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自述（十二下）

发布日期：2016-05-19 11:47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张涛

棉花试点

棉花是涉及亿万人民的穿衣问题，当年国家对棉花种植非常重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每年在北京召开棉花工作会议，各级干部抓得很紧。以后，我就长期在南部县建兴蹲点，指导全区大面积棉花及农业生产，分工就是凡是搞社教的地区县，生产就归社教管，我主管非社教地区的生产。

丘陵地区的南部县、西充县一带是从清代以来就种植棉花，是历史悠久的棉花老产区。有基础，棉农经验丰富，所以地委农工部、农业局、农科所的干部技术人员一直在南部县建兴长期试点，研究摸索棉花及其他作物生产技术，指导大面积的农业。长期蹲点的干部有王以恂、杨成谊、张良茂、王伟、熊凡等，我们一年四季在田边、地头和当地农民交流、实践棉花种植生产技术。不断的总结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全公社2000多亩棉花平均亩产达到160斤、小麦亩产400多斤、水稻亩产1200斤，粮棉双丰收。全区的生产会也就经常在点上召开，对南充大面积农业粮棉生产起到了指导作用。得到了省上的多次表扬。

对于棉花一亩地种植多少株，要根据地块的高低，土质、水、肥料、光照条件的实际来确定多少，我们和农技人员经过反复试验，确定大约在3000-5000株，而在平坝地区水肥条件好的可以稀一些，但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确定，并无一个定数。而李政委在火花按1700株/亩规定推广，在丘陵山区大面积根本办不到，学不了。因为大部分山区水源、化肥就无法保证。

我搞的点，省上主管农业的领导副省长李林枝很感兴趣，认为搞得好（特别是对预留宽行，种小麦，种粮棉双收益。这也不是我的创造，而是在外国的农业资料中看到有这样的办法，我试种了一亩后确实做到粮棉双丰收。以后就在建兴搞），他认为我在南充搞的农业生产点是全省较为先进的。由此省上专门多次召开农作物现场会，在全省推广，直到现在全省有不少地区，实行宽窄行下种，前后季节交替，增产效果很好。

1965年，李林枝副省长，专门向省委许梦侠书记（分管干部的书记）提出把我从南充调到省农业厅，许梦侠说在常委会上李井泉未表态，也未说为什么。这是在文化革命中，我和程志远同志在成都看望李林枝，闲聊中得知。

张涛（右2）与农业科技人员在田间地头调研

记得在我分管财贸期间，一次李井泉在南充召集南充、绵阳、内江三地委的研究会，讨论一头猪给农民多少肉。我在会上说：应该给农民留50%的肉，才能调动农民养猪的极积性，留得少了，农民会感到没有收益，就会少养，这样既不利集肥，又不利城市吃肉的需要。当我话音刚落，李井泉马上就说：张涛，你的屁股坐在哪里的，怪不得我路过南部时，王县长就向我讲猪肉要留50%给农民才能调动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原来你们专员、县长是一个口径，这样做你们还要不要国家？（我认为你是召开—个会研究问题，刚提出意见，你就给别人个批评，屁股坐农民一边，还不敢发言。我内心这样想，但不敢说出来）李还说，我走了几个地方，都认为给农民30%的肉就合适了。不久，省上开财贸会议，全省意见给农民留50%，李大章省长也同意这个意见。在给李井泉汇报时，他采取了个折中的办法，愿意搞哪种就搞哪种，四川有一个时期就搞的两种办法。以后都是搞的50%了。李井泉就是这样的主观，国家观念和实际情况群众利益，就是统一不起来。

李井泉在战争年代是有功劳的，但在经济建设、大跃进中的指挥和浮夸，虚报，给工作造成极大的严重后果。功过是不能相抵的，功是功，过是过，李井泉在四川的这个过是犯得很大的，左的问题，瞎指挥的问题，几乎全国也有，但四川恐怕是突出的多。

李井泉欣赏的干部，奥妙之处他能惟命是从，能跟他的屁股转。一件事情这样做是错的，对广大人民群众事业有损害，但是只要李领导讲了要做，就是有损，你也要这样做。这叫什么服从上级，就是人民利益受损失也要维护领导的诺言，李井泉一亩棉花地只准种1700株，他的经验来自何方，是在金牛坝宾馆院坝里大水大肥的情况下培植的经验，拿来大面积推广，这不是胡来吗？我对此提出异议，遭到李井泉的责骂，说什么你张涛搞农业有多了不起，你不听我的，卫广平背后劝我说：你给李政委做个检讨不就对了吗？我说，老卫，我不认为李政委的棉花技术指导是正确的，我没有什么错，做什么检讨。

因为我有个思想认识，大跃进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生产上的瞎指挥造成严重损失，原因就是认为群众的生产方式是旧的，要改造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但在没有新的可代替之前，只有用旧的，盲目的取消旧的，那自然是瞎指挥嘛。大跃进就吃了这个大亏，现在还不接受。西南局领导是在花园里种棉花的，不是全面的经验拿来再向大面积推广，那就是新办法吗？如果他的办法一亩种1700株，农民只有喝西北风了。我的想法是，既不懂生产又没有新的有效的生产办法，只有在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逐步摸索改进，总结经验教训，否则农民要受大害，国家自然也要吃大亏的，这就是我在农业生产上的指导思想，同李井泉的指导思想和不到一处。另外我也认为，我们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应该有的基本素质，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千方百计的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尽力给农民留够种子和基本口粮（说实话也是尽力而为）。我经常下乡不仅听汇报，还要挨家去农户家里揭开锅盖看看，吃的什么？有没有米吃？一个月能吃几回肉？看到农民们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其次要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去解决实际问题，要敢于说真话，不要随波逐流，在大势面前抵不住也不要做墙头草，两边倒；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而不能像有的个别领导刚愎自用、一触即跳，动不动就训人骂人，让人望而生畏，难免决策失误，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

大约在1965年3、4月间，省委副主任黄流带的省委工作组来南充火花公社蹲点，召开了一次会议，有卫广平、李世德（从西充县刚提拔地委副书记）、农业局副局长王以恂等数十名干部参加，研究试点中的干部安排问题。黄流提出要调农工部50%干部在西南局试点火花公社工作。我提出：农工部管南充专区大面积农业生产，干部抽一半到一个公社，大面积的生产没有人管，怎么办？试点搞好了，不等于面上的工作。另外，火花这个点只能代表了平坝地区，不能代表丘陵，南充大部是丘陵地带。同时，火花这个点有许多特殊条件，化肥不加限制使用，国家花钱抽水，水是自流灌溉，其他地方连苕母田化肥都不够，你搞出的棉田谁能学到手，其他地方哪里有那么好的条件呢？就是搞好了，县上也学不到。就这么几句黄流同志就向我大发脾气：“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搞的点，西南地区都赞扬这个点（确实是云、贵、甘肃等省来参观过，其实是吹起的），你张涛说没有代表性。”随即，李井泉的秘书拿出毛选给我论证，特殊性和一般性理论，个别同一般相结合，意思就是西南点要同整个西南地区相结合，这是辩证法？我讲，我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不懂辩证法，大面积一亩地平均用化肥不到一斤，而火花用化肥不计量，这是什么辩证法。李的秘书自感理亏，再也没有同我论争了。

第二天，李井泉气势汹汹的对我讲：你张涛，黄流跟了我几十年了，从来不发脾气的人，昨天居然与你发了脾气。我没有开腔，也没有说几句检讨的话，李井泉很不高兴。过了几天，李井泉召集南充各县委书记开会，中途把我叫出去，开头就说：你张涛认为你在农业生产上有一套了，还说什么，在棉花上，你是密植派，我是稀植派。他又讲，张涛你今天感到我批评有点突然，我还是没有开腔，也没有检讨。问题的实质就是不支持他的点，没有给他抬轿子。随后，卫广平也许是好心，对我讲，李政委批评你，你就当面随便检讨几句就算了，不然叫李政委如何下台。我讲：你说我检讨什么，把50%的干部抽到火花搞试点，那么南充农业大面积的生产还要不要人管？你也在场，你说我讲的有什么错，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不久，大概在1965年秋季，确实时间记不太清了，也许卫广平、曹廷明等人还能记清，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奉李井泉之命前来召开南充地委常委会议。实际上是周颐在主持，周颐主要是了解反映张涛的一些情况。九点钟开始，到凌晨四时散会，有什么结果这要问周颐，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随后有人问周，周颐讲：我给李政委汇报了，反映张涛许多情况不实，不是他们反映的那样的情况，周颐在这点确实是反映了真实情况。几个月之内很平静。

1965年秋，在重庆召开的地县委书记会议上，批判广安李明（县委第一书记），我当时在会上没有发言。随后李井泉讲：广安单干，地委有后台，为什么张涛在会上不发言，不说李明的问题。张涛的态度就是不表态的态度。李民因农村单干问题被撤职处分，已作为冤假错案做了纠正，而且是文革后李井泉特别指示要纠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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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自述（十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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