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申忆逝（18-20）

发布日期：2016-02-18 15:21 来源：《庚申忆逝》作者：晋绥基金会

十八

一九四四年底召开的边区四届群英大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敌斗争、生产斗争，减租减息运动搞得生气勃勃，部队、干部以及群众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群众情绪稳定，工商业也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大力开展“挤敌人”的斗争，日军处于守势，已不可能频繁的进入边区“扫荡”。一九四四年秋冬，林枫、吕正操等同志到延安参加“七大”预备会议去了，我是副书记，虽然也是“七大”代表，为照顾工作，留在前方代理书记的工作，没有参加“七大”。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希特勒战败；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和日军早有勾结的阎锡山，命令他的部队立即进入太原等城市，日阎合流，妄图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蒋介石同时也发动了对各解放区的进攻。我们党为了捍卫全国人民的胜利果实，对于蒋介石、阎锡山的进攻不得不进行反击。这时，国内主要矛盾便由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林枫同志在日本投降后不久，被调到东北。李井泉同志接任晋绥分局书记，我仍任副书记。这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员贺龙同志带领部队返回晋绥，一度解放文水，之后，亲自到大同前线，指挥对国民党傅作义部队作战。

这时，为了加强吕梁地区党的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了吕梁区党委。吕梁区党委下设汾西地区的九地委、新绛地区的十地委、运城地区的十一地委。张宗逊同志为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罗贵波同志为副书记、副政委。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间，张宗逊同志调离吕梁区党委，罗贵波同志接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彭绍辉同志任军区司令员。十一月，王震同志带领二纵队到吕梁地区，改由王震同志担任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罗贵波同志仍为副书记、副政委，彭绍辉同志任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四七年六、七月间，王震同志奉中央命令到陕北宜川一带作战。罗贵波同志又成了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彭绍辉同志仍任军区司令员，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吕梁区党委撤销为止。

一九四六年夏，中央下达了《五四指示》。为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分局于六月召开了高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就关于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根据《五四指示》精神，作了比较认真的讨论。那时对晋绥地区的工作估计以及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还是比较稳妥的，同时对于领导作风中的官僚主义作了检查，是有收获的。但是会议中由于对过去工作片面地强调了找缺点，挫伤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例如，在各地、县负责干部汇报工作时，只准说缺点错误，不准说成绩，缺点错误越多越好，一直发展到查算一九四〇年“四大动员”时的老帐，越算越泄气，而领导却说什么“成绩不说丢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这种专看缺点的作法，到四七年初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又有了发展，指名道姓的指责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把边区工作形容得漆黑一团。后来这种做法未加制止，并进而发展为逼、供、信，于是在干部中就出现了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反正我有两个口袋，一边装的是羊毛，一边装的是猪毛，你要猪毛有猪毛，要羊毛有羊毛！”当时也竟将这样得来的材料写成文件大量散发，同时也报送给党中央。这种主观主义的指导思想，在土地改革中发展到顶点，在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严历批评以后，才有所收敛、改正。我自己身为分局的副书记，明知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然而总以为自己参与了过去的领导不便为之辩解，未料到这样竟然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这也是自己对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惨痛教训，是我终身耿耿于怀，永远不能忘怀的！

在高于会议以后，分局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的精神，狠抓了新解放区的除奸反霸运动，同时抓了以下三项工作，这三项工作也就是把减租减息转变为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很有成效的。

第一项工作是派出工作组，作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情况的调查。工作组出发前分局在蔡家崖召开会议，布置调查任务，贺龙同志和李井泉同志先后讲了话。后来，这些调查组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村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同根据地初建时的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新中农普遍增多，李井泉同志强调要团结中农。由于形势的发展，这项工作尚未结束，晋绥边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开始了

第二项工作是分局制订了一个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文件：“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制订这样一个文件是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井结合了晋绥解放区的农村实际情况制订的。这个文件不仅考虑到山西农村和南方农村情况有所不同，也考虑到本解放区抗日战争以来政治、经济、阶级情况的变化。负责起草这个文件的是段云、梁膺庸、吕韻、丛一平、方正之等同志。这个文件中，对于阶级成份的划分，有明确规定，并且引用本区的实例加以说明。例如：地主和经营地主，什么情况才可划为地主或经营地主，土地占有、剥削的方式和数量，然后举几个例子分别加以说明。这就大大便于农村工作干部掌握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利于即将到来的土地改运动。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在晋绥干部座谈会上讲话时，曾把这个文件称为马列主义的文件。可惜的是，一九四七年土改运动开始不久，就被康生否定，全部收回烧掉了。

第三项工作是培训干部。从减租减息，过渡到土地改革，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农村政策。土地改革是一场从经济上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运动，是在农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性运动。为了适应这一运动的到来，分局决定培训农村工作干部，帮助广大干部实现思想上的转变，开办培训班，并立即把边区实验学校迁到岚县的东村，分局决定由我任校长，王文达同志任副校长。分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和我亲自讲课，主要是讲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政策、方针、步骤、纪律等。并联系边区农村的实际，提出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具体要求。当时，我们把农村分为四类：一类是好的模范村，村干部好，工作能力强；二类是基本上是好的，但有缺点，甚至错误；三类工作不好，领导班子有明显的问题的；四类是问题严重，不可依靠的。这四类村子，第一类和第四类是少数，总的说来是两头小中间大，这种分析大致符合实际，而且分类指导这种作法，也是比较好的。遗憾的感的是，运动一起来，由于康生、陈伯达的干扰和破坏，就来了个大放手，不加区别，几乎全部否定了基层的领导，大大挫伤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极性，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严肃批评，教训是很深刻的。

一九四六年底四七年初，分局从各机关单位、部队抽调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陆续到达农村，一场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

十九

一九四七年春天，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发动了全边区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分期分批进行。“五·四指示”以后下到农村的调查小组的成员，分别编入各地的土改工作团。分局要求各工作团，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并以分局正式通过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文件为依据，划分阶级成份。运动初期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很快的便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偏差，为这一伟大的运动造成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

大约是在春初，康生由陕北来到晋西，到临县的郝家坡蹲点搞土改。分局派我也到郝家坡，公开说是协助康生工作，实则是所谓的“带上”。“带上”二字是康生的发明，他来到晋绥以后，对于当地的干部分为三类，采取三种办法。第一类是好的，叫做“依靠”；第二类是差的，叫做“带上”；第三类是坏的，叫做“超过”。看来，我是被划为二类，“带上”了。从此以后，整个土改运动，我只能在郝家坡被康生“带上”，对于全区的工作，分局的工作，完全脱离。分局的会议不能参加，文件也不能及时看到，我这个分局的副书记，名义尚在，实际上无形中免掉了。所以，对于分局如何领导这一运动的，我并不了解。在土改运动中，有一次，王震同志曾经问我：“你怎么把小学都取消了？”我说：“我怎么知道呢？我在郝家坡，什么都不告诉我，我不清楚。”只是对郝家坡的情况和康生的情况，以及一些比较明显的现象，记忆犹新，写了出来，只能算作一得之见吧。

土地改革运动，是在解放战争激烈进行的背景下发动的，这一运动对于解放战争，总的说来起到了突出的支援作用。其次晋绥的土改却又是在我党从上到下全面掌握领导权已达七年之久的情况下进行的。基层党组织和农村党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蜕化变质或是被地主富农篡夺了领导权的是极少数。土地改革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