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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第五章 2、洪家关举义

发布日期:2016-03-11 13:48    来源:劝学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贺龙一行在去湘西北的途中,经过许多市镇,发现都驻有国民党军,巡查很严,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困难。为了避免冲突,许多地方都要绕道走。但是,从鄂西到湘西,也有不少驻军和团防武装的首领是贺龙当年的部下,有些人对贺龙仍然十分崇拜。
    听说贺龙来湘西,有的就准备带着队伍前来投奔。对沿途是否扩大武装的问题,贺龙和周逸群作过认真研究,认为如果收留这些队伍,虽可增加人枪扩大影响,但要筹粮、筹款,一路上又大都是贫困山区,将会遇到不少困难。
    而且这些队伍成份复杂。不进行彻底改造,恐怕难于顺利带到湘西。所以,他们决定不接受要求收编的队伍,以便及早赶到桑植,在乡亲的帮助下,组织自己的队伍。
    一天,贺龙一行走到湖南浩县境内的一个小村子里。正准备吃饭休息,忽然听见村里人声嘈杂,鸡飞狗叫,像是有军队进村了,人们都掏出了武器。
    贺龙摆摆手说:“莫急,先搞清楚再讲,我去看看。”贺锦斋和卢冬生拦住他说:“我们去,你树大招风。”贺龙笑着说:“在这块地方,我当过镇守使,树大招风不假,树大也能顶风呢!”便大步走出门去。
出门不远,贺龙就看见二三十个当兵的在抓老百姓的鸡鸭。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发现了贺龙,愣了一会,忽然跑过来,毕恭毕敬地朝他立正敬礼。贺龙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人回答:“报告镇守使,我是排长。队伍没得人发饷,我带着兄弟们想搞点子吃喝。”贺龙皱起眉头说:“我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放哨,要保证我的安全。”排长连忙称是。贺龙又说:“听着,不准祸害贫苦百姓,等我们走后,你可以在村子里挑个土豪劣绅大户搞他一票嘛,搞些钱财分给弟兄们。”
    排长喜出望外,连忙把队伍安排在村子四处,布置了明岗暗哨。他自己持枪站在贺龙住的屋门外。贺龙一行吃过饭,又睡了午觉,才离开村子。
    到了石门,贺龙得知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中共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带队伍叛变了,余下的少数武装由曾庆轩带领在南乡坚持斗争。路过江垭,贺龙见到了徐小桐;在竹叶坪,见到了钟慎吾。他们都是贺龙过去的部下,现在也都拥有武装,要求加入贺龙的队伍。贺龙一一劝阻,答应以后再来寻找他们,一起干革命。钟慎吾告诉贺龙,返回桑植时不要走空壳树,因为当年拖枪逃走的第二十军营长陈策勋正率领队伍住在那里。接受他的建议,贺龙一行绕路于2月28日到达阔别己久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
    他的一些亲属和老部下各自都拥有武装。这些武装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在北伐时期队伍整编时,遣散回乡后又拉起队伍等待时机的;有的是在汪精卫叛变前夕,贺龙的大姐贺英察觉到时局要变,在武汉买了枪回家乡,由她组织起来,准备和敌人对抗的;有的是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拖枪返回家乡准备和敌人继续斗争的;也有少数是多年来就在洪家关一带称雄称霸的。他们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这一带贫穷落后,筹粮弄钱都十分困难,为了各自的生存,常常发生利害冲突,矛盾不断发展,目前正在酝酿互相火并。
    贺龙走到离洪家关15里的地方,得到了这一消息。他连忙派人送信,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等贺龙回来解决。这些武装的头领都服从了。
    贺龙赶到以后,将他们召集在一起说:“退下子弹,再不许打了,都跟我干革命。我把话讲明白,这次回乡,是干共产党,干工农革命军,干土地革命,推翻蒋介石、汪精卫,打倒反动政府。我们南昌暴动的队伍在广东被打散了,我就不服气,你们呢?”人们嚷了起来:“哪个龟儿子才服气,我们打不垮这些家伙才有鬼!”贺龙说:“对啊,咱们的队伍几起几落,总是会搞起来的。不过,这次与过去大不相同,我们搞的是为工农打天下的革命军,想跟着我贺龙升官发财做不到,要吃苦!哪个不想干,就讲清楚,我绝不阻拦,可有一条,不准和反对派搅在一起反对革命。”
    大家都表示愿意跟着贺龙干革命。
    贺龙指着周逸群说:“你们都认识周主任,他是共产党,我贺龙也是共产党,你们的师长贺锦斋也是共产党,就请逸群同志给你们上上课,讲讲共产党闹革命的道理。”
    当夜,中共湘西北特委决定组成中共桑植县委,李良耀任书记。第二天,贺龙率领刚建立的工农革命军占领了桑植城。不到1个月的时间,贺龙召集到的武装己有3000多人。他们高举工农革命的大旗,开始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
    4月初,贺龙前往湖北鹤峰县筹款,国民党军大举来犯。工农革命军刚刚组成,初次在一起作战,贺龙又不在,没有坚强统一的指挥,几次战斗失利,便大部溃散了,贺龙与周逸群也失掉了联系。周逸群转往鄂西地区开辟工作。贺龙在桑植、鹤峰边境收集失散的队伍。到5月初,他又集合了三四百人。
    初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是这支队伍在政治上很脆弱。他们虽然名为革命军,但对革命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们只服从贺龙,相互间行动不协调,甚至互不信任,作战一失利,便溃散了。贺龙将失散人员重新聚合起来以后,彼此又互相埋怨。贺龙说:“莫怨这个怨那个,我们再打一仗嘛,看看谁行!”他派出的侦察人员了解到占据桑植的一个辎重连正在撤离桑植。这个连是敌军的后卫,在桑植抢掠的财物大都由它携带。贺龙决定给予打击。听说要打仗,人们都兴奋起来。
    贺锦斋建议:“打埋伏吧!辎重连有油水,会有保护的,不会只是1个连。”贺龙说:“对头。我们埋伏在小埠头,打伏击。大家要清楚,如今,我们不是家大业大两万人的第二十军,是三四百人的小队伍。我们每个同志都是干革命的本钱,要尽量减少伤亡。”贺龙慎重、周密地对战斗作了布置。
    敌人认为贺龙的部队刚刚被打垮,不会有什么严重情况,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贺龙给他们安排的口袋。
    一个冲锋,全歼了这个辎重连,还打死了敌人的旅参谋长,缴获了许多物资、弹药,重新占领了洪家关。这次战斗之后,失散人员又回来一批,并有新的队伍来参加,工农革命军又有了1500余人。
    7月,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协平来到桑植,带来了中共湖南省委指示。
    省委决定将湘西北特委撤销,并入湘西特委;在部队中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领导红军及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委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组成,贺龙为书记。工农革命军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黄鳌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七八百人)和由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领导的几个支队(共700来人)。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张一鸣。
    中共湘鄂两省党组织在短短几个月里,陆续向红四军派来了一些领导骨干。其中有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湘西特委委员张一鸣、曾参加南昌起义的第二十军的团长刘达五、罗统一、黄埔第一期毕业、曾任北伐军第二军政治部秘书、湖南省军委主席的黄鳌等。他们的到来,给了贺龙有力的支持,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红四军的组成,初步统一了部队编制,但成分复杂、思想仍然混乱。不少人对革命认识十分模糊,甚至毫无认识;有的对党的某些政策不满;有的想跟随贺龙升官发财;有的甚至想拖队伍去当山大王,等等。对于搞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无论是贺龙还是一些老党员,也都是一个新的课题。除了中共中央那些正确或不正确的指示之外,没有现成的办法可以遵循。前委委员、师长贺锦斋对中共中央制定的某些政策认识不清,也讲了一些与之相悖的话。贺龙与前委决定对红四军进行思想整顿。在前委会议上,严肃批评了贺锦斋,并给予适当的党内处分。这样,不仅使贺锦斋认识了错误,也教育了部队。与此同时,贺龙和前委还决定:“(1)原有的部队必须渐进的予以彻底改造,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的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2)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①整顿工作刚刚开始,前委和贺龙就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湘西特委的指示,要红四军到石门县活动,配合石门、临澧、澧县、桃源地区的斗争,特别是支持石门南乡的暴动。石门县的暴动武装曾经具有相当规模和声势,但在大批敌军“清剿”下,已于7月间失败了,共产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而这些情况,湖南省委及湘西特委并不了解,所以仍要求贺龙率红四军去石门。
    贺龙率红四军于8月25日进抵石门北乡磨岗隘,会见了石门中共组织的负责人,听他们介绍了当地情况,决定首先恢复和发展北乡党组织,发动农民暴动,在磨岗隘、渫阳一带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而联合附近各县武装力量夺取石门,再向常德、桃源发展。遗憾的是,这个计划与石门及附近几县的实际情况仍不相适应。西北乡的中共党组织几乎不起作用,红四军连向导都找不到,对敌情也不了解。恰在此时,湘西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特委委员蔡以诚等被捕,供出了湘西特委“最近决定由贺龙割据石门,向临澧县发展,联络南(县)、华(容)、安(乡)3县同时向常德进攻”的计划。于是,湖南敌人集中3个师和几个县的团防武装开赴石门进攻红四军。这样严重的敌情,省委、特委都未通知贺龙,使红四军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红四军先在磨岗隘附近开展工作。9月5日,奔袭澧县大堰挡、王家厂,消灭了当地团防武装和税务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处决反动头目,焚烧债券地契,将财物分给贫苦农民。7日返回渫阳,便遭到第十四军教导旅李云杰部袭击。红四军在对敌情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失利,参谋长黄鳌牺牲。红四军退到泥沙镇,9日清晨,又遭敌军袭击,部队伤亡很大,师长贺锦斋牺牲。经敌人两次袭击,全军仅余200余人,由贺龙率领西撤,9月底,转移至湖北鹤峰县堰垭附近的大山中。洪家关一带的后方基地被敌军侵占,红四军的人员补充、物资供应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时已初冬,天气寒冷,红四军处在高寒山区,仍然身穿单衣,连贺龙也没有可换的衣裳。部队缺粮少医,生活极其艰难。一些人悄悄地逃走了,部队减员至100余人。这时的红四军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了。
    在这危急时刻,贺龙的大姐贺英带着一批粮食、棉花、衣服、药材和子弹赶来了。
    见到大姐,贺龙百感交集,难过他说:“半年多,我把队伍组织起来,垮掉了,又组织起来,又垮掉了。如今,这个队伍不是我贺龙的,是党的。
    我们这个队伍是党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啊!我贺龙是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啊!肩膀上的担子重,我挑得起,只是许多政策我搞不清楚,怕给党带来损失哪。”贺英说:“你搞的是共产党,你组织起的队伍,就要发展党员、团员,要他们懂得革命道理,这才能打不垮、拖不烂嘛!过去,人家跟着你,为的是当官、发财,虽然你是实行三民主义的,他们发不了多少财,可总有个薪饷埃如今,没得薪饷发,没得官好升,他们投你图个什么?如果不让他们懂得革命道理,哪能稳得住?还不是五根手指抓豆子,抓一把,撒一把?”
    几十年后,贺龙回忆这次和贺英的谈话时说:“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了些,个人英雄的骄傲劲儿也减少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3个月,共编成9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团员。”
    在整顿中,贺龙又遣散了一些年大体弱和政治上不坚定的人。红四军只剩下了91人, 72支枪。一些老党员、老干部,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营长、连长当了排长、班长;有些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县委书记的人,当了班长、战士。人数虽少,但都甘心为革命献出一切。他们不考虑职位高低,不计较待遇厚薄,一心为革命,一心为工农翻身解放,有坚定的信念,又有丰富的战斗经验,部队中也形成了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从此,红四军便成了一支拖不烂打不垮的武装。因此,这次整顿,可以说是红四军建军史上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