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第十七章 5、“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发布日期：2016-03-17 11:02 来源：劝学网作者：晋绥基金会

贺龙出任体委主任以后，对提高足球、篮球和排球这“三大球”的水平一直十分关注，期望能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954年，国家体委派青年足球队去匈牙利，向曾获奥运会冠军和世界锦标赛亚军的匈牙利足球队学习。

出国前，贺龙委托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和荣高棠代表他去饯行。荣高棠对领队柯轮说：“贺老总要我转告你们：你们是新中国第一支出国学习的年青的足球队，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和培养。我国足球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要勤学苦练，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结合自己的特点去发展，为提高我国的足球水平作贡献。”

1955年春，柯轮回国向贺龙汇报足球队的学习情况。贺龙逐个询问了队员的学习和生活，并给中国驻匈使馆代办郝德青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加强对运动队的领导，经常检查督促和帮助。他把信交给柯轮，再三嘱咐：“向足球队的同志们问好！希望他们安心从事一辈子体育事业，祝他们进步！”

这支青年足球队学习勤奋，在短期内就掌握了一些先进的足球技术和战术。1955年8月，他们赴波兰华沙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以“北京足球队”的名义，和华沙队对阵。1952年中国队曾以0： 7输给波兰克拉斯科夫部队足球队。这次华沙队扬言，要以8： 0胜北京队。这时，贺龙正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他把李梦华和柯轮叫到宾馆，问：“你们听说了吗？华沙队扬言要以8： 0打败北京队。

你们有什么感想？运动员是怎么想的？”他们表示，运动员的技术已有较大提高，赢虽然没有多大希望，但绝不会输8个球。贺龙说：“你们一定要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球可以输，但中国人民的志气不可灭。足球队要学习解放军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打出水平来。你们回去告诉运动员们，第二天我要到场助威！”

8月1日，当贺龙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中国队精神大振，开场不久就踢进一球。贺龙为他们鼓掌。终场时，北京队虽然以“2：3”失利，但北京队的顽强精神和球艺进步之快，受到了球迷们的称赞。回国后，经贺龙提名，优秀守门员张俊秀被补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贺龙对中国足球队寄以很大的期望。对他们的微小进步，都予以热情鼓励。1956年2月，南斯拉夫国家二队来华访问。在上海江湾体育场首战中国青年队。开赛前一天，正在上海的贺龙接见了青年队。对他们说：“南斯拉夫的足球队水平高。但是你们在匈牙利苦练了这么长时间，提高也很快，并不比他们矮一头。你们上场，不是耷拉着脑袋去准备输球的，而是要挺起胸膛，敢于和他们比个高低。”这场比赛，中国青年队虽然以2：4失利，但踢得勇猛顽强，表现相当精彩。第二天，贺龙在上海体育学院接见他们。青年队的小伙子们因为没有赢球，不好意思地坐在同时被接见的上海运动员后头。谁知，贺龙一进会场，就称赞起青年队来：“你们昨天踢得很好，你们是英雄！踢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精神，这就是完成了任务。干什么缩在后头？

快坐到前边来”。“输了怕什么？球虽然输了，但下半场是2：2，有后劲，实力相当。你们要牢牢记住这场球，认真总结，不断发扬这种精神。我们的足球运动是大有希望的。”

在雅加达召开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足球队负于乌拉圭队，没有进入前四名。贺龙没有批评足球队，反引咎自责。他说：“我是体委主任嘛，运动队没搞好，是我的责任，不能怪运动员。”他派国家体委负责人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还亲自同罗瑞卿联系，让足球队员到“硬骨头六连”“当兵”，向解放军学习，磨炼意志。

贺龙没有批评运动员，但对足球的现状并不满意。他说：“我们足球队有些技术是向匈牙利学的，但我们自己也有好的东西，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不能全都学人家的。老跟在人家后面跑不行。足球除了短传，还可有长传、中传，两条腿要像两只手，左脚不能踢不行。”他决定1964年三、四月间，国家体委举行一次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贺龙向主持会议的黄中交代说：“我对足球的现状是不满意的。一定要通过这次会议解决问题，足球一定要上去。”

这次会议，根据贺龙对足球工作的多次指示和建议，研究了中国足球运动的现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确定北京等10个城市和地区重点开展足球运动；要求足球从少年抓起，以中小学为开展群众性足球活动的主要基地；针对中国足球队“风格软，体力不足，射门差”的问题，提出了不怕吃苦、不怕流汗、严格要求，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在技术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狠抓以射门为中心的30米以内硬功夫等等措施。同年6月，贺龙责成国家体委机关会同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男少年中开展小足球活动的通知》。这年年底，几个主要城市已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中小学建立了足球队。同时，国家体委恢复了甲、乙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

此后，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在第二届全运会后，组建了以年青运动员为主的国家足球队。他们在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取得了亚军。

篮球运动在中国开展得比较普遍。1951年5月，在第一次全国性篮球比赛之后，组建了国家篮球队。但技术水平并不高。贺龙对提高中国篮球运动的水平付出了很多心血。他经常去看中国篮球队的训练和比赛，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技术、战术上提出一些很有指导性的意见。他在分析中国队在国际比赛中往往先赢后输的原因时指出：“关键问题是有迷信思想，怕洋人，即使赢了，也不相信自己能赢。因此，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他建议国家体委派国家篮球队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去学习和比赛，吸取先进经验，锻炼队伍。

针对中国和欧洲篮球运动员不同的身体条件，贺龙建议：“篮球要提出一个矮个子打败高个子的要求。欧洲人一般都比我们高大。光凭个子，我们总不能取胜。从我们的身体条件出发，一定要学会左右手都会投篮，也要学会投远篮。投远篮也是为了投中篮、近篮。总之，远篮、中篮，左手、右手，什么篮都会投。这样矮个子就能打败高个子，就能把我们的篮球队锻炼成为一个强队。”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国家体委邀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其他体育代表队来华比赛。其中，保加利亚篮球队曾获奥运会第四名和欧洲冠军，实力最强。

贺龙看过保、捷两强比赛后，对中国男篮第二天迎战保加利亚队能否取胜，一直不放心。当晚，夜已很深，贺龙约了荣高棠和黄中，前往中国男子篮球队的住地，找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贺龙问：“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打？我看他们的中锋厉害得很，投篮也很准。你们用什么办法对付呢？”

两位教练没料到他们会深夜造访，不免有些紧张，互相推让了一番之后，张子沛一边在沙盘上摆着模型，一边讲述他们拟定的比赛方案。

贺龙听完汇报后说：“好，我们就要搞个小个子打大个子战法。对强手要敢打敢拼，不要怕他们。你们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好这场球，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为毛主席争光！”

第二天，贺龙和国家体委的几位负责人都到场观看。中国男篮的战法果然奏效，以86： 77战胜了被称为”巴尔干雄鹰”的保加利亚队。这一下轰动了北京城。贺龙说：“篮球不要照搬欧洲高中锋的打法，要发挥中国人灵巧、速度快、弹跳好的特点，狠抓投篮命中率，保持和发扬篮球‘砸眼’等传统技术。如果我们近投、中投、远投都能得分，还会不赢吗？”

中国排球运动的水平，起初也比较低。1956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时，女队名列第六，男队名列第九。

在此之前，中国排球运动员已经创造了“快板球”、“后排插上”、“两次球”、“勾手大力发球”、“上手飘球”等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但国内却未予以重视。六十年代初被日本女排“引进”，很快风行世界。那时的中国排球，普遍存在着“快攻强，强攻弱；进攻强，防守弱”以及“一传、拦网、防反”等技术较差的问题，以致在1962年世界排球锦标赛上，中国男女队均只取得第九名的成绩。

日本女子排球队在1962年登上世界冠军宝座， 1964年又摘取了奥运会桂冠，被称为“东洋魔女”。她们是如何快速起飞的？引起了中国排球界的注意。后来发现“东洋魔女”的成功“秘诀”是教练大松博文采用了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这同贺龙提出的“训练的难度应该比比赛时大两倍”的观点是相近的。贺龙指示国家体委邀请日本女排来华作较长时间的访问。

1964年11月10日至12月2比应国家体委之邀，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贝冢”队再度来华。在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贺龙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客队训练。一开始，他就被大松博文指导训练的场面吸引住了。

大松亲手将球扣给女队员，其力度之大、角度之刁、速度之快、频率之高，是前所未见的。姑娘们竭尽全力，不顾伤痛，拼死扑救。有的姑娘精疲力竭，倒地不起，大松竟把球连连向她身上扣去，并大声责骂，直至她挣扎起来接球。

贺龙看后对有关人员说：召集在京的排球队都来观摩，组织教练员和运动员座谈，学习她们的长处。他还说：“各队都要研究和保持自己的独特打法，不要学了大松的，又丢掉了自己的。”

贺龙同李达、黄中、李梦华等研究后提出：如大松同意，可以邀请他明年来华指导训练。贺龙将这个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和陈毅，并请他们去看看大松博文的训练。11月25日下午周恩来观看了大松的训练。在接见大松时周恩来说：“你这次带队来，不能久留。欢迎你以后再来中国访问。”

一国的总理亲自观看一名排球教练员主持训练，还要接见他，这对大松来说，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他为中国总理的赏识所感动，欣然表示明年再来中国。

贺龙决定借助日本女排这次访华，推动全国的体育训练。经国务院同意，他让国家体委趁“贝冢”队在上海比赛的机会，在沪召开全国排球工作现场会，委托李梦华赴沪主持，并转达他的意见：“大松训练方法有许多是科学的，合乎辩证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打人骂人的作风我们不能学，也决不能丢掉我国‘快板’等优良传统打法。”“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也要以我为主，发扬中国的特点。”12月上旬，各盛市、自治区体委代表包括各主要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共320人，集中上海，边观摩、边讨论，对照日本排球队的训练，找各自的差距。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和在运动队内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强调了基本技术训练要“全面、熟练、准确、实用”的精神。上海会议的召开，不仅在排球界，而且在全中国体育界都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比较世界最好水平，中国“三大球”的进步幅度，仍不尽如人意，无法同世界强队甚至亚洲强队抗衡。贺龙甚为焦虑。1962年春，贺龙在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郑重表示：“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

‘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功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他停顿了一下，以充满希冀的目光，望着在座的人员，语调铿锵他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是死不瞑目的！”1965年12月8日，在国家体委党委会上，荣高棠又转达了贺龙的话：希望我活着的时候把”三大球”搞上去。贺龙气吞山河的宏愿伟志，深深地感染了国家体委的负责人，也感染了中国体育界，成为体育界的共同誓言。

（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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