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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中几度遇难几度脱险的邓颖超
发布日期：2016-03-02 13:53 来源：中红网 作者：晋绥基金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邓颖超（右）与她的母亲杨振德。（中红网红色图库）
邓颖超红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邓颖超红军照。（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5年10月，邓颖超（左一站立者）与李克农（中间坐者）等在陕北保安。（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7年，邓颖超（右一）与女红军危拱之（中）等在西安。（中红网红色图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苏维埃的娘子军”。从右往左：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的夫人刘群仙等，她们都是从江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来的。（中红网红色图库）
1941年邓颖超（中）、蔡树潘（左）、钟赤兵（右）在重庆。（中红网红色图库）
1943年，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9年，邓颖超（左二）与女红军廖似光（左三）等在重庆办事处。（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1年春，邓颖超（左）和女红军康克清在中南海西花厅。（中红网红色图库）
1951年，邓颖超和女红军蔡畅（右）在交谈。（中红网红色图库）
1977年，邓颖超（左）、王首道（中）和女红军李坚真（右）在广州白云机场。（中红网红色图库）
邓颖超（1904-1992），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她曾参加了万里长征。面对高强度的连续行军，她身患肺病，不停咳血，身体虚弱，很不适宜。但意志坚定的她，一直顽强地坚持着、行进着。尤为令人敬佩的是，她在长征中曾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只是由于她临危不惧、处置得当，才得已转危为安，令人难忘。
带病征程
1934年秋，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告诉中央妇女部的李坚真，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拿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还明确告诉她，中央领导同志夫人和中央直属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女同志的去留可以不考虑，由中央组织部决定；在军队工作的女同志，由总政治部决定。
谁去谁留？李坚真和总卫生部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商量后，费尽周折，终于在规定时间内拿出了一份名单：吴富莲、王泉媛、危秀英、邓六金、钟月林、吴仲廉、李伯钊、谢飞、李桂英、刘彩香、刘英等。
陈碧英那时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她明白董必武要上前方去，所以也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留下来。可检查结果出来后，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原因是她的体重比标准差一斤，加上她当时怀有身孕，长途跋涉她肯定吃不消，所以让她留下。可她怎么舍得和自己的丈夫分离呢？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哭着央求自己的丈夫去说说情，可时任中央工作团团长的董必武却要求她接受组织的安排。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本来也是要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的，但她的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她也便留在瑞金打起了游击。这一留，她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有想跟着大部队走的，也有想留下来的。时任中央机关总支书记的邓颖超就是一个。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营养严重不足，她正患着在当时很难治愈的肺结核病。此时，她精通中医的母亲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苏区陪伴唯一的爱女。经常咯血不止的身体衰弱的邓颖超，让人一时无法联想到那个在上海配合周恩来做地下工作的，干练的破译密码专家和地下革命家。
邓颖超1904年2月4日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靠母亲杨振德行医或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她青年时代投身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和刘清扬、郭隆真、张若名等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与组织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她还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共同组织了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参与领导天津学生的爱国运动。1923年她参与组织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1924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从此，她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开始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当时，一米六左右个子的邓颖超，微胖的鹅蛋脸，戴着厚厚的圆边眼镜，眼镜底下是一对有神的大眼，因为爱好京剧的缘故，因此她说话嗓音洪亮、底气十足，一口北平官话很标准，每个人几乎都能听懂。她是周恩来的贤内助，因此工作作风也和周恩来很相似，低调而稳重，是所有女红军里资历最老的几个人之一，可是她喜欢让自己的同志亲切地喊她“小超同志”。对于自己从“小超同志”到“小超大姐”到“邓大姐”再到“邓妈妈”的转变，她也觉得饶有趣味而无可奈何。
长征开始之际，执掌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是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作为“三人团”成员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很清楚组织上会让自己跟随部队一起行动，但肺结核也是很要命的病，在当时有“十痨九死”的说法。邓颖超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病给组织上和他人造成任何麻烦。她恳求丈夫：“恩来，我还是留下来吧。我的病还是这样子，怎么和部队一起行动呢？留在苏区不是一样干革命吗？更何况妈妈也在这里，我们还能互相照顾的。”
周恩来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知道这次转移不是简单的与敌人周旋，尽管“三人团”商议的只是打算将红军转移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作为部队的高级领导人之一，部队真正要走多远，当时心里也没有数。面对妻子，他难以说出确切的答案。他只是对妻子说：“小超，谁走谁留是经过中央小组认真讨论的，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至于妈妈，我们也只好请留下来的同志帮助照顾她老人家了。”
1934年10月10日傍晚，中央红军还是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几十位女红军也离开了苏区这片相对稳定和安宁的红土地，开始了前途未卜的长途跋涉，随大军走上了漫漫征程。她们被人称为“特殊连队”，即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由于这个连队里既有老弱病残，又有孕妇和伤员，因此连队党总支书记董必武同志把它叫做“特殊连队”。“特殊连队”共有300多人。第一任连长是何长工同志。他被中央调任九军团政委兼任粮食局长后，由侯政接任连长。他就是在这个连队认识了邓大姐。
侯政后来这样回忆邓大姐：“邓大姐从瑞金出发时就身患肺病，在干部休养连当休养员。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加强这支队伍党的组织领导，经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批准，邓大姐任休养连党总支委员，并担任妇女班班长职务。妇女班共有24人，其中有李坚真、贺子珍、金维英、李伯钊、邓六金、钟月林等同志。妇女班担负着三项任务：一、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扩大红军；二、进行社会调查，访贫问苦；三、照顾和管理伕子队伍。这样沉重的担子，在敌人围追堵截的险恶情况下，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都很艰巨，更何况是压在一个身患重病、经常咯血的病号身上呢！但邓大姐不仅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
临危若定
1935年2月5日至9日，红军行至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扎西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的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参加了会议。讨论了红军战略方针，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调整领导班子和大范围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就是在这里，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党的总书记。
继续长征的红军，虽然经过几次激战，但红军仍然不能摆脱重重包围的敌人，于是再渡赤水，又重向遵义进发。
就在这时，怀有身孕的贺子珍，在长征途中生下了一个男孩。因为行动不便，就把孩子留给在了当地。
无独有偶，时任少共中央巡视员的廖似光也生产了，也是生的男孩。她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生孩子，可是多日来的疲乏，使她才怀了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廖似光在上海担任政治交通员时，曾经生过一个女婴。1933年冬天，组织上决定调她到中央苏区工作，从上海到瑞金，要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要经过几个月的颠簸才能到达，单身的女同志已很不容易，何况要带着一个新生婴儿。廖似光再三考虑，最后忍痛把女儿交给了当时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唐益之。后来，唐益之把这个孩子送到了国际红十字会医院，从此杳无音信。
现在，廖似光多么希望能带着这个男孩走，可眼前残酷的生存环境，逼迫着她再次含泪舍弃了自己的亲骨肉。她把孩子用毛巾包好，上面写上他是红军的后代和出生年月，然后含泪离开了。
与廖似光一道在干部休养连行军的邓颖超，十分关心这位坚强的战友。她主动让出了自己的担架，抬着身体极度虚弱的廖似光行军，而自己骑马。可廖似光只躺了10天，便下地走路。邓颖超又让她骑马，她还是不肯，坚持同大家一起步行前进。
这一段时间，红军的战斗打得不顺，担架越来越多，走得也越来越慢。好不容易重返遵义，疲惫的女红军们，不知又一场麻烦即将来到。
那天，当干部休养连一行走到猴沟的时候，忽遇一营敌人从山冈上斜插过来。许多民夫见状撂了挑子，四散奔逃，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已经走远了，而负责休养连安全的军委警卫营却还没有上来，缺乏战斗力的休养连被暴露在一个十分开阔的地带上。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只见邓颖超临危不惧。她不顾自己身体有病，赤着脚从担架上跳了下来，告诉大家要镇定，并大声命令道:“不管谁的警卫员，都留下来交连长统一指挥，集中起来阻击敌人。”邓大姐首先把自己的警卫员留给侯政统一指挥。
邓大姐的这句话可真灵，所有首长的警卫员总共30几名，瞬间都集合到连长侯政面前，由他指挥，顽强地阻击敌人。
邓大姐和李坚真一起，组织伤病员，向大山沟转移。她们刚走到山下，又一股敌人出现了，密集的子弹压得她们抬不起头来。李坚真命令大家猫着腰向路边的深沟里转移。可是，在距深沟不到100米的地方，敌人发现了她们的意图，嚎叫着冲了过来，李坚真命令警卫员们：“快利用附近的掩体，阻击敌人!”
警卫员们与敌人对射起来。有的战士忍不住，几次想冲出去同敌人决一死战，都被李坚真制止了，她说：“同志们，节省子弹，拖住敌人，为警卫营的到来争取时间。”
敌人越来越近了，300米、200米……
“打!”李坚真大喊一声。
战士们对准敌人一起开火，敌人有被打倒的，也有卧倒的。可是当他们发现警卫员人少之后，就占据了有利地形，稳扎稳打，逼近过来。
大家坚持战斗了半个小时，但终因敌众我寡，渐渐有些吃不住劲儿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军委警卫营闻讯赶来，两面夹击，紧紧牵制住敌人，大家才转危为安。经过一阵急促的行军，休养连总算是摆脱了追击。
事后，侯政与董老（必武）、徐老（特立）、谢老（觉哉）谈起这件事，大家都称赞邓颖超危急时刻顾全大局。
关心战友
红军五师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娄山关战役中受了重伤，医生说，必须截肢才能保住生命。性情倔强的钟赤兵怕据了腿不能跟随部队前进，更怕被寄养在老百姓家中。他情绪低落，坚决不同意截肢。因此，同志们只好把他从娄山关一直抬到遵义城。抵遵义时，他的伤势已经非常严重，生命垂危。医生认为，下肢完全粉碎性骨折，又大出血，只有锯掉左腿才能保住生命。截肢的事再不能拖延了。可是谁也没法说服钟赤兵，怎么办呢？大家都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关键时刻，邓颖超晚上回到住处，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周恩来副主席，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经中央军委开会研究作出三条决定：一、手术要做，不寄养；二、保证用担架把他抬到目的地；三、警卫人员和马伕一律不减。第二天，邓颖超向钟赤兵传达了中央军委的三条决定。
传达后，邓大姐又耐心地劝说钟赤兵：“锯腿正是为了保全生命；而生命是革命者进行革命的资本，保留下宝贵的生命才能革命到底呀！”
钟赤兵敬佩邓颖超大姐，听了她的话，终于愉快地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的，钟赤兵表现得非常坚强。手术后，邓大姐时刻关心钟赤兵的安危和伤口恢复情况。在敌机扫射休养连，钟赤兵的警卫员和一名担架员不幸牺牲时，邓大姐主动将她的一名担架员让给钟赤兵，她自己带病步行，使钟赤兵非常感动。
这是一个带头深夜搓谷的故事。
“特殊连队”行军到达贵州一个青苗人居住的地方，战斗虽较前减少了，但严重的缺粮威胁着我们。这里本来就是穷乡僻壤，加之国民党和地方军阀长期盘剥，土司头人又造谣诬蔑，使他们对汉人和红军非常仇视。在红军到达之前，老百姓就都跑光了，甚至连做饭的锅、舂米的石臼都藏了起来。我们住下后，什么吃的东西也找不到。
后来，大家好不容易在野地里找到一些带棵的稻谷，大家很高兴。邓颖超撑着虚弱的身体，带头和大家一起搓稻谷。大家把毯子铺在地上，用两块砖头放上稻谷对搓，硬是将稻谷搓成大米。邓颖超把手搓出了血泡，血泡又被砖头磨破了，她仍然搓谷不止。就这样，整整搓了一夜。董老、徐老、谢老也和大家一样彻夜未眠。尽管没搓出几斤大米，但大家觉得用它煮成的早饭，格外香甜。
救护恩来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19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日子，他们没有仪式、没有满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长征途中，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因工作需要，一直分头行动，离多聚少。在这难忘的万里征途上，他们俩人的爱情，又经历了一场升华。
那是在过草地之前的毛儿盖，正值夏天，周恩来突然高烧不退，原来是得了很严重的肝脓疡，昏迷不醒。医生来了，毛泽东来了……
三天三夜，邓颖超就一直守在周恩来的身旁。李治和王斌两位医生，让战士到六十里外的雪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周恩来的肝区上方，以控制炎症不向上发展，引导向下排脓。
邓颖超夜里看着周恩来，睡也睡不着，于是就把周恩来的灰色毛背心拿来，在油灯下面捉虱子，结果一口气歼灭了173只。
后来，周恩来终于醒了，排出了半盆子绿色的脓。
几十年后，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到邓颖超家里作客，他想到周总理在长征途中患重病的情景，不由得问大姐：“周副主席过草地前得了肝脓疡，后来是怎么治好的？”
邓大姐说：“多亏了王斌、李治两位有经验的医生。当时我向你这个连长请假，到恩来同志那里照顾了一段时间。后来，我看到了一些医书，有一本讲了一百个肝脓疡病例，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那是因为他的肝和肠子粘连了，溃疡正在这个地方，脓从粘连处穿孔排了出去，这是很巧的事。恩来恐怕也属于这种罕见的情况。他能恢复成这样，我是没有想到的。要感谢那两位医生啊！”
草地遇险
1935年夏秋之交，中央红军进入草地。那天，泥泞的草地，下起了滂沱大雨。中央红军的指战员们，三三两两艰难地向北走着：有的在泥水中互相帮助，艰难前进；有的陷入烂泥之中，战友们就拼力搭救；还有的掉队了，或倒在草地上，永远地起不来了。
陈赓和杨立三艰难地抬着周恩来，打着一把雨伞，在草地一拐一拐地向前行进着。周恩来近似自语地：“休养连的同志们可吃苦了……”
就在这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却遇到了她长征中最惊险的一幕。
休养连冒雨前进在草地中。有的在步行，有的骑在马上。邓颖超冒雨骑马走来，她透过雨丝向前一看，蔡畅冒着大雨向前吃力地走着。
邓颖超大声地：“蔡畅大姐，你的马呢？”
蔡畅转过身来，乐观地大声回答说：“让给病号骑了。”
邓颖超：“那你就骑一会儿我的马吧！”
蔡畅：“不必了，你是重病号，需要骑马。”
突然，在她们的头顶上，亮起一道闪电，随之又响起一声炸雷。邓颖超的坐骑受惊了，驮着邓颖超向前方疯狂地奔跑着。
蔡畅惊呼：“小超同志——！”“小超大姐——！”……草地上响起一片呼唤声。
一道闪电，再次引来一声炸雷。邓颖超的坐骑惊得扬起前蹄，咴儿咴儿大叫几声，把邓颖超扔进草地的泥塘中。受惊之马蓦地纵身向前一跃，跳入草地中的水塘。
草地的天是孩子的脸，一忽儿雨，一忽儿晴。雨过天晴，可邓颖超身陷草地泥塘之中，却在缓缓下沉，浑浊的泥水已经漫过她的腰部。她忽而看看陷入泥塘的战马，忽而瞧瞧自己的险境，她企盼地自语：“恩来，恩来……”
此时，抬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周围是空荡荡的草地，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啊！
“小超同志——”忽然，草地上传来呼唤声。邓颖超循声望去，蔡畅等正朝她快步走来。邓颖超激动地叫着：“蔡畅大姐，同志们……”
蔡畅向邓颖超递过去一根竹竿。邓颖超伸出颤抖的双手，紧紧抓住竹竿。蔡畅等小心用力地拉动竹竿。邓颖超脱离了险区，抱住蔡畅，两眼淌下滚滚的热泪。邓颖超转身向前方水塘一看：战马陷入水中，头还在动，两只眼向主人哀别。邓颖超啜泣着：“马，我的无言战友……”
邓颖超就是这样，凭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顽强不屈的精神，终于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从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出发，在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陕北吴起镇，行程两万五千里。（本站编辑：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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