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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传略》第四章 太原失守以后
发布日期：2015-07-24 17:12 来源：《林枫传略》 作者：晋绥基金会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及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迁往晋南临汾。周恩来、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山西省委、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也都转移到临汾。这个时候，临汾古城实际上成为北方抗日战争的中心，山西前线成为中外瞩目的战场。
北方局迁到临汾不久，11月15日，刘少奇为北方局起草了一个重要提示，题为《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指出太原失守后，华北的正规战争大体结束。“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八路军具有游击战争的特长，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就自然落在我党身上。”文件指出：“我党要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地去发动民众运动;”“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11月16日，周恩来在临汾党政军民联欢大会上，以《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为题发表演说，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他号召八路军要留在华北坚持抗战，发挥自己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12月间，刘少奇去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在会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1938年1月，刘少奇回来，来临汾刘村传到1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阐发了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战的方针，以反对王明的右倾错误思想，这次传达会议，对以后华北党的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还在太原失守前夕，根据形势的需要，山西省委已经为一分为四：有些同志分赴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林枫负责晋西南地区工作。林枫带领省委机关到达临汾，住在城内何二家胡同。为了和阎锡山总部的称呼相对称，其他地区党组织称作区党委或工委，这一部分仍称省委，实际上各自为战。省委是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能够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工作比较顺利。到临汾不久，林枫又兼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这时林枫经常骑自行车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调整和加强各地党委的领导班子，解决一些地方党委存在的问题。
11月间，林枫前往运城检查建党工作。他在河东特委听取了关于运城市党的发展情况汇报，就向特委书记提出：应该建立河东市特别支部(即运城市委)。当时，他发现河东特委的同志传看中共陕西省委印发的《新党员训练大纲》后，一面严肃地批评、提醒他们，陕西省委归西北局领导，山西省委归北方局领导，不能随便与外边的组织发生关系，因为当时党的基层组织仍然处于秘密状态;一面又同意特委翻印、学习陕西省委这一文件，以适应教育新党员之急需。因为当时正有大批革命分子入党，他们缺乏党的的知识。
这时开到山西战成连续作战的八路军，肩负起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的重任，急需扩大部队，补充兵员。11月13日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和11月17日刘少奇、杨尚昆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鲜明地指出扩大八路军的重要意义和具体计划。
周恩来亲自向山西省委提出“20天扩军3000人”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困难相当大。林枫和省委同志重视这项任务。及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安排。12月间，林枫亲自前往运城，召开了河东特委扩大会议，做了扩兵的具体部署，。参加会议的有特委负责人和115师、120师德代表，林枫根据周恩来、刘少奇的意见，在会上讲了扩大补充八路军兵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把扩兵工作过作为河东各级党委的中心任务。晋南地区一向是反阎势力占优势的地区，人民群众富有革命传统，1936年春，红军东渡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劳动人民的拥戴;红军所到之处，深入宣传抗日主张。广泛播下抗日救亡的火种。如今听说八路军扩兵，青年的抗日热潮高涨，参军的劲头很大。经过各级党委的动员、组织，河东各县迅速掀起了扩大八路军的高潮。在扩兵过程中，林枫又到运城、侯马检查工作。帮助解决扩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结果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提前超额完成了这次扩兵任务。新战士分别送到运城、侯马两地，集中训练后补充到115师和120师。
林枫为人忠诚厚道，平易近人。先后两次到运城检查工作，逗留的时间虽不很长，他那坚强的党性，踏实的干劲，以及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都给当地干部留下深刻印象。11月底，林枫第一次到运城检查建党工作结束，返回临汾的时候，有河东特委派往北方局党员训练班学习的四位同志随行。这次随行的秦穆伯(当时人运城市委委员)，对于他们从运城同车北行中的一些艰苦经历以及当时留下的对林枫的深刻印象，虽经半个世纪，仍记忆犹新。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11月底，我和李奎、李熹(女)。卢民安四人，随林枫同志从运城到临汾北方局党校学习。当时，太原已失守，日寇正准备南下攻取临汾，晋南火车只搞军运，不售票运客。我们为了赶时间，便搭乘军车。但是，军车车厢紧闭着，不让进去。在林枫同志带领下，我们五人便挤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挂钩处。夜深之际，西北风凛冽袭人，林峰同在不断吸烟以驱寒气，我们四人紧紧挨坐在一起御寒。不巧，中途停车修理，我们只要跳下车到附近路边找寻小店和热汤消寒。由于我们整夜呆在车厢外边过道上，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掉到车下，根本不敢成眠。因此，十分困乏。林枫同志和我们四人共盖一床被，便睡在店房的土坑上，虽然艰苦，却睡得很香甜。这件事虽然过去了50个年头，但一直深印在我的脑子里，至今难忘。每当我们几个人谈起林枫同志那时候和我们在一起的情景，便对他肃然起敬。”
针对当时形势发展的紧迫需要，林枫十分重视培养党员干部的工作。北方局和省委在临汾虽然只住了三个多月，由林枫负责主持党训班就办了四期。每期学员十几人到几十人，学习时间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由于刘少奇、林枫等许多负责同志亲自讲课，经过短暂的学习，学院在思想上、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政策上，都有不小的进步。训练班办得一期比一期好，质量一期比一期高;同时，还在北方局驻地刘村办了八路军学兵队，吸取培养各地投奔而来的爱国知识青年，晋西南区党委成立不久，又在孝义禅房头办起了党校，林枫兼任校长，宣传部部长张友清任副校长。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党校设半月班、一月班、三月班，结义以后回原地工作。全区党员基本轮训一遍，广大党员对训练班也很感兴趣。凡是前来学习过的党员干部，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水平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成为县、区、行政村级党、政、群工作的骨干。连续举办的党训班，为开展晋西南工作、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干部。
中共山西省委重视军事工作，成立时设立了军事部，由115师调来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指挥员黄骅担任军事部部长。在太原时，军事部即与山西新派领导的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中党组织取得联系。省委迁到临汾后，北方局11月15日指示：“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12月间，刘少奇回延安开会时，路过吉县兰村，向当地党的负责同志发出了“地方上抓紧组织游击队，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的指示。省委军事部据此开始调派干部，在同蒲沿线和晋西南山区各县帮助建立抗日自卫队、游击队。
1938年2月，侵入山西、河北的日军分兵两路，一路由太原沿同蒲铁路及其西侧山区南下，一路由东阳关西进，钳击晋南战略要地临汾。这时阎锡山的晋绥军已在晋北、太原诸役遭受重大损失，伤了元气;处在正面的数十万蒋系军队，畏敌如虎，仓皇溃逃。除武士敏部在子洪口、李家钰部在长治区进行过抵抗外，日军所向无阻，临汾2月28日失陷。日军主力继续南下，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到达风陵渡，与潼关的我守军相峙。从此，吕梁山区各县转入游击战争环境。
林枫和北方局、山西省委机关，于2月26日撤离临汾，经龙子祠到乡宁，又到吉县南村，在南村住了几天，又到大宁。省委这时作出决定：在吕梁山坚持游击战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军事部在乡宁、吉县地区动员了大约两个连的兵力，正式成立省委卫队，对外名义为115是独立第一游击大队，由黄骅任大队长。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团，处于秘密状态的山西省委机关，就是在这支部队的掩护下进行工作的。
1938年3月初，北方局和山西省委先后转移到大宁城郊、永和的桑壁、和合村等地。最后到达石楼的圪堵坪。这时中共中央根据山西的形势，决定撤销山西省委，成立晋西南区党委。
北方局迁到临汾不久，11月15日，刘少奇为北方局起草了一个重要提示，题为《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指出太原失守后，华北的正规战争大体结束。“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八路军具有游击战争的特长，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就自然落在我党身上。”文件指出：“我党要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地去发动民众运动;”“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11月16日，周恩来在临汾党政军民联欢大会上，以《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为题发表演说，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他号召八路军要留在华北坚持抗战，发挥自己的特长“来影响友军，来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齐来抗战”。12月间，刘少奇去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王明在会上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错误思想一度影响了一些同志。但因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1938年1月，刘少奇回来，来临汾刘村传到12月政治局会议精神，进一步阐发了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战的方针，以反对王明的右倾错误思想，这次传达会议，对以后华北党的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还在太原失守前夕，根据形势的需要，山西省委已经为一分为四：有些同志分赴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林枫负责晋西南地区工作。林枫带领省委机关到达临汾，住在城内何二家胡同。为了和阎锡山总部的称呼相对称，其他地区党组织称作区党委或工委，这一部分仍称省委，实际上各自为战。省委是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能够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工作比较顺利。到临汾不久，林枫又兼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这时林枫经常骑自行车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调整和加强各地党委的领导班子，解决一些地方党委存在的问题。
11月间，林枫前往运城检查建党工作。他在河东特委听取了关于运城市党的发展情况汇报，就向特委书记提出：应该建立河东市特别支部(即运城市委)。当时，他发现河东特委的同志传看中共陕西省委印发的《新党员训练大纲》后，一面严肃地批评、提醒他们，陕西省委归西北局领导，山西省委归北方局领导，不能随便与外边的组织发生关系，因为当时党的基层组织仍然处于秘密状态;一面又同意特委翻印、学习陕西省委这一文件，以适应教育新党员之急需。因为当时正有大批革命分子入党，他们缺乏党的的知识。
这时开到山西战成连续作战的八路军，肩负起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的重任，急需扩大部队，补充兵员。11月13日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和11月17日刘少奇、杨尚昆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都鲜明地指出扩大八路军的重要意义和具体计划。
周恩来亲自向山西省委提出“20天扩军3000人”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困难相当大。林枫和省委同志重视这项任务。及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安排。12月间，林枫亲自前往运城，召开了河东特委扩大会议，做了扩兵的具体部署，。参加会议的有特委负责人和115师、120师德代表，林枫根据周恩来、刘少奇的意见，在会上讲了扩大补充八路军兵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把扩兵工作过作为河东各级党委的中心任务。晋南地区一向是反阎势力占优势的地区，人民群众富有革命传统，1936年春，红军东渡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劳动人民的拥戴;红军所到之处，深入宣传抗日主张。广泛播下抗日救亡的火种。如今听说八路军扩兵，青年的抗日热潮高涨，参军的劲头很大。经过各级党委的动员、组织，河东各县迅速掀起了扩大八路军的高潮。在扩兵过程中，林枫又到运城、侯马检查工作。帮助解决扩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结果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提前超额完成了这次扩兵任务。新战士分别送到运城、侯马两地，集中训练后补充到115师和120师。
林枫为人忠诚厚道，平易近人。先后两次到运城检查工作，逗留的时间虽不很长，他那坚强的党性，踏实的干劲，以及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都给当地干部留下深刻印象。11月底，林枫第一次到运城检查建党工作结束，返回临汾的时候，有河东特委派往北方局党员训练班学习的四位同志随行。这次随行的秦穆伯(当时人运城市委委员)，对于他们从运城同车北行中的一些艰苦经历以及当时留下的对林枫的深刻印象，虽经半个世纪，仍记忆犹新。他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37年11月底，我和李奎、李熹(女)。卢民安四人，随林枫同志从运城到临汾北方局党校学习。当时，太原已失守，日寇正准备南下攻取临汾，晋南火车只搞军运，不售票运客。我们为了赶时间，便搭乘军车。但是，军车车厢紧闭着，不让进去。在林枫同志带领下，我们五人便挤坐在两节车厢之间的挂钩处。夜深之际，西北风凛冽袭人，林峰同在不断吸烟以驱寒气，我们四人紧紧挨坐在一起御寒。不巧，中途停车修理，我们只要跳下车到附近路边找寻小店和热汤消寒。由于我们整夜呆在车厢外边过道上，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会掉到车下，根本不敢成眠。因此，十分困乏。林枫同志和我们四人共盖一床被，便睡在店房的土坑上，虽然艰苦，却睡得很香甜。这件事虽然过去了50个年头，但一直深印在我的脑子里，至今难忘。每当我们几个人谈起林枫同志那时候和我们在一起的情景，便对他肃然起敬。”
针对当时形势发展的紧迫需要，林枫十分重视培养党员干部的工作。北方局和省委在临汾虽然只住了三个多月，由林枫负责主持党训班就办了四期。每期学员十几人到几十人，学习时间一个星期到半个月，由于刘少奇、林枫等许多负责同志亲自讲课，经过短暂的学习，学院在思想上、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政策上，都有不小的进步。训练班办得一期比一期好，质量一期比一期高;同时，还在北方局驻地刘村办了八路军学兵队，吸取培养各地投奔而来的爱国知识青年，晋西南区党委成立不久，又在孝义禅房头办起了党校，林枫兼任校长，宣传部部长张友清任副校长。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党校设半月班、一月班、三月班，结义以后回原地工作。全区党员基本轮训一遍，广大党员对训练班也很感兴趣。凡是前来学习过的党员干部，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水平上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成为县、区、行政村级党、政、群工作的骨干。连续举办的党训班，为开展晋西南工作、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干部。
中共山西省委重视军事工作，成立时设立了军事部，由115师调来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指挥员黄骅担任军事部部长。在太原时，军事部即与山西新派领导的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中党组织取得联系。省委迁到临汾后，北方局11月15日指示：“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12月间，刘少奇回延安开会时，路过吉县兰村，向当地党的负责同志发出了“地方上抓紧组织游击队，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的指示。省委军事部据此开始调派干部，在同蒲沿线和晋西南山区各县帮助建立抗日自卫队、游击队。
1938年2月，侵入山西、河北的日军分兵两路，一路由太原沿同蒲铁路及其西侧山区南下，一路由东阳关西进，钳击晋南战略要地临汾。这时阎锡山的晋绥军已在晋北、太原诸役遭受重大损失，伤了元气;处在正面的数十万蒋系军队，畏敌如虎，仓皇溃逃。除武士敏部在子洪口、李家钰部在长治区进行过抵抗外，日军所向无阻，临汾2月28日失陷。日军主力继续南下，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到达风陵渡，与潼关的我守军相峙。从此，吕梁山区各县转入游击战争环境。
林枫和北方局、山西省委机关，于2月26日撤离临汾，经龙子祠到乡宁，又到吉县南村，在南村住了几天，又到大宁。省委这时作出决定：在吕梁山坚持游击战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军事部在乡宁、吉县地区动员了大约两个连的兵力，正式成立省委卫队，对外名义为115是独立第一游击大队，由黄骅任大队长。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团，处于秘密状态的山西省委机关，就是在这支部队的掩护下进行工作的。
1938年3月初，北方局和山西省委先后转移到大宁城郊、永和的桑壁、和合村等地。最后到达石楼的圪堵坪。这时中共中央根据山西的形势，决定撤销山西省委，成立晋西南区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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