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庚申忆逝(16-17)

发布日期:2016-02-17 16:35    来源:《庚申忆逝》    作者:晋绥基金会

 十  六

    现在再谈谈我离开晋西区党委以后的情况。
    我在晋西区党委工作半年多,到一九四〇年九月,中央来电调我去延安。来电很紧急,于是匆匆起程。我走了以后,由龚逢春同志接任区党委宣传部长。我到了延安,开始住在中央组织部,后来移住枣园。当陈云和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时,我才知道中央是调我到上海作地下工作。当时,刘晓同志从上海来延安,向中央汇报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情况,说上海文化学术人士比较多,要求中央派人到上海协助他工作。中央知道我曾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过,和上海文化界的一些人有过来往,就决定派我去上海。于是,我就开始作赴上海的准备。当时王亦侠同志在马列学院学习。在我的准备工作中,要带一个年轻人。我们就从七月剧社挑了个小孩,原名翟容,改名为张再容,装扮成我的儿子,准备跟随我去上海。我正在做准备工作时,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的军队大举进攻新四军,形势很险恶。同时,全国各地的反共活动也很猖獗,这就是当时所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地下交通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去上海暂时是完全不可能了。不久,中央成立了城市工作研究小组。康生担任组长,吴德、栗再温同志分工负责北方地区地下党的研究工作,我和马纯古同志分工负责南方地区地下党的研究工作。当时,各地区,包括敌后地下党的领导干部也来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还有一些从各地来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的城市地下党的代表同志。我们就把他们请来,向他们调查,了解敌后地下党,特别是敌占城市中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和经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等,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抗日战争已接近相持阶段,国民党乘机发动反共高潮,给党的地下工作造成许多困难,遭受了一些损失。党中央研究了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以后,毛主席总结提出了十六字敌后工作方针。这就是“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十六字不仅改变了过去地下工作中的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等简单、幼稚的做法,而且预计到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进展,必将随之而来的战略反攻的新形势。要求党的地下工作者“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配合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保护好工厂、机器和城市的各种建筑设施,不致被失败的敌人破坏,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使敌占城市得以较为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一九四二年夏天,中央决定将晋西地区党委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并且把绥远也划归晋绥分局统一领导。中央决定由林枫同志负责组建工作。有关晋绥分局的人选和组织机构,是林枫同志来延安后,住在杨家岭,提出请示报告,请示中央决定的。原初,中央要林枫同志任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很谦虚,说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建议由关向,应同志任书记,他可以担任副书记。后来,关向应同志重病卧床,在延安养病,林枫同志就代理书记,以后任书记。分局的第一任秘书长是刘惠农同志,刘随林枫同志到东北去后,由刘文珍同志接替。刘文珍以后是周文同志,再后是郝德青同志,直到大军南下。分局成立以后,林枫同志又向中央建议,要我回去参加晋绥分局的工作。由于当时的形势,既然不能去上海,中央就批准我去晋绥分局工作。临行前,大约是十二月的一天,康生通知我说,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在早饭后到了毛主席里,从八点钟一直谈到中午十二点。毛主席非常谦虚、亲切,谈话娓娓动听,谈话中为了把观点说得生动深刻,有时举例打比喻。他问我是哪里人?当他听说我是山西文水县人时,就说噢,你们县里出了个女皇武则天呀!后来,他问到我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情况,又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等,毛主席的记忆力极好,当时的许多具体事他都记得很清楚。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正题。毛主席说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毛主席一边说一边拿过来一个茶壶作比喻、指着茶壶继续说,原来我们的解放区象茶壶底,比较小!后来发展的很大,象茶壶的肚子了,现在又在缩小,到了茶壶盖子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就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地区人口缩小到不到一百万人了,黄河这边是陕甘宁地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毛主席笑笑接着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和阎锡山加紧勾结起来,搞了许多名堂,什么“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五十一”的诱降计划,对地主资产阶级颇起作用。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的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资产阶级。你们就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接着,毛主席着重讲了对敌斗争的政策。他说,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如果他是抗日的,那就做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命财产负责加以保护,还可请他们的代表人物当参议员,认真地搞好政府的“三三制”。对郎些反动地主,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跑的,就坚决把他当汉奸除掉,为民除害。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主席还批评我们搞得士气不振,环境一艰苦,斗争一激烈,就往回跑,就过河,这就不好。毛主席对晋西北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具体。接着毛主席又谈到领导工作方法问题。他说,要提纲挈领,领导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边去办,发动群众去解决具体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毛主席引用了一古语“君逸臣劳古已有之”,我们的同志不懂这一点,结果什么工作都搞不好。毛主席谈话很明确,很透彻,听了使人开窍,豁然开朗。毛主席和我一直谈到中午,他留我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你要走就早点走,回去协助林枫同志把工作做好,希望早日听到你们的喜报。我兴奋地怀着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和指示,回到枣园我的住处,久久不能平静。主席的指示就是晋绥分局今后工作的大政方针。我在行前,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分别向贺老总、关向应同志作了汇报和请示以后,就动身返回到我离别了两年多的晋西北。

十  七
    一九四二年底我从延安回到晋绥边区时,分局正在河西同时召开高干会议和边区临时参议会,这两个会议是先后交叉召开的,先开高干会,中间举行了临时参议会,临参会结束后,接着又召开了一段高干会议。在高干会上,分局已经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反蚕食”、“挤敌人”的指示,我又传达了毛主席和我谈话的经过和口头指示,与会的同志听了传达,都感到很振奋,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经过认真讨论,在高干会上,提出了一九四三年晋绥边区的三大任务,这就是:“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临参会的内容和高干会的内容是一致的,它是把高干会的内容,即把三大任务具体化为施政纲领,在全边区贯彻实施。晋西北临时参议会选举林枫为议长,刘少白为副议长。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就是在林枫的报告中宣布的。除此之外,临参会还决定发行公债,作为边区货币的基础。这是一项应急措施,很得力,很有效。后来,边区的生产发展起来了,地盘也扩大了,财政收入改善了,大约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这笔公债全部还清,很得人心。
原先,晋绥边区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所了解的一样,地盘逐渐缩小,人口由三百万减少到不到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连续不断的“扫荡”、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八分区的副司令员刘德明同志、专员顾永田同志、五分区游击大队长李林同志就是在这一时期先后牺牲的。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频繁的反“扫荡”战斗中也受到较大的损失。从敌占区搞物资的渠道大大减少,战士、干部的生活极其困难,士气确实不怎么高。敌人把我们压到黄河边上,像晋绥分局的高干会和边区临参会就不得不在河西召开,这就很说明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刘少奇同志从华中赴延安,途经晋西北,在讲话中批评了我们只注意搞饭吃而忽视群众工作的缺点,并介绍了华中群众工作的经验。此后,以林枫同志为首的晋绥分局,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狠抓了群众工作,边区的形势大大好转。当时,干部、群众、部队听了中央的“反蚕食”“挤敌人”指示以后,精神立即振作了起来,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展开了深人的学习,并结合实际提出贯彻执行的具体办法。林枫、周士第、陈漫远、张平化、李夫克等同志和“抗联”的同志以及设在军区的民兵总指挥部的同志一起,专门学习和研究了毛主席“挤敌人”的指示。毛主席为什么不提把敌人“赶出去”呢?这个“挤”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聚精会神地讨论,力求领会其精神实质。经过讨论,我们理解到,把敌人“挤出去”,是根据当时晋绥边区敌我斗争形势的实际,提出的对敌斗争方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瓦赶出去,打出去,都不符合实际,军区参谋长周士第同志还写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文章,在干部、战士、民兵和群众中,广泛宣传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经过在党内外认真学习、动员和部署,一场扎扎实实的“挤敌人”的斗争开始了。“抗联”的负责同志前边我已列举过了,民兵总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先后有慕纯农、李一夫、卫一青、李硕等同志。这些同志在“把敌人挤出去”的对敌斗争中,均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起了一定的作用。
    开展“挤敌人”的斗争,主要的方法是组织大批精干的武工队,围困敌人据点,骚扰敌人,开展地雷战。在反“扫荡”战斗中,干部、民兵和地方部队坚持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方针,切实实行坚壁清野,劳武结合,地方干部和民兵积极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除此而外,还进行一项极为重要的情报和内应的活动,这就是要加强敌占区,主要是敌据点中的地下工作的配合。由于我在延安参加过沦陷区地下党研究小组的工作,分局分配我负责分局城工部的工作。于是我们就大力开展了敌后城市、敌占据点和交通要道,以及广大敌占区的地下工作。此后,我又把属于晋绥边区管辖的敌后城市工作人员,和准备派赴各敌占据点的工作人员陆续召集回分局,一边参加整风学习,一边学习毛主席关于敌后城市“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并以此十六个字为指针,总结各地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然后再派回到原地工作。挑选敌后工作干部的条件为党性强和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当时,在晋绥边区东侧,即日军占领的各个据点,全部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此以后,各个敌据点的情况,我们了解得一清二楚,里外配合得很紧密。敌人出发“扫荡”,消息很快就传回来,我们能及时采取对付的办法。吕正操同志调来晋绥担任军区司令员后,又带来一些干部,如八分区司令员王长江同志、三分区地委书记孙志远同志等,这些干部同时也带来了冀中军民地道战、地雷战一套对敌斗争的新经验。于是,我们在各地开办了训练班,训练部队和民兵,逐渐掌握这一套战略战术。其实,这些办法也不难学,偏关、河曲、保德盛产硫磺,很多地方能自造火药。我们又有磁窑,可以烧磁罐子做磁雷。到处是石头,可以做石雷。也有象临县招贤镇样大的铁厂,地雷并不难做。晋绥分局向全边区提出了“家家造地雷,人人会爆炸”的口号。那时,日军出发“扫荡”,从汾阳峪道河进山,到兴县三百来里地,一两个星期还走不到。走到哪里在哪里挨打,找不到粮食,找不到水,夜里不能休息,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回到据点也不敢轻易出来。在分局成立以前,日军据点一直修到静乐、娄烦、离石大武、临县三交,连交城县的芝兰、岔口这样的重要军事重地(也就是清康熙年间,汉奸县长赵吉士所写的“交山荡寇志”中所讲的“永安堡”地带),也被日军占领为据点。我们从实践中积累了“挤敌人”的经验:先把经常离开据点出来“扫荡”之敌挤回据点,使之不敢出来,然后把交通线上的敌据点逐渐吃掉,就这样挤呀挤呀,终于把边区附近的日军据点都挤掉了。将近两年时间的斗争,晋绥边区的人口由不到一百万恢复到三百万以上,并将平川地区几乎全部变成两面派政权。全边区军民喜气洋洋,积聚力量,迎接不久将要到来的战略大反攻。
    在“挤”敌人的斗争中,吕正操、周士第、陈漫远、李夫克等同志都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值得尊敬!一九四四年夏天,由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所谓盟国记者团,从延安来到晋绥边区参观。当时正是挤敌人节节胜利之时。记者团到达八分区司令部的时候,罗贵波同志正在指挥攻打汾阳县协和堡、大营盘、火车站等日军据点的战斗。记者团到达前线亲自参观了这次战斗。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很快地拔掉了敌据点,还俘虏了好几个日本人。打得这样好,除了士气高,指挥有方以外,我们设在敌据点中的地下工作人员起了重要作用。其实,些据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要打哪个就能打下哪个,不过,有些敌据点,从全局考虑,暂时放在那里不打就是了。盟军记者团亲眼看了这次战气高兴得很,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个美国记者名叫福尔曼的,拍摄了大量照片回到美国以后,写了一本书,其中专门记述了在晋绥参观的情况,在国际上为我们作了宣传。
    对本地区的地主剥削农民的情况,分局作了调查研究。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相当严重,大大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抗战以来,许多农民,连维持原有的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但是,为了团结地主参加抗日,又不能采取土地革命时期的办法,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少地和无地的贫苦农民,只能实行中央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区党委为此通过行政公署制订并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还颁发了在全边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指示。条例中规定:地租和利惑一律减百分之二十五,叫作二五减租。这项工作适当地减少和这项工作适当地减少和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对于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根据有粮出粮的原则,适当的加重了地主和富农的公粮负担。在《公粮条例》中规定农户产量以平均每人五斗为起征点(每斗二十六市斤)。大小口平均产量为五斗以下者,免征公粮,五斗以上者累进征收。土地多产量多,征收的公粮多,土地少产量少的征得也少,这就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些地主富农则感到压力大,有的以各种方法把土地转让出去,以逃避公粮负担。后来,至发展到一些地主,也成了免征户,他家的人均产量不足五斗!到了一九四四年《公粮条例》又增加了“资产米”一项,即虽然粮食不足五斗,但家中资产尚多,也要征收公粮。这一条当然是针对地主富衣的,群众非常拥护。那时的减租减息和公粮条例,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并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势在必行的政策。
    在发展生产方面,我们学习陕甘宁边区的办法,一方面发展生产,搞小家务,以减轻群众负担。同时,大力组织领导群众生国开展生产运动。在农村组织供销合作社,对农业生产,提倡自愿互利的变工队、互助组,培养劳动英雄,纺织英雄,就象对待战斗英雄一样给予荣誉和奖励。晋绥边区的气候差别较大,南部的临县、离石较好,北部的河曲、保德、岢岚、岚县较差,但是地广人稀,可耕地很多,当地农民对土地实行轮作、轮休制。因此组织开伏荒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措施之一。穿衣有困难,就在离石、临县一带发展种棉花,提倡自纺自织,效果很好。随后并请离石、临县的农民为植棉技士,逐渐将棉花引种到河曲、保德一带。办法是采取密植,每株结五、六个棉桃。也可按期成熟,产量和质量并不在离石之下,既增加群众的收入,又解决了军民穿衣的困难。经过两年努力,粮棉有了,吃穿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此基础上,一九四四年冬召开了第四届边区群英会,这是边区两年来生产、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的检阅盛会和庆功大会。参加大会的包括战斗英雄,劳武结合模范,劳动英雄,纺织英雄,战斗部队以及公安部队的英雄人物代表,如段兴玉、崔三娃、张初元、温象拴、孙兴昌、路玉小、张秋林、刘能林等。在会上,各路英雄模范,热情地交流经验,畅谈生产战斗的心得体会,群英会的热烈场面充分体现了边区的大好形势,是感人至深的。
    还应当追述一下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运动。这是一个学习运动,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主要文件是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学习,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心情舒畅。但是,在秋冬开展的抢救运动,直接冲击了学习运动。开展这个运动的主要文件是中央下达的康生在延安作的“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而延安的抢救运动又直接牵连到晋绥边区的干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坦白就抢救,抢救什么呢?抢救那些过去和现在充当了国民党特务、阎锡山特务和日本特务的失足者。康生不断给分局打电报,送抢救简报,今天说延安的谁谁谁坦白交待了,是什么什么特务,供出了晋绥边区某个单位的某某人也是什么特务,过了两天,又来了简报,简报上说,谁谁谁是假的,不是特务,本人推翻了。谁谁谁又坦白,又供出你们里的某某人是特务,弄得乱哄哄的,人人自危,不知哪天要戴个特务的帽子。我们执行政策“左”得很,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的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还不罢休,而领导上居然也信以为真,弄得工作没法进行。这种抢救运动的高潮,进行了一个多月,直接影响到三大任务的完成。当时分局正在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因在行政公署出现了异常严重的事件,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停止抢救,转入甄别工作阶段。这年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审干决定”,即九条方针,抢救运动才完全停止下来。抢救运动搞的时间不长,可是伤害的人很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甄别工作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才基本结束,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啊!
    晋绥边区还有一项特别任务,是护送干部。晋绥边区如同延安的门户,敌后各根据地前往延安的干部,或者从延安前往敌后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部分要经过这里。我们必须保证这些干部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这项任务主要是由八分区、二分区、六分区担任。在八分区的晋中平川,早期是经过文水县的南胡堡的汾河渡口,在祁县车站附近,既可以来往于封锁线,又可以直接买票上火车。后来这条线曾经被敌人破坏,放火烧了南胡家堡,随即改为以文水县云周西村为敌后交通据点,即署命的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云周西村曾被群众誉为小延安。这个小延安在对敌斗争中,在护送干部渡河通过封锁线的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一九四七年,刘胡兰就是在云周西村英勇就义的。在二、六分区主要是经过宁武、忻县、崞县和代县之间的交通线护送干部。在护送工作中,上至刘少奇同志和许多七大代表,下至各根据地的通讯人员,千百次的护送任务,没有发生过重大失误。这和六分区、八分区、二分区的干部的高度负责精神是分不开的,也更是和各县、区、村的干部、民兵、武工队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
                                                          张稼夫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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