她组织大家努力工作,到了晚上便踊跃报名夜校扫盲识字。她还组织全村妇女参政议政民主选举村干部,并引导她们投入冲破封建礼教、争取男女平等的自身解放运动。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使她们彻底冲破“思想牢笼”,以新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1955年,王秀芝被选为村优秀妇女代表。她既干男劳力的活,又做女劳力的事,用她自己的话说,组织让去哪儿就去哪儿,有任务就上,没有任务就要时刻准备着上。
    1958年,王秀芝又被选为后勤组长,带领着六名女同志为全村劳动力做饭。“这可是个大活儿!”王秀芝为了保证村里每个人的饭量公正,分饭时她一勺一勺数着,就连剩下的锅底她都不让随便动,“公家的粮食,分分毫毫都要用在刀刃上”。她每天精打细算着怎么给组织省钱,又要让大伙儿吃得好。干活之余,她还自学算盘,平常干活没时间,她就利用烧水的时间学习,九九口诀、加法口诀等等都是王秀芝在那个时候学会的。“那时候每天都会用算盘记记用了多少粮食,还剩多少,不过现在长时间不用想不太起来了。”王秀芝笑着说。
    王秀芝虽然只是粗通文字,但很喜欢读书看报,只要看到“有字的纸”就捧在手里,认真地看、细细地读,虽然读起来挺费劲,但她总是坚持看完。她爱听广播、看电视,关心国家大事。她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晚必看《新闻联播》。
    王秀芝的两个孩子都患有疾病,一个双目失明,另一个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但王秀芝从来没向组织索取过,她说:“我自己能照顾,绝不给组织添麻烦。”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她和丈夫坚持自己照顾孩子,鼓励孩子坚强生活。1999年,她的丈夫王增智因病去世,从此只能靠王秀芝一人担当起照顾孩子的重担,无论责任田的管理,还是孩子们的衣食负担,都由王秀芝自己操办。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吃得好住得也好,组织待我好啊,前两年把我那个小屋改建成大瓦房。”如今,王秀芝老人,已是满头银发,手指弯曲,但她仍记得当年入党宣誓时的誓言:“永远跟党,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记者 陈巨慧 通讯员 李颖慧 秦青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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