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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林枫

发布日期:2015-07-07 14:54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张稼夫
       在十年浩劫中,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惨遭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迫害,含冤逝世,离开了我们。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林枫领导下工作,对他了解较深。他那顾全大局、沉着坚定的政治家风度,埋头苦干、不尚空谈的求实精神,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以革命利益为重、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党性原则,以及知人善任、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德,都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现在,我们追述他在建设晋绥边区的功绩,以及和他在一起工作时的若干感受,以寄托我们对这位优秀共产党员、党的忠诚战士的无限怀念之情。
      1906年,林枫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1924年,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是进步学生的领袖,曾组织同学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鼓励同学阅读党刊《向导》。1927年,他在南开中学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平津一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担任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党支部书记、北平抗日救国联合会党团书记和北平市委书记,积极领导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活动。他参与组织了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显示人民群众抗日的意愿。以后,他从事反帝大同盟的工作,是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参与组织为李大钊安葬的群众性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1935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林枫再次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在组织学生南下宣传、建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以及决定北平学生复课等重大决策中,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6年2月,林枫调任天津市委书记。4月,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到天津领导北方局的工作,经河北省委推荐,调林枫任少奇同志秘书。从此,林枫就在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协助少奇同志工作,在贯彻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清除王明路线在北方的影响、发展华北抗日形势、推动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北方局从北平迁到太原,林枫兼任山西工委副书记。工委书记是张友清。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林枫一面熟悉当地情况,制定对付阎锡山的对策,一面积极部署工作,把着重点放在建立党的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上面,陆续建立了工、农、青、妇组织,成立了工人武装自卫队(随后发展成为新军工卫旅),并确立了党对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领导权。在工作中,既要照顾统一战线,又要冲破官办框框的方针。在党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下,山西工委和各地党的组织,通过牺盟会的合法形式,进行了大量的推动抗日的工作,山西的群众斗争和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这时,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115师、120师、129师相继开到山西抗日前线,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大大鼓舞了民心士气,抗战的声势迅速高涨。
      1937年11月初,少奇同志在太原牺盟总会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群众工作问题”的报告。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部署以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为依托,在山西分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决定将山西工委改为山西省委,以适应和阎锡山总部对等的需要。山西省委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精神作出决定:共产党员都不准过黄河,在山西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并派优秀红军干部黄骅担任省委军事部长,加强对抗日武装建设和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
      太原失守后,北方局、山西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撤到临汾。这时,临汾实际上成为北方抗日的中心。为了熟悉当地新的情况,林枫经常骑自行车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检查工作中的问题,调整和加强各地领导班子,解决一些地方党委的团结问题。1937年秋冬,我军连续作战,主力部队急需补充兵源。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来到临汾,要求山西省委在最短期间扩兵3000人。为此,林枫到运城召开了河东特委扩大会议,作了扩兵的具体部署。在地下党同志的密切配合下,超额完成了扩兵任务,及时地补充了主力部队。不久,林枫接替彭真担任了北方局的组织部长。
      当时,临汾是我党和阎锡山势力斗争集中的地方。这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有各种派别、各种思想观点、各种组织形式,如何对付这一复杂形势,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这里,林枫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包括民主人士在内,都安排得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了他们在斗争中的积极作用。
      这个时期,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很好。我党除集中力量对付日寇外,还要做阎锡山的工作。林枫认真分析、研究了阎的特点,根据中央的政策,对他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1938年春,阎锡山在临汾召开了温泉会议,确定了“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三者中间求生存”的策略。他把过去的反革命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改称为“民族革命同志会”,创办了“民族革命青年团”和“民族革命大学”,以迷惑群众,同我党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争夺青年,图谋抵消和削弱我党的影响。当时,阎锡山规定所有高级干部,包括我党打入其内部的高级干部在内,都是“民族革命同志会”的当然发起人,企图以此限制我们的行动。在林枫主持下,我们决定区别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一般党员不准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但在没有党员的地方的“民族革命同志会”里,可以有选择地派极少数党员参加;对“民族革命青年团”,由于在其领导机构中我党力量很强,完全可以掌握,采取支持的政策,可以积极参加进去;对于“民族革命大学”,则采取拆台政策,选派少数共产党员进去,成立精干的支部,其任务是从学员中挑选表现好、历史清楚的人,输送到抗大去,以壮大革命力量。
     林枫坚决执行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把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为各级党的工作的重点。在省委军事部领导下和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帮助下,各县都组织了游击大队,县委书记就是游击大队的政委,省委军事部直辖的有115师独立第一游击大队。这些部队的建立,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我们还以各牺盟中心区和各县牺盟特派员办事处的公开名义进行活动,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发展新军方面,在晋南建立了212旅、213旅;在北边,除决死二纵队外,还建立了教导旅和政卫旅等部队。选派我军政干部到新军去工作,发展党的组织,使新军实际上成为我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后来,经省委研究决定动员各县游击大队的青年补充新军,既壮大了新军中的抗日进步力量,又减轻了地方财政负担。这些部队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建制,由阎出枪出钱,实际上是由我党控制的抗日武装。后来的事实证明:林枫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38年2月,日寇沿同蒲路南下,北方局和山西省委撤到晋西的乡宁、吉县、石楼、永和一带打游击。同年5月,为适应战争形势,中央决定成立晋西南省委,林枫任省委书记。这时,省委和北方局(少奇同志已返回延安,北方局由杨尚昆负责)一起,在靠近115师师部的汾阳、孝义、灵石、隰县一带活动,对外名义是八路军总政后梯队。林枫挑选熟悉山西情况、有农村群众工作经验、精通军事和善于作统战工作的一些同志,组成了一个比较健全的省委领导班子,以应付在晋西南地区进行斗争的复杂情况。他非常尊重罗荣桓,经常向他请教,还请部队的一些负责同志到省委办的训练班讲课,教育地方干部虚心向部队同志学习。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决定115师主力东进,北方局也迁往晋东南和八路军总部一起活动。行前,荣桓、尚昆同志对晋西南的军事斗争作了部署,留下新成立的补充团和当地游击队组成了115师晋西独立支队(又称晋西支队、陈支队),陈士榘任支队长,黄骅任副支队长,林枫兼任政委。部队经常活跃在对敌斗争的重要地区,粉碎了日寇的反复扫荡,冲破了阎顽包括完全停止对我军的粮饷供给在内的种种限制。我们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发展壮大了。这时,阎锡山趁蒋介石准备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机,也成立了“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工团”,主要是为了反共而不是抗日。在这种情况下,林枫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派遣统战部长张友清作为晋西南区党委代表,长驻秋林领导那里的斗争。
       1939年4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提出反动方针:取消新军中党的组织和政委制,声言“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为此,9月间,林枫专程去延安向中央请示。后由林枫、王若飞起草,经毛主席修改,10月30日在《解放》杂志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公开提出:“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战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当年12月,阎锡山策划了晋西事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序幕。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晋西南区党委对阎的妥协投降和反共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晋西事变后,区党委在隰县召开了包括新军在内的反击阎顽军的誓师大会,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果断地进行了反击。同时电告张友清,请他负责把乡吉地区的党转入地下,并设法把212旅和213旅转移到太岳区去。张友清顺利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使命。在斗争中,林枫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挥若定,经过20多天的激烈战斗,给阎顽军以重创。当部队奉命转移到晋西北休整补充时,林枫做好了坚持晋西南地区斗争的部署后,率部北上。1940年1月初,在静乐县娄烦镇附近召开团以上干部会,会同晋西北区党委总结了战斗经验,调整了战斗部署。接着,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参谋长滕代远统一指挥下,发动了围歼阎锡山骑兵第一军赵承绶部的岚县、临县战役,一举击溃其主力。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有:120师的彭八旅、暂一师、工卫旅、决死队二、四两个纵队和115师晋西支队。在对我方有利的形势下,2月,党中央派代表调停新、旧军冲突,和阎锡山达成了停火并以汾离公路为界划定各自活动区的协议,晋西事变宣告结束。
       晋西事变后,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等率120师主力返回晋西北。晋西支队由陈士榘、黄骅率领前往山东归还115师建制。在滕代远主持下,调整了晋西北党政军民的领导机构,决定将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林枫任区党委书记,赵林任副书记,开始了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新时期。
       晋西事变后,我党完全掌握了晋西北根据地。林枫根据毛主席关于在我军活动地区,有些事可以“先斩后奏”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以续范亭为主任的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晋西北行政公署;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统一了全区工农青妇群众团体的领导;组成了新军总指挥部,由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委。全区军事统一由贺龙、关向应为首的晋西北军区指挥。党政军民各方面完全摆脱了阎锡山的限制、压迫和控制,根据地内部彻底摧毁了阎锡山在各地的残余势力,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独立自主地进行根据地的建设。林枫非常尊重贺龙和关向应,经常向他们请示工作,共同参与决定晋西北的重要方针和政策。当时,日寇“扫荡”频繁,在战斗紧张时,让一些非战斗的党政领导机关渡过黄河,暂时避开敌人的“扫荡”,他自己则始终坚持在战斗的最前线,积极配合部队行动。
       晋西北是个地瘠民贫、十年九旱的地区,在阎顽长期统治和日寇侵略战争破坏下,生产更加凋敝,几万军队和党政人员的衣食成为严重问题。为了克服困难,1940年上半年进行了四大动员,解决迫切需要的粮食、财政、人力、军鞋问题。由于干部缺乏经验,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和违反政策现象。林枫发现后,立即加以纠正,主动承担责任,要求各级党政机关把加强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有计划地进行财经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主要任务,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渡过了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全力对晋西北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反复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根据地大为缩小。300万人口的根据地被压缩到不到100万人口的沿黄河地区,形势又变得严重了。
       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和重视晋西北。1942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晋绥分局,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在关向应养病期间林枫为代理书记。1942年春季,林枫赴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党中央、毛主席对根据地建设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表扬。8月,林枫从延安带回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把敌人挤出去、认真实行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等重要指示,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并决定把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作为1943年的三大任务。同时召开了晋绥边区第一次临时参议会,认真落实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开展整风学习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工作队,实行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打击和围困敌人。这时,分局召回了在绥远大青山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白如冰、姚喆,一起总结和部署了绥远地区的工作,决定组成以高克林为首的绥蒙区党委,支援大青山根据地敌后游击战争。同时,把敌占大城市和同蒲铁路沿线的地下党工作人员调回来,传达和学习了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地下工作方针政策。在林枫正确领导下,敌占区地下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当时,各根据地领导同志到延安,都必须经过晋绥,差不多都是由地下党同志安排护送,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42年8月,120师部分主力由贺龙率领调往陕甘宁边区,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1943年11月,吕正操率冀中三纵队到晋西北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林枫兼任政委。林枫经常对地方干部说:晋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是和120师以及以后进入晋绥的冀中三纵队等主力部队的浴血奋战分不开的,而扩大武装力量,保证部队供给,巩固军民团结,是地方党政必须完成的任务。1944年2月,晋绥边区召开第三次群英会,总结一年来的经验,林枫在讲话中肯定了在敌后根据地生产斗争和对敌斗争结合的方向,并树立了宁武县劳武结合的模范民兵张初元为全区学习的榜样。在整个根据地,形成了一边生产、一边战斗的高潮。这一年,根据地的粮食、布匹自给有余,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根据地发展壮大了。
       这年夏天,正当国民党对我敌后根据地大肆诬蔑时,中外新闻记者代表团数十人,经延安到晋绥参观。林枫亲自组织接待,向记者们介绍根据地经济建设和政治民主情况,组织他们到八分区战地视察。记者们目睹了我军浴血奋战、攻占日寇强固据点仁岩的战斗情况,以后又参观了缴获的武器,访问了日军俘虏。记者们写了不少介绍我根据地情况的通讯,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
       林枫工作踏实、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的作风和他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受到当时中央政治局分管晋绥工作的任弼时的赞扬。他胜不骄、败不馁,工作顺利的时候更加谦虚谨慎;在工作中出现偏差的时候,总是认真分析、研究解决办法,并主动承担责任。1943年的整风抢救运动,在晋绥地区也伤害了一些同志。但林枫从不讳疾忌医,勇于改正错误。1945年2月,晋绥边区召开第四次群英会,较多地宣传了边区在各方面的成绩,还出了许多小册子。当时,正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预备会议的林枫发现后,立即写信回来,要求分局印发斯大林题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组织干部学习,教育干部要戒骄戒躁,总结经验教训。抗战八年,无论在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方面,还是在恢复和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方面,林枫都建立了卓越的功绩。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决定大力支援东北,林枫以七大中央委员身份,带领中央干部团去东北工作。在行军路上,他看到新解放区的群众缺吃少穿,生活很困难,当即写信给晋绥分局,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加强对新区的工作。林枫虽然已经离开了晋绥,但还惦记晋绥人民的疾苦,关心晋绥的工作。
      林枫十分重视对干部和群众的教育,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42年,根据地缩小,游击区和敌占区的许多干部无法隐蔽,林枫决定在内地举办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培养训练干部。1939年7月,林枫决定把晋西南区党委宣传队改为“七月剧社”。1940年,又集中新军各部队和各地的文艺骨干,扩大了“七月剧社”。“七月剧社”和120师“战斗剧社”一起,用话剧、歌剧、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向广大军民进行宣传教育,深受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的欢迎。他也十分注意通过报纸进行宣传教育。早在1938年,晋西南区党委成立时,就油印出版了《五日时事》小报,报纸虽小,但颇有声誉,成为分析时局、指导工作的好武器。1940年,在晋西北建立了印刷厂,创办了晋西北根据地第一份铅印报纸《抗战日报》(后改名为《晋绥日报》),稍后又创办了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晋西大众报》。他很重视办学校和开展冬学运动,普遍建立了小学,办起了晋西师范、临县一中、保德二中、贺昌中学、永田中学,从青年中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林枫虚心好学,常常手不释卷。在晋西南打游击时,他经常把马列、毛主席著作带在身边,利用各种空闲读书。他不仅自己好学,也非常关心干部的理论学习。1942年,毛主席发出整风号召,林枫在晋绥分局机关建立了总学委,组织了学习巡视团,出版了《晋绥学讯》,指导全区干部的整风学习。早在1940年,林枫就组织精刻油印了毛主席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943年底,晋绥地区翻印出版了大批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把毛主席的三大名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精印出版,发给党内外干部阅读。
       林枫的组织观念很强,对于分配给他的工作,从来不讲条件、不怕困难,总是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晋西事变一结束,他就派人把100驮的物资和银元送往延安,把缴获的荷兰牛、美利奴羊成群地赶往延安光华农场。无论在根据地困难的日子,还是在大生产运动后逐渐丰衣足食的时候,他总是以物资支援陕甘宁边区,帮助边区渡过困难。作为一个地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又是一个遵守党纪的模范。他严格要求自己,不许生活上对他有特殊照顾。这既表现了林枫严于律己的精神,也表现了随时准备接受党和群众监督的组织观念和群众观念。“形势、任务、办法”,这是林枫主持会议时常常讲到的口语,实质表现为他善于随着情况的变化,分析并提出新的任务和办法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他也善于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并不断提高领导水平。
       林枫为人厚重寡言,宽宏大量,遇事能高瞻远瞩,识大体,顾大局。他从不无原则地吹捧人,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不和人闹成见;遇有分歧矛盾,总是以向前看的态度,主动设法消除成见,不为个人利益违反党的原则。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容忍。他常常教育干部,要以大局为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他自己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他善于团结各种人,包括有缺点和对他有意见的人一道工作,发挥各种人的特长。他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放手让干部工作。他常说,一个领导干部,要能识别干部,要有海量;对有缺点的人,要耐心帮助;对犯了错误的人,要允许人家改正。他对干部从不发脾气,也很少严厉批评干部。他说:批评人要注意时间、地点、条件,要注意方式,实事求是地考虑对方可能接受的程度,否则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凡是经过他帮助或受过他批评的人,都感到他诚恳可亲,心悦诚服。谈工作时,他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讲话,耐心地听取不同意见,充分肯定正确的意见,并善于把不正确的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面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林枫在处理区划变更、机构调整等重要问题上,尤能顾全大局,注意团结,照顾各方关系,尽可能做到使干部胜任愉快,安置得当。林枫这些顾全大局、诚恳待人的优良作风,赢得了和他共过事的人们的爱戴,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得益良多。1978年,我们在晋绥老区遇到几位相识的老农,他们问起林枫,得知他不幸逝世,叹息之下,不胜依依之情。一个人给群众办了好事,群众是不会忘记他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能摧残他的身体和生命,但是他的精神,他对党的贡献,以及他留给人们的良好的回忆是磨灭不了的。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
张稼夫曾任晋绥分局副书记;
宋黎曾任北方局东北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旅大市委书记、辽宁省政协主席;
龚子荣曾任晋绥分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王修在抗战时期曾主持晋西南区党委的《五日时事》报、任岚县县长;
韩乐风曾任晋绥分局机要科长、林枫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