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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第十三章 3、 在整风运动中

发布日期:2016-03-16 11:13    来源:劝学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贺龙一到延安,无例外地投入了这一运动。1942年11月2日,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发言说:“整风整什么?是整我们党内不正之风,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十年内战中,中央苏区垮了,鄂豫皖苏区垮了,川陕苏区垮了,湘鄂西苏区也搞垮了,这都是不正之风对党的危害。”他说:“今天我们的边区党内还存在些什么不正的东西?整风整什么?就是整闹独立性,整党内那些不正的东西。”贺龙强调:“整风要从上面整起,上面整好了,下面一定整得好,这是个领导问题。上面没有整好,下面有什么办法。我责备下面,首先要责备自己。责人首先要责己,责己严,责人宽。我今天是一个司令员,如果军队做了坏事,犯了纪律,违犯政府法令、政策,这个责任是领导机关负,我要负,我是一个司令员嘛。我骂下面说是你们不好,我自己好,下面心服吗?不心服的。”
    贺龙就以这样的态度参加了整风运动。
    当时,在边区部队中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诸如,不尊重中共中央西北局,不尊重边区政府,少数干部对地方干部蛮横无理,不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不愿参加边区建设以及生产上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等等。针对这种现象,贺龙依据整风精神,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上作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开展整军以克服“三风不正”,“使军队更进一步正规化”的要求。他强调,整军的中心是加强一元化领导,“拥护中央与西北局,拥护边区政府,爱护老百姓,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此,在部队中要开展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对于部队中闹独立性、各行其是的倾向,贺龙给以严厉的抨击。
    他说:“军队不能闹独立性,政府不能闹独立性,民众团体不能闹独立性。
    我们边区只有共产党,没有两个党,为什么共产党里头槁独立性这个东西?
    西北局决议随便可以不执行?中央政策随便就可以不执行,这种党员还象什么样子嘛?不象样子。我当个师长,一二○师,我在那里的时候部队很好,如果我走了,部队就不好了,这样,我的党性还有没有呢?没有了,是不是个好干部?不是的。”贺龙的这些思想,从实际出发,针对性强,旗帜鲜明,在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整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5人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从此,贺龙以更多精力参预了西北局的领导工作。
    1943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的若干问题。贺龙参加了这次讨论。红二方面军、一二○师,经历了复杂的情况,在长期斗争中也产生了一些有争议而需要统一认识的历史问题,因而,在此期间,贺龙召集在延安的一二○师各部队领导干部开了几次会,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这次讨论,涉及到洪湖时期的“肃反”问题,也谈到了到达陕北以后的反军阀主义斗争,并且还讨论了抗日战争初期开辟晋西北根据地的一些问题。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甘泗淇在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时说:“我们在与敌人斗争中,基本上是团结的,在贺、关领导下,忠实于党,同心同德地干,但有些同志过去对贺龙同志认识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我们没有从本质上认识他。在毛主席领导下,不久前开了个干部会,现己解决了。”1943年1月7日到9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西北局工作的中央常委任弼时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话。在这一讲话中,对贺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他从小就有反抗旧统治的思想,在反动统治下,单人独马去创立武装组织,从几个人、几匹马、几支枪的小队伍发展到大的部队,在旧社会里做到镇守使,大革命时代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军长,非常熟悉旧社会,特别是旧军队的情形。这都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但是贺龙同志伟大之处,不仅在此,而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斗争失败而气馁。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便跑到洪湖去,从仅仅几个人的起义,发展成为大兵团的红军。后来因立三路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使部队缩小,但他从不灰心丧气,又跑到贵州东北部去建设根据地。他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很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
    这说明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实,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
    但是任何一个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会有其自身的弱点。贺龙也一样。在整风运动的审干阶段,因为对敌情估计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全边区以至各根据地先后都动起来了。一时间各方面纷纷反映,党政军民团体中都混进了蒋、汪、日特务。在这种情势下,贺龙在1942年10月和11月曾两次在一二○师整风座谈会上,把当时“坦白”出来的一些不真实的情况作为例子,动员干部但白交待,并且点了一些同志的名。这种做法,不管是由于对情况认识不清,还是为了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审干的安排,其作用都是不好的,给一些干部造成了伤害。后来,当扩大化的问题进一步发展时,便引起了他的警觉和反思。这年年底,在晋绥军区请示关于清查干部的若干问题时,他便显得十分慎重了,专电林枫、周士第说:“清查干部的历史和思想、配备干部要慎重,要德才兼顾,避免宗派现象。”有一次,独一旅一位领导干部来联防军司令部汇报工作,贺龙对他说:“你这个人,自己有体会嘛!有血的教训。你挑担子、挨捆的滋味忘记了吗?怎么能相信你的部队有几百名特务?”过后,贺龙还派杨琪良随甘泗淇到独一旅进行平反和其他善后工作。因此,一二○师在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上,总的来说,行动是比较迅速的。
    整风运动结束以后,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贺龙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6月9日,在这次大会的第十九次会议上,贺龙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1944年,盟军在欧洲的反攻节节胜利。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侵略者的处境也日益不妙。日军为了在海上交通线被切断时仍能保持其本土与东南亚的联系,在当年四、五月间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蒋介石集团正集中精力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日军的进攻毫无准备,连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大部和贵州一部,重庆震动。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1944年4月毛泽东指出:我党我军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的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遵照这一精神,以贺龙为首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集体,除指导晋绥军区进一步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加紧拔除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和向敌占交通线发动攻势外,还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先后组织了6支部队开赴日军1944年占领的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首先出动的是由三五九旅一部组成的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南下支队)。他们的任务是先到湖南建立以衡山为中心的根据地,而后逐步与中原部队和广东的东江纵队联接起来,形成解放区战场的南方一翼,以便将来配合全国反攻。11月1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都到会讲了话。贺龙讲话时,举起十指张开的两只大手说: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个起家的。就是说,最初我们没有一支枪、一粒子弹,是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才有了人民军队,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他的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离开延安以后很久,他那高举起来的两只大手,还不时呈现在南下支队指战员的眼前。11月9日南下支队离开延安,开始了转战晋、豫、鄂、湘、赣、粤数省的艰苦历程。
    中共“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全力准备对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反攻。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悍然制造了“淳化事件”。他指挥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九师、骑兵第二师、预备第三师攻占了八路军在淳化县爷台山的阵地,企图以此为跳板进而夺取关中分区,威胁延安。贺龙一面以联防军司令员的名义向蒋介石、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在他致胡宗南的信中说:“先生治军失当,变起萧墙,略无自责之心,反启诿过之志”,“淳化兵变实在先生亲手所创造,其然岂其然乎?”一面调动部队,部署反击。经毛泽东批准,他将正在开往对日反攻前线的三五八旅八团连夜调回淳化县凤凰山、照金地区,和新四旅、警一旅一道进行反击作战,指定张宗逊在现地统一指挥。反击战从8月8日夜开始,到9日下午2时结束,全歼国民党军进攻部队,收复了爷台山阵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作为对日反攻基地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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