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老传》第七章 3、 “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

发布日期：2016-03-11 15:19 来源：劝学网作者：晋绥基金会

1932年12月30日，贺龙指挥红三军攻占鹤峰城，全歼保安团300余人，军部进驻毛坝。此时的湘鄂边根据地已不存在，只有几支人数不多的游击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着斗争。1933年1月初，夏曦应贺龙提议召开了他和贺龙、关向应3个人参加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三军；二是打下一个县城以便休整部队；三是停止“肃反”。贺龙提出：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以鹤峰为后方向比较富庶的湘西发展，先取得桑植，为久已疲惫的部队取得一个适于休整的地区。夏曦同意恢复根据地，却反对整顿红三军和停止“肃反”。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的破坏”；主观上的错误“是反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的党的警党性异常不够”，所以主张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审查党员，重新登记），并且继续“肃反”。

贺龙坚决不同意。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指责他右倾。贺龙力争说：“肃反停一个时期，以后有反革命再说么！”夏曦坚决不同意，贺龙无奈，找关向应说：“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么，选出谁是谁。”关向应严厉批评贺龙无组织无纪律。贺龙有苦难言，对于如何进行武装斗争。因为夏曦一筹莫展，只得听贺龙的。贺龙说：“现在还没有仗打。周围都是团防，我们不打，没有人敢打我们。有人打我们，我可以写信叫他让开！”

会议对恢复苏区达成一致意见后，贺龙即率红三军于1月13日占领了桑植城。盘踞湘西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慑于红军的声威，为保存实力，一面命令所部加强戒备，一面写信给贺龙，要求红三军不要打他的部下周燮卿旅，并表示可以让出大庸等几个县。贺龙将信交给夏曦和关向应看，夏曦说陈渠珍是在玩手段。贺龙说：“目前红三军极度疲惫，弹药奇缺，没有冬衣，甚至草鞋都没有穿的，粮食也十分困难，很难和敌人作战，更没有取胜的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和陈渠珍达成暂时的妥协，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那怕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么。”关向应同意贺龙的意见。夏曦反对。于是，找来宋盘铭、段德昌共同商量，他们也都赞成贺龙的意见。夏曦却指责说，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并断然下令向周燮卿的第三旅进攻。结果正如贺龙所预料的那样，进攻没有成功。敌军反击，红三军被迫退回鹤峰毛坝。这是红三军到湘鄂边以后第一次大战斗。初战失利，暴露了红三军的弱点，助长了敌人气焰，红三军失掉了本来可以作为依托的桑植，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给以后的斗争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1933年1月下旬，夏曦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突然提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所谓创造新红军的主张，并且坚持继续进行“肃反”。与会人员强烈反对。贺龙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人。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段德昌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宋盘铭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会议没有照夏曦的意愿作出决定，他深为不满。不久，中央分局作出了发展鹤峰周围地区和整编红三军的决定，撤销红八师，调出部分人员去做地方工作。从4月起，各部队分头在鹤峰、建始、宣恩、巴东等县的一些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区、乡政权，组织游击队，分配土地，还先后击败了几县团防武装和湖北保安团的进攻。

1933年5月6日，贺英领导的、多年坚持在桑植、鹤峰边界地区的游击队遭敌袭击。为创建湘鄂边根据地和红军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贺英在战斗中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贺龙的二姐贺戊妹等人。

经过红三军指战员的艰苦努力，到6月下旬，湘鄂边根据地又拥有了鹤峰等10余个县的边界地区约20多个区、100多个乡的地方，人口近10万。

但是，这个地区山多路险，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红三军所需粮食要靠到远离根据地的地方用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为了夺取和背运回粮食，经常要与敌军的袭扰、拦阻作殊死斗争。部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指战员们经常吃不饱，不得不寻找野菜、野果来充饥。身上还是从洪湖撤出来时穿的破烂夏服，无法更换，饥饿寒冷，大大增加了部队非战斗减员，红三军的实力一再削弱。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夏曦完全无视这些实际情况。他的主要精力仍然用于“肃反”。早在3月间，他就武断地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不顾贺龙多次坚决反对，悍然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夏曦逮捕段德昌时，贺龙质问说：“你为什么抓德昌？”

夏曦冷冷他说：“他是改组派！”贺龙问：“你有什么根据？”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伍逃跑叛变。”贺龙火了：“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建议嘛。他要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来，又何必回军部？”夏曦理屈，但仍叫着：“一定要杀！”贺龙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是有大功的，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夏曦拍桌子狠狠他说：“哼！我决定了！”面对夏曦动用”最后决定权”，贺龙只得服从，他痛苦地流下了热泪。与此同时，夏曦还捕杀了贺龙的老战友、湘鄂边特委委员、原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这位创造湘鄂边根据地的杰出领导人和一批团、营干部。接着，在五、六月间，又进行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捕杀了红七师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一批干部。这次“肃反”一直延续到1934年春季。

到了3月24日，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等反对，还是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和省苏维埃的决定。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3个党员。

1933年6月，蒋介石任命徐源泉为湘鄂边“剿匪”总司令。7月中旬，敌军以14个团的兵力发动进攻，月底侵占了湘鄂边根据地绝大部分地区。红三军转移至宣恩、恩施、鹤峰交界地区。中央分局在烧巴岩开会研究斗争方针，决定巩固现有苏区，开辟新苏区，赤化宣恩全县，组织来凤、龙山、咸丰、利川一带农民游击战争。对于如何开辟新区，贺龙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建议，他说，首先建立若干工作基点，然后由点到面，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展开工作；对待地主豪绅应该按其罪恶大小，财产多少区别对待，主要打击罪大恶极的；对团防和“神兵”要尽力争娶瓦解，以免树敌过多而造成不应有的困难。但是，贺龙的建议遭到夏曦的反对，又指责“这是革命不彻底的方法”。贺龙说：“你是要千家怨，还是一家怨？是得罪千家好，还是得罪一家好？”经过争论，夏曦勉强同意了贺龙的意见，然后决定分兵执行开辟新区和巩固现有苏区的任务。贺龙、关向应率红九师开辟新区；夏曦率红七师保卫根据地。至12月，两路红军面对优势敌军辗转作战，四处流动，都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最后又合并一起。此时，红三军只剩下了3000余人，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了。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加上不停地“肃反”，红三军已濒临毁灭的边缘。

这个期间，蒋介石乘红三军处境窘迫，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为代表，到湘鄂边向贺龙游说。1925年贺龙担任澧州镇守使时，熊贡卿作为省府驻澧州镇守使官邸代表与贺龙相识。此次，他奉蒋介石之命，来对贺龙劝降。贺龙愤怒了，下令逮捕了熊贡卿， 1934年1月23日在龙山茨岩塘，集合部队进行公审。迎着凛冽山风，贺龙站在岩石上对大家讲话。他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侮辱。同时他又是一个奸细，我们绝不可以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1934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4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红三军两个师会合后，中央分局决定创造湘鄂川黔边新的根据地。1933年12月22日，贺龙率军袭击黔江城，歼敌1个团大部。尔后转到咸丰、利川一带活动。1934年1月初，袭占利川城，俘敌100余人。川、鄂军队来攻，红三军到利川、咸丰、宣恩、龙山等县边界地区游击。湘敌来攻，红军转往永顺、桑植、大庸、慈利等县游击。因为弹药极少，很难进行有效战斗，又转到西阳、秀山一带。由于夏曦的错误领导，特别是不间断地“肃反”，部队的危难情况没有改变。

当时，各根据地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肃反”是不可能的。但是，尽管“左”的“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地区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极大关系。湘鄂西“肃反”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夏曦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在“肃反”问题上，贺龙身为中央分局委员、军委领导成员和红三军军长，不能说毫无责任。但是，他曾多次与夏曦进行斗争，也多次救出一些遭逮捕并准备处决的同志。在湘鄂边与夏曦分开活动时，贺龙率领的部队中就没有进行“肃反”，而且把被夏曦逮捕的宋盘铭释放了。对于这场错误的“肃反”，贺龙也有一个认识过程。1961年4月20日，贺龙向有关人员谈红二军团的历史时，有人问他；如果他当时与夏曦斗争再尖锐些，再坚决些，像段德昌那样的领导同志是不是可能不被杀？贺龙回答说：“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到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

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当贺龙谈到夏曦决定杀段德昌，他拍桌于力争未果那段经历时，泪流满面，悲痛不已。

在肃反中，夏曦也并非不想迫害贺龙。夏曦率部从洪湖突围出来与贺龙会师后，在王店他对贺龙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师长、军长等大官，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活动??”并要贺龙写申明书。贺龙对他说：”你也给我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份的名片来找我，向我要10万块钱。我请你吃饭，为你开了旅店还送给你5万块钱。虽然没有收条，但这号事实。

你杀了这么多同志，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两人相持不下，关向应急忙出来调停，才缓和了僵局。在绕道陕南转往湘鄂边的行军途中，敌军前堵后追，形势十分危急。可夏曦还想对贺龙下手。他令人缴了贺龙、关向应两人的警卫员的枪，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贺龙忍无可忍，质问夏曦：“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我还有一支手枪，你要不要？”夏曦语塞。他也知道贺龙在红三军中威望极高，红三军到了湘鄂边，还少不了这样一个既熟悉情况又能指挥作战的军事领导人，才没有贸然行事。

到了1934年4月，由于红三军已濒临绝境，也由于贺龙等不断进行斗争，夏曦不得不采纳了一些改变具体政策的建议。这些政策，有许多是1928年至1930年贺龙领导红四军时，在湘鄂边地区实行并且取得过成效的，例如争取一些反抗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和团结、改造“神兵”等等。这些变化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左”倾路线，但有助于改善红三军的困难处境。

这个月，贺龙决定进攻彭水，消灭那里的敌军，尔后向邻近各县发展。5月8日，贺龙率部冒大雨急行50公里袭占彭水城，歼敌1个营，俘敌400人，缴枪300支，士气大振。当贺龙准备乘胜攻取西阳时，夏曦变卦了。他认为：“彭水面山背水，易攻难守，敌人打来难以应付”，命令红三军立刻西渡乌江，进入贵州。6月1日红三军占领沿河县城。

黔东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这里交通闭塞，地势险要，封建迷信势力很大。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及毗邻的四川西阳，秀山边界地区，耕地、人口均很少，但这里的汉、苗、侗、土家等民族的劳动群众饱受压榨剥削，对革命有着强烈的要求。

贺龙早年率领部队，两次来过这里，给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敌军力量薄弱，对疲惫不堪的红三军开辟根据地、整顿部队、恢复战斗力是有利的。

这时，红三军内部也在起着积极的变化。贺龙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坚决要求结束不停顿的游荡，建立根据地，恢复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贺龙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红三军重建了政治部，军政委关向应也有了一些主动权。接着，配备了部分团的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和党、团组织。

提拔了一批干部，办了两期干部大队，培训学员600余人，贺龙与学员一起出操上课，亲自抓培训工作。因为“肃反”中首当其冲的是干部和党团员，不少人心有余悸，不愿恢复党籍，也不愿当干部。贺龙、关向应不得不亲自找干部谈话，进行说服，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他们领导下，红三军紧张地进行了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建立起了沿河、德江、印江、西阳等县苏维埃政权。7月21日和22日，在沿河的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贺龙等80人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先后组成了1500人的5个地方独立团和400人的10个游击队，又将冉少波的千余“神兵”及各独立团一部合编为黔东独立师。到1934年9月，黔东根据地已拥有5个县， 10万以上人口， 17个区革命委员会， 67个乡苏维埃政权，并且分配了土地。

边远荒僻的山区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红军、拥护共产党，即使是在反动统治机构工作多年的国民党政府官吏也不得不承认红军深得人心。沿河县邮政局长戴德初在给贵州省邮政局的报告中说：“红军攻克沿河县城时，局长偕同家小逃出战区??甫至大龙坡下，共匪千余已由捷径包围而来，遂与家小暂遁入山。殊匪到达该地，即行宿营。局长所藏林外即为贺龙军部所在??后恐被人察觉，又乘夜逃上山巅。次日该匪仍不移动，时有牧牛小孩突来山上，见其手持一纸，阅之知为匪宣传标语——红军之任务及纪律——见有保护邮政及邮差一条，于是下山亲谒贺龙，当将避难遭遇一一面诉。贺军长以为系受片面宣传之误会，情极可原，将局长所带之物验检之后，遂令所部勿得留阻，至此始得安然回局，所有票券款项均无损失??该匪内部组织异常严密，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该匪所过，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民团富豪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赠产??。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人心归附，如水下倾”。“神匪归者络绎不绝，闻风响应者，各地皆是”。这分报告尽管用了污辱性的称呼，但所述情况却反映了红军执行政策收到的良好效果。

7月21日，中共中央的交通人员带来了中央1934年5月6日写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和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等文件。8月初，中央分局开会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批评。尽管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仍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高峰中的产物，但批评了夏曦在湘鄂西进行的3年多的“肃反”和其他一些错误，使夏曦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未能实施。红三军中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情绪从此开始减轻，因而还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本站编辑：左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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