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张涛自述(十四下)

发布日期:2016-05-19 14:23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张涛
文革十年(下) 
      1974年4月间,党校结业。
   结业后,省委副书记段君毅指示我到成都工业片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解决工厂老大难、促进大联合的问题。于是我又跟省委杨超书记工作了8个月,工作结束后,1974年省上(省委农业组长李林枝提议)调我到四川省农科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接替原院长张励同志。原院长张励长期被打倒靠边站,农业科研工作基本停滞瘫痪,一部分干部职工都在搞派性、打派仗,一部分是逍遥派,还是有一部分专家顶着文革的压力在默默无闻的搞科研。
   1975年-1976年在农科院工作,信心百倍、争分夺秒把文革期间停滞的工作夺回来,按照省革委(当时省委书记先后是刘兴元、赵紫阳同志)指示清理整顿,努力消除群众中的派性、促进大联合,推动全院科研技术人员干部恢复农业科研工作。全力支持一批老专家和有事业心、埋头苦干的中青年技术干部积极科研,带领科技干部深入到全省基层、田间蹲点搞科研,指导农业生产,以带动全院职工恢复了正常的工作次秩序,上下逐步转入正轨,有力配合了省委、农业口指导全省农业生产的工作。我长期在郫县犀浦蹲点,经常与农业厅长宋文彬、王维训、郫县县委书记杨析综同志联系很多。宋文彬同志见人就讲:张涛同志长期带一帮人在乡下蹲点搞实验,那才真正是个搞农业的、懂农业的。
   1976年由于批邓不力,省农业组副组长赵孟明亲自召开会议,提出农科院的批邓工作走了过场,王应森(副书记)、陈汉坤(才从省直机关工委调来任副书记)提出一把手张涛院长批邓不积极,对撤销邓小平,华国锋主席上台不积极,不组织农科院群众上街游行。毛主席逝世后,不久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陈汉坤这个不懂农业生产、不懂技术、专搞政治运动的投机政客,在批邓中是积极拥护者,摇身一变又成了揭批查运动指挥,反说我这个批邓不积极的院长书记是四人帮影响的人,一部分造反派又在全院贴了大字报,我被造反派群众无辜围攻。他们所作所为受到了很多科技人员干部职工的反感和指责。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月里,做实际工作真是左右为难,邓小平出来工作后治理整顿抓经济恢复建设,我们是衷心拥护,广大人民群众也是支持的。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一些老同志的确总是想不明白?不批邓,要批判,批了错误更大。就这样不明不暗的,无法正常工作,又赋闲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多次申请要求下,1979年8月间省委又调离我到农机局工作。
读报
    我在农科院工作期间,卫广平同志(已经是省农业组组长)是为我说了话的,认为我在农科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拒绝在农科院部分人上报我的材料上签字,并且说:“我认为张涛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认为他有什么问题,请你们直接上报省委,我是不签字的。”(卫广平当时是农业口负责人)这次主要是南充***和农科院的人联合起来要把我整下去。为什么?***是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75年在南充当过几天地委书记。在北京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上,我同他有过争执(因为过去的问题)。邓小平二次倒台,他又出头,在南充把卖小菜的关了监狱,说什么:“这个资本主义的风刹不倒,社会主义的步就迈不出去”同四人帮是一个调子,也是个左左派。
   我们党内长期以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从中央到各级干部中产生了一小群政工干部成为投机政客、运动高手,不懂经济建设、又不专研业务,专搞政治为生,一贯以极左身份,利用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专门整人害人、谄害忠良,害党误国。在苍茫大地,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八十年代,地委一位副书记在生病住院期间我去看过他两次,我不计较他,他却十分的难为情。战争年代的前方山县委书记郭伟人(解放后任哈尔滨市委书记)从北京来,知道我们之间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专门请他来在我家一起吃了一次饭,以表示和解。调到西藏在南充一起工作过的地委副书记孙桂林同志也为此而请我与卫广平、***三个人一起吃了一次饭,也是为大家和解而举行的。这是上一代人的问题,千万不能影响到下一代,下一代你们是一起长大的好友,应该长期友好下去。我是为了说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涉及的问题不说不行。
学习
   文化大革命不仅耽误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耽误了几代人的成长。文革前我们四十来岁,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武装革命斗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精力旺盛、年富力强,初步掌握农业经济建设的规律和认识,正是搞建设的大好时光。我一生也十分喜欢抓农业工作,本来也是有机会到省上农口工作,为四川的农业发展施展抱负和理想。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机会还要好得多。所以文革既害了国家建设,又害了个人发展。子女们也是深受其害,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打击和迫害,耽误了他们的学习、就业。一个人真正能够工作也不过40多年,能够做出成绩的只有20多年,但是文化大革命就损失了10多年,我在这讲得多了一点,还有许多没有讲。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是十分严重的一个错误。因为他是错误的,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只能变成一场灾难。对此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丑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几次错误,一般的是左的倾向较多,当然,即有先左后右的情况,但总地来说,左的错误要多些。就从建国后的几次错误来看,所谓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高指标等等,都是犯的左的错误,结果都遭到巨大的损失,使国家进入一种国困民穷的地步,而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其根源于主观主义的幻想,其表现形势都是以左的手法出现,左的程度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也就是说,一次比一次更左。给全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毛泽东主席为解放全中国,功绩是很大的,没有毛泽东他那人家的终身奋斗,就没有中国的解放,或者要推迟很多年才能解放,所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确实也是如此。如西安事变,没有毛泽东和平解决,内战肯定要打起来,日本就会乘机而入,从此可能就亡国,不知要推迟解放多少年。许多人没有想到,蒋介石同共产党打了十年的内战,把红军从南方赶到北方,而且还布置围剿,达到最后消灭共产党。西安事变抓住蒋介石当时是应该千刀万剐的,可是毛泽东看得远,胸怀大志,放蒋抗日,果真达到团结抗日,把日本人赶出去了。抗战顺利后,蒋介石不搞和平共处,要打内战,斯大林也讲不打内战,中共应以长江为界各守一半南北的主张,而毛泽东不同意,凡是不支持和平统一的就要打,结果把蒋介石800万军队消灭了,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统一了中国。十年内战中,纠正了几次左右倾,取得了顺利,免遭党内的分裂,这当然是党的集体领导的成果,但是主要功劳要算在毛泽东他那人家身上。当然也有错误,人非圣人,谁能无过呢?这不奇怪的,他的过错主要有以下几点:
    1、解放后,没有把工作放在生产上,而搞党内外的阶级斗争,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诬陷了不少好人,造成工作中的许多困难。
    2、改变所有制太快,即早过渡,把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急于求成,结果超过人们的意识形态。人为的破坏了生产,经济受到严重损失,把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3、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重大的错误,引起了内乱,自己人打自己人,也就是人打人,颠来倒去,结果都是好人,而在经济建设上遭到了不应有的巨大破坏。
    4、以上3点是严重的错误,这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的三大错误,有些事毛泽东身前就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他没有来得及纠正,邓小平为他作了有力的扭转。由于在上述错误中得到了不少教训,纠正后的10多年比解放几十年来取得的成绩还大。当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他那人家晚年的一次错误,我们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一些冤屈,自然不能耿耿于怀。不过教训中可以看出一些动机不纯分子,冲着运动整一把的人,大有人在,这些人我看将来也是投机分子,不可能成大气候的。
    这是我在文革期间的一点主要经历,本来是过去的事情,没有什么必要再提起,但是为了让后人了解情况,以留作纪念吧。我死后看看也是有好处的。这些内幕,我不讲,你们是不知道的。我在临终前,向你们把这些话讲给你们,不然就失传了。不知道的人认为怎么政治运动老是不能过关。通过上述你们才能认识到共产党干革命求解放打江山的艰难曲折,同时看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我党政治斗争的残酷,我党历史上极左路线的危害和深刻教训。(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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