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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重庆战斗生涯:为找水挖出“红军井”

发布日期:2017-09-25 11:2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俞荣新
    贺龙(1896-1969),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走遍大江南北,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在重庆这片火热的土地上,也留下了他纵横驰骋、运筹帷幄的足迹。
    在渝东南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贺龙原名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贺龙从小习武,以爱打抱不平闻名乡里。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贺龙于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曾三次被捕入狱。1917年,他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几经起伏,拉起一支队伍。
    1922年春,四川出现南北两军严重对峙的局面。6月,贺龙奉命率部援川,驻川东酉阳龙潭。7月,率部沿乌江而下,经彭水,攻占川东重镇涪陵,贺龙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后主动撤离涪陵,移防彭水。在彭水,贺龙军纪严明,执法如山,动员并带头捐款修建断矶桥,倡办女子学堂。驻防彭水期间,贺龙得知粤军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到上海避难的消息后,立即派人携书信到上海晋见孙中山,表示竭尽全力支持其革命事业。身处困境的孙中山极为感动,亲笔复函,对贺龙大加赞赏。
    1923年春,贺龙奉命重返涪陵,彭水人民夹道送别,并赠两面锦缎彩旗,上绣“经文纬武”和“俎豆诗书”八个大字,还在其驻地郁山镇刻了一块“德媲宗韩”的德政碑,以彰其功。贺龙重返涪陵后,为加强防务工作,曾转战丰都、忠县、武隆等地。在丰都,贺龙救出了遭川军扣押的知县刘愿庵(后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中共“六大”候补中央委员等)。为纪念贺龙扶正祛邪、除暴安良的功绩,丰都人民在鹿鸣山腰修建了一座“贺龙阁”。
    这年春夏之交,军阀吴佩孚组织川、黔军向支持孙中山的熊克武大举进攻。成都、重庆相继失守,贺龙也率部退出涪陵。6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贺龙为第一混成旅旅长。8月,熊克武奉命发动反攻。贺龙在友军的配合下,收复了涪陵,切断了长江上游的水上交通,使重庆地区的川、黔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频频向吴佩孚求援。为此,吴佩孚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用日本人经营“日清公司”的“宜阳丸”和“运阳丸”两艘轮船向重庆偷运军火。贺龙得到这一情报后,亲自率人截扣了“宜阳丸”,把缴获的大批军火补充给讨贼军各部。9月中旬,讨贼军发起总攻,先后收复了成都、重庆。但吴佩孚不甘失败,组织川、黔、鄂军大举反攻。因讨贼军内部分化瓦解,重庆、成都先后失守。1924年,四川讨贼战争宣告失败,贺龙率部从成都向黔东撤退,于8月上旬到达贵州铜仁。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先后发表了《讨贼宣言》和《北伐宣言》。贺龙坚决拥护孙中山的北伐主张,率部向湘西进兵,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且装备精良。1925年2月,熊克武报孙中山批准贺龙部为建国川军第一师,任命其为中将师长。然而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湖南军阀赵恒惕投靠了北洋政府,并通令驱逐湖南的川军。为保存实力,贺龙主动撤离湘西,经秀山到达铜仁。
    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北伐。贺龙闻讯后立即响应,率部向湖南进军。7月,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贺龙部队战功赫赫,受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指挥部的通电嘉奖。1927年2月,贺龙率部移防武汉,队伍被缩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独立第十五师又立下了赫赫战功,并于6月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于7月26日率领二十军到达南昌,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8月1日南昌起义胜利后,贺龙主动率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在南下途中,贺龙经谭平山、周逸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敌人优势兵力的围剿,贺龙率起义军突出重围后,乘渔船去了香港。
    转战湘鄂川黔
    1927年11月上旬,贺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由香港到达上海。他希望回到湘西组建革命武装,得到中央的同意。1928年初,贺龙经武汉回到湘西,领导发动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1930年7月,贺龙率红四军到湖北洪湖地区与周逸群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成立由贺龙任总指挥的红二军团,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1932年1月,关向应受中央委派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政委等职。此后,在贺龙、关向应密切合作和领导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军主力及根据地武装发展到3万人以上。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湘鄂西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等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红三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到重大损失,被迫于10月上旬退出洪湖苏区。12月15日,红三军由湖北竹溪县进入巫溪县白鹿地区。19日,红三军越过巫溪、巫山边界的关口山,击溃了巫山团练两个中队的堵截,进入巫山县大昌镇,开展宣传动员群众的工作,把打土豪没收来的财物分给了镇上的穷苦群众。红军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大昌镇人民也主动帮红军运送枪械、护送红军伤病员、为红军带路等。20日,红三军向湖北巴东方面前行,22日强渡长江后,攻克巴东城,并于24日回到鄂西根据地,从而结束了此次历时50多天、行程7000余里的大转移。
    1933年7月24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烧巴岩会议后,夏曦率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和红七师留守鹤峰苏区,贺龙和关向应则率领军部和红九师到鄂川边开辟新苏区。但夏曦并未贯彻烧巴岩会议有关“巩固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精神,在敌军逼近鹤峰时仓促撤退,丢失了根据地,致使红三军再度失去依托。得知消息后,贺龙即提出红三军挺进渝东南,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关向应支持。贺龙相继派出几批侦察人员,分道潜入渝东南地区,侦察地形,绘制地图,探听敌情,并开展对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五师师长杨其昌以及黔江“联英会”、“神兵”的统战工作。11月7日,红三军开进到石柱县境内的冷水、栗子坝活动。
    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大村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恢复湘鄂边根据地,赞同贺龙向渝东南的酉、秀、黔、彭地区发展,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主张,并制定了首先占领黔江的军事部署。12月22日,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从湖北咸丰向黔江进发,次日攻占黔江县城。红三军入城后,一面派出小分队继续扫荡逃散之敌,一面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及红军的性质任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粉碎了敌人的谣言,赢得了群众的信任。红三军的严明纪律深得黔江广大群众的爱戴,他们也尽力支持红军,如主动为红军部队带路、协同红军捕捉敌兵、帮助红军抬伤病员、冒着炮火给红军送饭等等。
    红军攻克黔江的胜利,极大地震慑了川东之敌。刘湘慌忙派其第五师向黔江反扑。12月29日,红三军放弃黔江县城,向湖北咸丰转移。
    1934年1月3日,红三军攻下利川县城后,又兵分两路进入重庆境内。一路到万县柏杨游击,牵制拟调防石柱的川军李宗煌部;贺龙则率领红九师于1月8日从利川进入石柱。1月10日,红三军抵达石柱县城附近的沙谷乡猫圈坡,一面进行部队休整,一面组织发动群众,宣传红军土地政策,提出“穷人不还富人债,佃户不交地课(租)”等口号,深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当年冬旱非常严重,接连40多天未下雨,石柱井水干涸,群众饮水遇到很大困难。贺龙得知情况后,派卫生员向群众宣传卫生饮水知识,并亲自带人寻找水源,很快挖出了一口水质清洁的井,解决了当地群众和红军的饮水困难。红军离开后,这口井长年不干,取水不尽,群众称之为“仙井”、“龙井”、“红军井”。
    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的活动,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和当地土豪劣绅大为恐慌。1934年初,蒋介石由江西南昌行营电令刘湘主持“会剿”。3月,为粉碎敌军的“围剿”,贺龙与关向应主张红三军回师酉、秀、黔、彭,使鄂川边成为游击中心区域。4月初,红三军直属单位和红九师从湖北来凤县进入酉阳县,并经黔江往咸丰与红七师会合,随后向酉阳、黔江方向开进。5月8日红三军攻占彭水县城后,进至酉阳南腰界一线。贺龙、夏曦、关向应认为南腰界地处川黔边界,与秀山、松桃、沿河、德江、印江毗邻,战略地位比较重要,且境内层峦叠嶂,幅员宽广,人口较多,粮食富足,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有利于开创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此,红三军以南腰界为大本营,积极进行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1934年10月初,贺龙从敌人报纸上获悉,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已于8月离开中央苏区西征。他分析其可能是来和红三军会合的,随即率主力南下迎接,于10月15日在沿河县境内与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先遣队相遇。贺龙得知任弼时、萧克、王震还处在危难之中的消息后,立即与关向应、夏曦、李达商讨接应办法,决定夏曦带领黔东独立师在根据地留守,贺龙率部队朝梵净山方向南下接应。很快,贺龙部队于24日在印江县境内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会师,并在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会后,红三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两军团统一行动,由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后经中革军委批准,成立了两军团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0月28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红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吸引和牵制了蒋介石围堵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兵力,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出色地完成了中革军委交予的任务。
    1935年2月至8月,贺龙、任弼时指挥红二、红六军团反“围剿”,在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连获大捷,歼灭了整师整旅的敌人,粉碎了1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9月,不甘心的敌人又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领导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他们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终于1936年7月1日胜利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贺龙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促进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7月11日,贺龙率红二方面军由甘孜北上,于10月22日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1年的长征。
    协助刘邓解放西南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提出,由贺龙率军经营川北,与二野协作解放四川、西康、贵州。因此,贺龙在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就对入川进行了积极准备。他与彭德怀、习仲勋共同商讨了入川事宜,并从西北地区抽调了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在山西临汾集训,以作为南下的骨干;又从晋绥分局、军区抽调一些四川籍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为进军作准备。7月16日,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主力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2月到达重庆地区;贺龙率10万人入成都。由刘、邓、贺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9月上旬,贺龙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了10月初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研究进军西南问题。会上,贺龙从全局出发,决定不带自己熟悉的一野主力,而带华北的十八兵团入川。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成立西南军区,贺龙和邓小平分任司令员和政委。
    10月18日,毛泽东向贺龙下达了由陕入川的命令。下旬,贺龙到临汾检查南下干部的入川准备工作,听取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后,于11月6日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合并前,由陕入川的部队和人员,应有一个党组织和指挥机构实施领导。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贺龙任主任的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工作,还组成了西南军区前线指挥所。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西南之敌实施大迂回、大包围,先南后北、先慢后快的方针,为了不让胡宗南部队很快南逃,贺龙命令于8月底发起秦岭战役的第十八兵团、第七军等部,佯攻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但“攻而不破”,从而造成解放军主力由陕入川的假象,达到把胡宗南主力抑留在秦岭地区的目的。
    11月1日,刘邓大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500公里地段上对国民党军实施多路进攻。蒋介石急令胡宗南从秦岭、大巴山一线南撤。为此,贺龙于11月30日命令北线部队跟踪追击,为防敌人在刘邓大军完成大包围前过快南逃,故意“追而不迫,突而不破”,只与敌人保持接触。
    12月9日,川康地区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云南的卢汉宣布起义。随后,刘邓大军完成了大包围,四川境内的残敌逃往康、滇的道路已被堵住,贺龙即命令各部队迅速入川,穷追猛打,于12月下旬与刘邓大军将敌人合围于成都地区。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第七、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第二十兵团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宣布投诚,27日,成都解放。30日,贺龙等率十八兵团一部在成都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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