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张涛自述(十二 上)

发布日期:2016-05-19 11:29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张涛
主管农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一贫二穷,解决好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成为头等大事,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四川是农业大省,盆地气候温和,农业基础条件好,增产潜力大,要求各级主要领导抓好农业。但是川北南充丘陵山区条件不好,年年旱情严重,农民十分贫苦。分管农业干部也就十分辛苦,长期带着被盖下乡蹲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9年我提拔为副书记后改为分管农业,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止。三年灾害期间,地委第一书记戈润生同志因医疗事故病逝,与我是同年人,戈去世后,原来管农业生产的书记卫广平接任第一书记。卫广平让我主管农业,我再三推辞,卫不答应,他认为我工作勤劳肯深入基层,适合抓农业。我推辞的理由是习惯了搞财贸工作,原来不懂,后来下决心搞了几年工作刚刚顺手不愿再换工作了。我提议原地委某部长下放任县委书记几年,调回来地委管多好,卫讲某某某下放广安几年你还不知道吗,把广安搞得很不好就调回来,他抓农业不行,谁听他的,这个差事非你来承担不可。
张涛(前)在火花公社参加劳动   
   主管农业以后,接触农民多了,逐步感到大跃进这样搞下去,要死人的。已经发生不少地方有死人的报告,被说得是一种水肿病,初次认为是一种瘟疫,后来看到农民缺食,有人讲“进的门来两大盆,盆里看到人”,说明饭是稀汤,见不到米,一天每人平均3.75两,分食三顿,基本是见不到米的。大跃进前我管财经,全区总产量45亿斤,征购6.5亿,除征购后人平500斤,有几个县连杂粮算起,人平300—400斤。1959年后,总产量变为20亿斤,征购增11亿,除2亿种子外,农民剩下9亿斤,一年365天,620万人口一天三顿饭,每天只能平均有3.75两,这就是三两七分五的来历。以后发现饿死的很多,不敢说饿死,只敢讲水肿病故了,实际上就是饿死了
   1960年专员吴致中调云南省了,正式任命我为专员。因为分管农业经常在基层,田坎边上转,所以专署行政事务我就很少过问。那时党政不分,地委部长签发的文件就由专署和专员名义下发,当时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我也就很少管专署的事情了。但是专署办公室主任讲凡是要以专员的名义签发文件,我就要让专员亲自过目,因为其中确有不像话文字语言,有违专署政权威信,挡了不少文件。有一次地委有人提议任命一位乱搞男女关系的部长当副专员,而且名声很大,抱上私生子上门找他讨生活费,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而地委有人就是要选派这个人当副专员。当时我在省上开会,卫广平电话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表态说不同意,我的意见是此人工作能力还是可以,但是品质不好,男女关系搞得满城风雨,有毁专署的威信,请常委再次考虑另聘人选,以后没有任命此人。此人在文化革命中向我报复,带头贴我大字报,说我攻击大跃进,说什么:大跃进搞的个屁,大办钢铁连个上门的铁钉子都买不到,还说大跃进口粮不够吃,饿死不少人.....说了不少伤害我的话,严格讲这不是伤害我的话,而是反映了我当时真实想法罢了,但我当时说这些话的并非如此粗俗。
 
  1962年胡耀邦与南充党政军干部合影。前排左起白尚武、**、卫广平、胡耀邦、张涛、吴立兴、陶伦传;后排左起蔡依渠、顾一平、曹廷明、程仲豪、牛天栾、王杰、**、汤公群、李林。
   我在六十年代前后我分管农业后,提过不少意见,下边饿死人,粮食不够吃,地委负责人不敢向李井泉反映,有时我冒着胆向他提出来,得到的就是批评。我在农村深入调查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想法,主张 多划点自留地,划荒坡让农民自种自食,主张把树木给群众自管,等等救民不死的主张,采取了各种措施努力缓和农民的饥荒。但是上面认为是右倾。
   1962--1964年三年是基本恢复时期,人平口粮300斤,有的地方还只有200斤左右,只能达到不饿死人,还是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因为纠正得不够彻底,还是生产队一级核算,怕再出现饿死人,时时处处防止左。
 
  1962年副书记孙桂林调西藏与专署、军分区机关合影。前排左起第一人任民、郭宪书、杨司令、张继英、孙桂林、张涛、吴立兴、林专员、刘金魁,后排姜希孔、何立群、杨耀庭、宋克昌、钟仁祥、刘元畅、焦振奇、郭光杰、李雪锋、严爱平、曲##、冯争先、李志光等。
    1964年四清中与地委发生了一些矛盾,地委其他领导主要是贯彻了李井泉的指示。我不主张在四清中对农村干部处分过重,因为基层干部有很多事情是上面错误造成的,应采取教育方式为主,把一些公社、大队干部划为地富,搞得人心惶惶。李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张涛思想太右,以后四清工作就不要我管,就主管大面积的农业生产,四清地区的生产由四清团负责。
    1964年--65年经济情况逐渐有所好转,但是左的倾向基本没有转变。这两年农村重点是分期分批的在整社,实际上是在整顿农村的阶级队伍。认为农村根子没有扎对,要重新扎好,根子要扎在真正的贫下中农身上,所谓的扎根串联,一个生产队一个月的时间,要扎到真正的贫下中农的好根子。
   根子扎好后,整顿农村的阶级队伍。南充火花公社是省委和西南局的试点公社,从贫下中农中重新找出漏划的地主90多户,最后核实为60户,还说是川北土改就是不及川西彻底,是走了过场的。群众反映“昨天还是贫农,今天就变成地主了。”搞得人心惶惶,不知哪天祸从天降。随后又搞什么新的暴发户,把因为出售自留地种植的菜,划为暴发户,当作新的地、富分子对待;又提出打击批判新的冒尖户,生活搞的好的一点成为冒尖户,农民人人怕冒尖,怕划成新富农。66年以后又提出党内出现“赫鲁晓夫”的人物睡在身边,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再次把中国经济推向死亡的边缘。
  1964年起 西南局领导带上干部百余人到南充蹲点,为什么选南充不得而知,大概就是因为邓小平、朱德的家乡。从1964年--1966年,在南充搞点,搞一个火花公社,大水、大肥务农作为西南农业示范点。我曾提出这样的点一般的贫苦农民学不起,哪里去找那么好的条件,大水、大肥,看到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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