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土改 (三)

发布日期：2016-06-17 17:06 来源：《我的回忆》作者：冯文耀

我回县里料理日常事务时，一天，住在甘泉村的吴（玉章）老的秘书来说：“董（必武）老路过这里，他们几位从延安撤出后还没有洗过澡。城里有没有浴室？”我未洗过澡，夏秋在河里游泳，因此不知道，马上问公安局长。他说他们局开了个澡塘子，但太脏，于是他和我组织力量，主要是公安干警，洗刷了多半天。准备好后，我去请几位中央老首长，他们的秘书陪伴着。吴、谢（觉哉）、董三老几乎同声说：“你是父母官，带头先下水。”我一再推让，他们坚持了一会儿，想说：“你先下水试试水温行吧？”我在老人家们的一再谦让下，赶快脱衣下水；三老们边笑边脱也在秘书们搀扶下进了浴池，我还给老人家们擦洗过背部，心里感觉很荣幸。

不几天，公安局长胡成奎一进县委的门嘴里骂道：“王明，混账王八蛋！”我说，不要骂人嘛。他仍生气地说：“他骂我是特务”。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中央大部分机关驻扎在临县后，阎匪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天天派飞机来轰炸县城附近。王明、吴老等住的甘泉村，因离县城仅十里左右，炸弹声不但能听见，而且有震感。为了防备特务暗中引导轰炸目标，王明他们的警卫队就设岗盘查行人。一天，查出一个地口音的人，王以为这人就是特务，令警卫队动刑，但逼不出他要的口供。公安局长接到电话，带治安队员去押解这个特嫌，但该特嫌被肉刑后不能走路，故用担架抬回局里。经问，原是我军打仗负伤，伤愈回部队路经王明所住村子的外地人。公安局派人查实后并由县医院医治好动刑伤残处后放其归队。半个月后王明在电话上查问此事，胡成奎回答以上实情．于破口骂公安局长是特务。我听后马上同胡成套一起向吴老汇报。老人家因拉血正在床上躺着，一见我俩，挣扎着要起来。听我们汇报了王明的暴行后，吴老气得浑身颤抖，并说：“我是支部书记，发生这种事，还不知道，我有责任，中央机关初这种事，实在是丢人。说着，马上要下炕穿鞋，领着我们去找王明。我俩赶快扶老人睡下，他的老伴也劝他先养好病，事情慢慢来。吴老斩钉截铁地宣布：“明天下午开会，你们讲情况并把意见提出来。”吴老主持了第二天下午的会议，住在甘泉的中央机关干部都出席了，局长讲了事实及其经过，有十几个人吞吞吐吐讲了话，几乎都认为那个受暴刑的战士有嫌疑，王明在躺椅上摇羽毛扇，一言未发。我说：“1940年1月边区政府成立时，《施政纲领》第六条规定废止肉刑……，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陈瑾昆（原为北大法学教授，1947年声明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北平去延安，经过临—时，我还接待过）说：“自古以来，可以文审，也可以武审。”胡成奎气得站起来说：“放屁！”吴老把手向下摁了摁说：“我们中央机关住的地方做出这种伤害军人的事，我都一点不知道，我有责任，请转告那位受伤的同志，我们对不起他！”说完高声宣布散会。

甘泉村的土改。王明之妻孟琴书参加了．她支使坏分子替富农报仇，打和逼死干部和群众十多人，死者的家属和有的群众偷偷把事实告知我和区委书记刘仲成。为此赵林在召开城关附近土改工作组组长会议时，与会的县区干部，一再要求之甘泉村工作组组长楼化蓬（边区民政处长）讲明为什么死了那么多村干部和群众，因为是孟琴书作的乱，他张口舌说不清，大家又不知背后有王明这个当时身居高位的坏人，赵林同志也无法，只好不了了之。

有人在执行康生的极左路线时，践踏、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樊止如是三交镇人，中医专家，对贫困人免费治疗。抗战开始一直拥护和用行动支持我党的主张和政策，他曾和我两次参加和组织慰问团．慰问前线战士。1940年1月。成立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任建设处长，未经任何部门批准，把这位民主人士从边区政府所在地兴县，途经三四百里押扣回三交镇，并组织大会批斗。我当时刚被赵林分配到三交与康乃尔共同负责该镇土改，但不几天，我又被叫回县里处理问题。后来康乃尔同志告诉我：“你走时咱俩一再告诉各小街的小组长，要讲理，不能动手。你走后斗争樊先生的大会开始时人山人海，一个小组长喊几次让打斗，诉苦，但毫无动静。这个组长生气了，走到人群当中一位中年妇女背后，用脚蹬了一下后下腿，并示意叫她上前打斗，这位妇女当时正在纳鞋底，她把针线缠在鞋底上，轻轻理了一下稍稍零乱的头发，从从容容，慢慢走到樊止如身旁，右手把新鞋底甩开，当鞋底朝樊的脸面打过来时，步伐大慢，只稍微挨贴在左脸上时说了：“你再剥削”四个字的诉苦词。这时，满街的老百姓不约而同地散场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三地委书记张国声，二位原为临县县长、县委书记。张在临县群运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搞极左，曾受到高和我的批评，并向原地委书记白坚反映过。张指责我俩“右的要死”。高闻天的家庭被定为地主，但应是富农。土改中，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首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边区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并见报于《晋绥日报》。这句犹如晴天霹雳的话，使临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吃一惊。不几天，这位专员身背行李，行程二百五十多里，走进临县县委院内，二人一见，我问：“闻天同志，你怎么自背行李。”他说：“你没看报吗？”我心里明白了，“包庇剥削阶级家庭罪不小啊。”他接着说，“命令我上分局党校学习。过了几天，跟着康生到郝家坡搞土改试点的县委书记樊不屈回到县委，没有说什么话，把行李收拾好后对我说：“去分局党校学习。”土改时去学习的是接受查阶级，查立场，查政治。

快要派土改工作团到高闻天家乡时，赵林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当时临县县委会中有四人是本县人，一位组织部副部长说，他的立场够呛，县长说，要不是包庇，立场很严重。我说：“要根据事实，”宣传部长刘枫说：“同意老冯的意见。”其他人未表态。过几天，赵林单独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如实汇报：1942年起，边区被日寇“蚕食”缩小了地区；但每年的公粮不能少征，临县每年负担98600石，占全区18万大石的一半还多。临县当时生产也好，副业生产更起色。地主包括富裕中农，没有一家能把全年公粮一次交清，因为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征购公粮的数，得靠出卖家具、副业等的收入买到粮食再补交尚欠的公粮。二区是高闻天的家乡，区长高德武连续三年每年总要把闻天（大名振声）兄高振国押送县府，区长的意思可能是为了顺利完成全年公粮任务，把县长的哥哥押送县牢，别人还敢拒不缴纳公粮。每次区上把高振国押送到县府时，县长高闻天马上批示：“交完公粮再释放。”当时的司法科长高镇西找我反映：“照高县长这样办，看守所扩大十倍，也装不下’一次交不完公粮的人。”我听后，想了想说：“我们都应理解县长的难处。”

赵林耐心听完我讲的事实后，马上问：“你看谁到他的村子搞土改？”我答：“三分区特别是临县干部不能去，中央机关的同志不太熟悉情况，也不能去，最好是您带来的边区同志。”他说：“我问你是说出人名来！”我脱口而出“赵晋仁同志”，这位同志时为军区参谋，我与他在青塘、安业等村搞过土改，为人忠厚，政策水平高，作风扎实，常接近群众。赵林马上说：“咱俩想的一样。”不久，来了民兵两名，带着两封信，一封是村农协写给县里，要求写信给党校叫高回村接审查。在这之前我向赵林建议，以后凡要地富子弟的干部回去接受审查，应通过县里办手续才行，不得自由到所在单位抓捕干部，赵完全同意了。另一封信是赵晋仁给我的，内容是民兵路途照顾高，意思是要我放心。过厂两三天，县委和县工作团正在开会，推门进来老农民四人，我一见，都认识，过去我任二区区委书记时下乡沟底村二、三次，他们说：“冯政委出来一下，”（当时把县委书记、副书记称为政委）我走出门，他们几乎异口同声用质问的口气：“你们准备怎么处置专员？”我立刻回答：“请老人家放心，闻天同志的事一定照党的政策解决。“他们有的说：“他十年前的寒冬坐死囚牢时，你大概还没有入党，对他谁要作害，我们心里……”他们哽咽的说不下去了。

高闻天回村后，全村农民对他爱护备至，吃住等事，早已安排周全。受审查的结果，谁也没问他一件事，但贫农团提出帮他办理离婚，他完全同意了。他的妻子对他毫无感情，过去战友们曾劝他离婚，他一再表示：只要我在三分区范围内工作，绝不做这件事。他怕引起舆论上的不了解内情的异议，更主要是担心引起一些人的乱离婚。这次农民替他办了离婚，事也凑巧，他的学生宋桂莲，爱他多少年，只因他不与坏妻离婚，她等到二十好几岁，才与一个名叫梅村的结婚【本册《生产》（一）曾提到他】。正在此时，梅村这个人在文水县委书记的任内，叛变革命，并在阎锡山的《山西日报》上公开发表了叛党声明，题目是《告中共晋绥分局书记公开信》。梅的叛党，他与宋桂莲（老共产党员）自然就离婚了。很快，高闻天与宋桂莲成为相依为命的革命伉俪。

又过了些天，赵林约我谈樊不屈的事，他一开口就问：“樊不屈贩卖大烟土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我随即问了一句：“有证据吗？”赵林说：“听说他出钱，叫其弟借用你和他的马外出贩卖，一次用时十天半月，才把马还回来。我说他弟弟借马的事不止一次，凡来借时，秘书成秀山都要问我，我每次都答应让借，人家是借去推磨，每次都是早饭后借走，晚饭前送回，还把麦麸给县委一部分。我一说，赵林说：“看来又是有人诬告好同志，”我与他谈此事，我才知道樊不屈突然去党校也是奸人害好人了；但我未问赵部长是谁讲的，人家也未讲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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