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林枫同志诞辰110周年

回忆老首长林枫

发布日期：2015-07-07 14:28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王玉珍

回忆老首长林枫

王玉珍

我出生在山西兴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我爷爷有点神经失常。日本鬼子扫荡到我们家乡时，老百姓都跑到山沟沟里去了，因为爷爷没和乡亲们一齐走，被日本人杀害了。父亲带着我要饭，家里穷得不行。我和哥哥原本都不想离开家乡，最后还是我16岁上出来投奔了八路军。我先到游击队呆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到了青年干部党校，给罗毅校长当勤务员。那时青干校有我们十几个小鬼。后来又把我调到晋绥分局机关总务科，几个月后又到机要科当小鬼。机要科当时就在兴县北坡村，和首长们在一个院里，机要科长是张瑞琪，副科长是韩乐风。我猜想在机要科的几个月，是观察考验我呢。分局副秘书长秦穆伯找我谈话，让我到分局首长林枫身边工作，给他夫人郭明秋帮忙带孩子。那时我们都叫她“郭同志”，她让我照看的孩子叫梅梅。那时也没有保姆，开始也有一个男孩子帮忙带梅梅，后来调走了。秦副秘书长和我谈话，教育我，要照顾好首长，照顾好首长的小孩，这也是革命工作，不能让孩子摔了，不能让孩子磕磕碰碰，就算完成任务。到了首长身边主要就是照顾梅梅，郭同志的事情都是她自己干，从不让我们干。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切和蔼，关心备至。部队发鞋，是从敌占区买来的“千层底”，很结实，她都给我们小鬼了。她还自己做鞋，用旧布打袼褙，纳底子，做的圆口鞋，还缀上个带，也给我们穿。她还打毛衣、毛背心给我们穿。冬天发的棉裤她自己不穿，也给我们穿。我的名字叫王玉珍，首长和郭同志都叫我“珍珍”，都把我当做他们的小弟弟一样平等对待。

1942—1943年解放区最艰苦的时候，我们每人一天只有十两（16两一斤）黑豆，没有盐巴，只能煮黑豆汤吃。首长和郭同志也和我们一样，没有任何特殊待遇。听说延安也很艰苦，毛泽东就号召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林枫首长不但给我们讲话动员，还带头响应，要求机关工作人员也下去开荒种地。首长和郭同志找我们商量，说他们有工作下不去，让警卫员、勤务员、秘书们这些周围的人统统下去，他们留在家里负责打扫卫生，端茶倒水和洗菜做饭，就算是和我们换工、变工。我亲眼看见郭同志下厨房做饭。我们劳动回来，首长和郭同志给我们端菜、端饭，大家都感动得不行。由于开荒种地，当年就吃上了小白菜、豆角、西红柿，首长和郭同志可高兴了。大家也高兴。这种运动一直坚持到去东北之前，生活大大改善。我们还纺毛线、织毛衣、打草鞋。还分红呢，我记得分了一块大洋，那时这就不少啦。

离开晋绥之前，我老娘还来看过我一次，想让我回家成亲。郭同志很关心我，找我谈话，实际上是征求我的意见。她说：珍珍，你愿意跟我们上东北吗？我说愿意跟首长和郭同志走。我怕我妈不高兴，就对我妈说，到了东北后，火车、汽车都有了，回家很快的，能回来看你老人家。遗憾的是我走后，老人就去世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妈见我决心跟郭同志走，就对郭同志说，那我就把孩子交代给你了，交给你们，我就放心啦。在我以后的工作、生活中，郭同志一直记得我妈的交代，始终关心着我。郭同志对我那是革命的情谊呀。我妈临走时，郭同志拿出十块大洋、三块自己生产的白布给了我妈，说您老就放心吧，珍珍在革命队伍中，在我们身边不会有问题的。我妈就这么高高兴兴地走了。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毛泽东让林枫带干部团到东北去。他带着延安来的1500人，加上晋绥的400多干部，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出发到东北。中央规定不准带家属小孩，要尽快到达东北。这时郭同志又有了一个孩子双双，还不到一岁，两个孩子拖住了郭同志。她很着急，就和林枫首长商量，先跟上部队，到张家口，把孩子送到她涿鹿老家，再去追部队。首长同意了。我就和赵真（这位同志1946年在“河口事件”中牺牲于黑龙江省望奎县）跟上郭同志，三匹马，带着两个孩子跟上部队出发了。那时梅梅三岁多，双双才十个月，真是可怜。我就对郭同志说，梅梅都这么大了，咱们带上去东北吧，再说我真舍不得和梅梅分开。郭同志说，毛泽东和中央规定不能带小孩，咱们带了这个头，首长怎么要求别人呢？后来才知道，其实也有的干部带着孩子去了东北。首长和郭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我们是农历8月16日出发的，走了二三天，到了一个叫小石口的地方。本来应该住下，但是发现有情况又听到枪声，首长决定不住了，继续走。路上下起了雨，爬小石山，到半山腰又下起了雪，山路很难走，都是大石头小石头。梅梅和双双是我和另一位警卫员赵真一人抱着一个，裹着延安发的土毯子，脚用绳子勒着，生怕掉了。走着走着，我脚上的圆口鞋掉了一只。我把孩子交给郭同志，下去找，腿都冻僵了，不知道痛了。走了几步不行，就不敢再走了，只好骑上马再走，第二天总算走出了山口，身上又热了，里面出汗，外面还冻着，那时真是苦啊。

过封锁线，就是过火车道，敌人坐在火车上来回巡逻。我们过封锁线很紧张，胳膊上绑个白毛巾，让我们快速通过。我们都没有见过火车、铁轨，过封锁线还没忘了下来摸摸铁轨，一边摸，一边笑，想想真土啊！摸摸铁轨后就又赶快跑啊，就怕巡逻车又回来，跑了几里地才安全了。那时一天要跑一百八九十里路，首长和郭同志和我们一起，一天也就能睡三四个小时。首长睡屋里，我们就躺在门口。又走了几天，到了一个村庄，那儿的老百姓可真穷，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全家人都坐在炕上，围着一盆火，盖着一床破被子，只有一条裤子，全家人谁出去谁就穿上。首长和郭同志看了实在难受，就对带队的干部讲，和干部们说说，把我们的衣服尽可能给当地老百姓留下，我们到沈阳就全有衣服穿。首长和郭同志带头把暂时不穿的衣服都拿出来留给老百姓。他们是真关心老百姓呀！

到了张家口、宣化，我算第一次见到大城市，土包子开洋荤了。过封锁线是夜间，只摸了摸铁轨，还没见过真的火车呢，这回一看火车过来了，大家就从大板车上站起来看，我站在最后面，大板车一颠，把我摔下来坐在地上，大家那个笑呀，这是第一次见到火车。后来到了沈阳、哈尔滨也闹了不少笑话：屋子里找不到卫生间，因为写的都是俄文；屋子中间的榻榻米，也不敢坐；看见大灯泡都不敢在它底下睡，怕掉下来砸着；晚上睡觉不会关灯，使劲吹也吹不灭；还有拿着烟对着灯泡点烟的。笑话可多啦。

到了涿鹿县郭同志的老家，把孩子放下交给姥姥，我们在那儿住了一个礼拜，孩子太小，要等她们和家人熟悉了我们才走。两个孩子是我带大的，特别是梅梅，已经懂事了，和我也有了感情，那个地方刚刚解放，还有土匪，地主恶霸也没打倒，我可担心啦。我就又和郭同志说，把梅梅带走吧，孩子大了，懂事了，扔不下的。可郭同志说，我和首长都商量好了，孩子不能带。为了革命工作，首长和郭同志对亲人、孩子都可以不顾，我想梅梅和双双肯定吃了不少苦，但她们应该能理解父母。这两个孩子在老家三年，到1948年底才找回来。她们小小年纪也为革命做了贡献。

放下孩子，我们和郭同志又赶到宣化，跟上往东北去的队伍，往沈阳赶。到了沈阳，首长已经撤到了本溪，等我们赶到本溪找到首长时已经是11月底了，比他们晚了一个多月。

到了本溪，我就又回到首长身边。他那时是东北局委员、组织部长，找他谈话的干部川流不息，排起了长队。他很早就起来办公，怕人家等他，有时都顾不上吃饭。晚上都要到零点以后，每天顶多睡三四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他那时穿条黄色的棉裤，和人谈话的时候手撑在膝盖上，那个地方都变成黑色的啦。我进去端水看见了，老想给他洗洗，可是换不下来，中午吃饭也有人等着他。他就那么扒拉两口，又接着谈。那阵子可真紧张，他的脸又黄又瘦，看着真可怜。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革命事业上了。

后来准备打长春，我也在首长身边，是周保中和首长一块指挥战斗的。我们坐着火车到了长春郊区。一下火车，国民党的飞机就来了。我们就赶紧让首长躲躲。首长很镇静，抬头观察飞机的去向，嘴里说着：没事，它那么高，能打得那么准？就打到我了？我们急了就把他按倒，然后趴在他身上保护他。长春刚打下，他就进去了。那时城内不太平，还有没缴械的，散兵游勇很多，经常有人从楼上往下打枪。可首长带着我们到处转，查看情况，我们都紧张得很。首长就是这样，为了工作从不顾个人安危。

后来从长春往哈尔滨撤，撤的时候已经很紧张了。开了一列火车，吕正操司令员亲自在火车头上，怕司机出问题，以后人们都传吕司令会开火车。火车前面开过去，后面就把铁轨扒了，怕国民党的火车追上。这样东北局领导机关就一列火车开到了哈尔滨。到了哈尔滨先住在大和旅馆。

撤到哈尔滨以后，他又当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工作更忙了，还要经常下基层去检查工作，所到之处，都是走路。碰到吃饭，他就上大食堂吃大锅饭。人家要给他炒两个菜，他也不让。有一次到镜泊湖看发电厂，下了火车就直接走到工厂的办公室，事先也不打招呼，也不让人家准备、迎接，到了就要人家汇报，听完了赶上吃饭，就上大食堂。发电厂是日本人秘密修建的，修完了把修建的工人全部杀害了。首长听了难过了好久。

回到哈尔滨，首长派了一辆大卡车，到望奎老家接20年未见的父母。我很想去，郭同志没让我去，赵真去了。卡车到了呼兰河边的渡口，人和车都要摆渡过去，摆渡的人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好准备船，他们没有警惕，告诉回来的时间，返回时中了土匪的埋伏，老爷子被打死了，赵真也牺牲了，还牺牲了好几个人，这就是“河口事件”。本来首长也想回去看看，当地的领导说那地方还不太平，没让去，在绥化等着。没有去是对的。老爷子被打死，老太太接来了，还有首长的两个弟弟，后来都参加了革命。来了都和我们一块儿吃大灶食堂。首长要求严，不许搞特殊化。

在哈尔滨也不太平，经常有特务打枪袭扰，那时要求我们警卫员也要学会开车。因为特务开枪打了司机，车就开不动了，车停下来首长很危险。警卫员会开车就可以代替司机，车就能迅速撤离。我和邸宝纯都学，他没有我学得快，所以后来司机胡玉久因孩子生病，请假回家，就让我开。我们那时住南岗。我开着一个大吉普，天天到东北局开会，就我一个人背着枪，又当司机又当警卫员，首长一点儿也不怕。我可担心死了。一个月后，胡玉久回来了，我才松了一口气。沈阳解放后又到了沈阳，住在三经路。有一天晚上从北陵开会回来，过了12点了，碰上特务打黑枪，把前玻璃都打碎了，幸亏没有打进去。胡玉久要停车，我说不能停。后来首长就教育老胡，说老胡呀，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能停，赶快绕道走，不要走原来的路。今天赶着开会，只能走这条道，以后要变换着道走，不能老走一条路，多拐几个弯不就行了？以后我们就经常改变着路线走。

1948年炮兵司令朱瑞牺牲，首长参加他的追悼会，穿件黄色呢子大衣，人又高特别引人注意，送葬的路走了好长时间，走得身上冒汗，把大衣脱了交给我，还一直坚持走到底。他也不怕危险，那是他关心怀念革命战友呀。郭同志也是这样。胡玉久后来到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分厂当副厂长，到北京开会因病去世了。郭同志还专程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警卫秘书高金奎去世了，郭同志也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首长和郭同志就是这样的人，对同志，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像亲人一样关心、爱护。

到了沈阳后条件也好些了，首长都有了汽车。我们警卫员在一起也爱议论，哪个首长坐什么什么车，哪个车高级、漂亮。高岗那时是主席，看见哪个单位有好车就和人家换，有时候就干脆要来。人家也不敢不给。我们很羡慕，先和韩秘书说，哪个单位有台好车，让首长要来。首长严肃地批评了我们：人家的车为什么你们要要来呢？人家是坐，我也是坐，有车坐不就行了，管它好坏呢！高岗就不知换了多少部车，我们首长就不让换，一比就看出人品的高低了。我听工作人员议论，高岗文化不高，不爱看书。中央来人了，他就让人在他的书架上装满马列的书，其实他才不看呢。他在东北时老排挤打击我们首长。1954年批判他时，就没有听见首长底下发什么牢骚，都是在会上说。

到了沈阳，算算我跟首长也有七八年了，我想换个地方，就找郭同志说，开始我说想上汽车连开车。郭同志说不好，开车怕不安全。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企业里要人，将来有前途。那时秘书范杰良已经是本溪钢厂厂长，郭同志让我去找他。我到了本钢人事科，先当科员，后来又提到副科长。可是没文化工作不好干，批个条子都批不了。后来工农速成中学招生，我开了介绍信就去了，可是人家说没位子啦，你回去吧！我想这怎么办？我妈不是把我交代给郭同志了吗？有困难还得找郭同志，我就上沈阳啦。正好郭同志还是这个学校的名誉校长，这回在速成中学学了三年半文化，包括小学的课程都学了。本来中学毕业还要上东北工学院去，但我们基础差，实在学不下去，只好肄业了。后来学校征求我的意见，是回本溪，还是到兵工厂。当时年轻觉得兵工厂神秘，出于好奇就到了兵工厂。这个厂当时在沈阳北关，干了四年。六十年代支援小三线建设，这样我就到了福建永安机械厂，一干又是好多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看见了首长挨批斗的镜头，低头、挂牌子。我想首长怎么会是坏人呢？我就给翠花湾3号家里写信，都给我退回来了，说“查无此人”。我一看心都凉了，再也联系不上了。运动中我也挨了整，说我是首长的“黑爪牙”，还有不少来调查的人，让我交待，还罚我跪砖头，可我心里明白，首长和郭同志是好人啊！一直到首长逝世，开追悼会，我看到胡耀邦跟郭同志握手的镜头。我想这回有门了。我就给胡耀邦写信，信封里面装的是给郭同志的信，外面的信封上写上胡耀邦收，这样才找到了郭同志。郭同志让梅梅给我回了一封信，告诉我家里的遭遇，怎么进的监狱，又怎么出来的，知道了这些，我难过了好久，有时梦中又回到首长身边，老伴把我推醒，枕头都湿了一大片。

收到这封信后，我急着上北京去看郭同志，正好我到北京开会，开完会专门到家里看了郭同志。反正我到北京开会，或者路过北京，我都要去看郭同志。我每次去看郭同志，她都热情接待我，临别的时候，还亲自送我到汽车站。她还带梅梅到福建驻京办事处来看我。梅梅在一个研究所工作，专门请了假来看我，还送给我许多礼物。首长和郭同志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始终如一的关怀和爱护，实在令人感动。

在郭同志的教育下，她们的孩子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都很尊重，很关心。2000年我和我老伴到大连，梅梅从国外回来，和双双专程到大连看了我们，还拿了照片和许多东西。八十年代，我曾经想过要调回山西。我一个山西人在福建实在过不惯。郭同志知道了，就让在山西工作的双双帮助安排，都弄得差不多了，征求孩子们的意见，一个都不愿意去，只好算了。那一年我和老伴到福州玩儿，听说星星在福州，我们打听到她的电话，打通了她就上我们住的温泉宾馆来看我们了。我以前不认识她，可她一听说是爸爸、妈妈以前的警卫员，和我们可亲了。2005年郭同志的老三耿耿和她爱人罗箭专程从北京到永安看望我们，带来了许多照片，还告诉我们许多过去秘书、工作人员的情况、地址和电话，和这些过去的战友又联系上了，谈起往事感慨万千，大家一致的心意，就是深深怀念我们的老首长林枫同志和我们敬爱的大姐郭明秋同志。

（作者：1940年8月参加八路军，1942年到晋绥分局机关任警卫战士，1960年到福建永安机械厂任副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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