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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八路的爱与憎

发布日期：2019-01-24 19:52 来源：山西政协报作者：端阳生

王兴（1929—2019）

八路军120师六支队骑兵营老战士王兴同志，于2019年1月21日在朔州市怀仁县逝世，享年90岁。为铭记历史，缅怀先辈。从即日起我们网站将连载他的老战友王生明叔叔（笔名端阳生）的文章，以祭奠和追思晋绥抗日老前辈王兴同志。

两个小八路的爱与憎

——向绥蒙边疆进军的路上

1945年，只有11岁的我，已经在塞北军分区宣传队当了一年兵。另一位比我年长3岁的小战友王兴，已是具有3年军龄的老兵。这些乳臭未干的孩子兵到底能干些什么事？为什么数次精兵简政都没把他们减掉？

我能在10岁参加八路军，原因很简单：1942年8月5日, 在今山西省朔州市与偏关县的交界处，担任过我平鲁县城工部长和右南县委组织部长(当时李登瀛任县委书记)，又调晋绥第五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任科长的父亲王宝，被日特李占功等民族败类枪杀, 我母亲蒙青山拖儿带女，无家可归，生活无着落，就把我和我姐交给了五分区司令员郭鹏(中将)、参谋长刘华香(少将)、政治部主任陈云开(少将)。经军分区首长研究决定, 准许我姐弟二人接替父亲吃公粮，把我们送到供给部，由技术最好的裁缝，量着我们的身高给做了两套军装穿戴起来。从此我成为八路军的一个小兵。

小战友王兴，是山西省怀仁县吴家窑镇碗窑村的捏碗工人，其父王贵礼系我宋时轮支队地下交通员。1942年被本村窑主、汉奸赵丕成向驻扎在吴家窑碉堡内的日寇告密，被捕7天后惨遭杀害。时年11岁的王兴决心为父报仇, 瞒着母亲和小妹，瞒着村民，跑出两狼山，找到我雁北支队骑兵营，经营长王零余(英雄绰号王老虎)、教导员谷奇峰同志批准其参军。

1944年春天整风结束后。塞北军分区筹建宣传队，我与王兴被先后调来，成为同床战友。经过陈家营、黄树坪等大小战斗的洗礼，我俩关系更加亲密。

此照片摄于1945年冬，战声剧社部分指战员在绥蒙军区首府集宁（乌兰察布盟）合影。右起：王丽珍、刘兰芳、王兴、王玉梅、贺福龙、赵俊英。前排三人是：老红军杨福财叔叔左手挽王生明、右手挽王生梅。

1945年5月间，我患伤寒症在偏关县磁窑沟住医院。因连续6次“出水”，奄奄一息。7月间王兴来看我时，我正处在高烧昏迷状态。王兴问我想吃什么？我答:“想吃西瓜”。那时，我们没有一分军饷。王兴为了满足我临终前的奢望，不惜违犯军纪，到村外瓜田向瓜农讨了一个西瓜给我。谁都以为这是一颗送命瓜，出乎医生意外的是，正是这颗西瓜，使我第七次“出水”顺利脱险，由此转向康复。这年8月间,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王兴又来医院接我归部时, 再次交谈了为父报仇雪恨的老话题。这日，他用宣传队搞生产时买来的一头背高不足1.2米的小毛驴，把我接回宣传队驻地，做好向绥蒙边疆进军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几天后，接到出发命令，因我患伤寒病在医院躺了3个月，骨瘦如柴，无力行走，那头接我出院的小毛驴就成为我进军绥蒙的专用坐骑。

出发第一天中午在某村打尖，刚吃完饭我就感到困乏难支，立即在房东炕上熟睡过去。听得哨声一响,我朦朦胧胧起来,强打精神跑出门外,已见部队鱼贯出村。幸好，我的小毛驴乖乖地站在大门口等着我，由于它的帮助，我没有掉队。

部队行至关河某一拐弯处，因秋雨较多，这里水深至膝，大家不得不停下来解绑带，挽起裤脚涉水过河。我骑着小毛驴过河时，发现自己的双腿未打绑带，原来中午吃饭时解下绑带休息，因起身匆忙，把绑带丢在房东炕上。丢一副绑带不算什么,但与绑带一起丢掉的还有一袋手榴弹(3颗), 这可不是坐几天禁闭就可以了结的小事。想到如此严重的后果，内心惶恐万状。于是，我跳下驴背，把王兴叫到身边，向他通报了这一起“灾难”。他听了也是搓手跺脚。部队即将在前方老营镇宿营,何去何从，必须当机立断。

王兴见部队已经远去，他把自己的背包放在地上对我说:“把驴给我,你在这里死等！”

我望着王兴骑驴西去的背影，内心极度焦急，心想：要是我的房东不认账了怎么办？我们已是最后一批离开塞北抗日根据地的“杂牌军”,要是碰上近日已从陕西渡河，专门偷袭我零散军政人员的国民党顽固分子怎么办？遇到恶狼野狗挡住去路怎么办？想着想着,天色已暗，对自身可能被狼吃的恐惧，代替了对王兴的忧虑。好在距河边10余米处有一棵小树，我只好爬上树杈等待王兴的归来。

等呀等，蚊虫在周身狂叫，流星在苍穹滑翔，也许这个世界会永远这样寂寥下去……

啊！有了希望，终于听到我那小毛驴急促的蹄声由远而近。河对岸，王兴压低声音喊了两声:“生明！生明！”

我尖叫了一声，从树上滚爬下来，扑到亲爱的战友怀中。我俩同骑着极有耐力、极其友好的小毛驴,在天上的银河与地上的关河岸上漫游了约一个半小时，才赶上已进入梦乡的部队。

我们这支不文不武或半文半武的留守部队，踏着八路军120师健儿们的血迹，曾在日寇刚刚逃离的平鲁、清水河、左云、右玉、凉城、新堂、大土城、丰镇停留。当我们从丰镇坐火车到我绥蒙首府集宁之时，令人惊异、使我沮丧的事发生了——王兴失踪。有人说，王兴开小差走了。我除了惊异、失望，还有难言的焦虑，就是王兴把我携带的3颗手榴弹带走了，出了事他和我都会受到军法的制裁。幸好谁也没有提及手榴弹的事。部队到集宁驻防半月之后,王兴突然返部。领导说要开会斗争他。王兴在“斗争会”上拿出一身血衣,讲述了他离队之后的经历。他首先承认,自己犯了擅自离队的错误,但不承认开小差，更不承认所谓“脱离革命”。他说他干了一件他认为必须干、应该干的“公事”。

王兴说，自从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他就恨不得插翅飞回故乡。他参军出走那天，曾为母亲担满一缸水，这缸水该早吃完了，他的母亲和年幼的小妹，是否还活在世上？这个问题折磨得他无法忍受。他还担心他的仇人赵丕成，会跑到大同或归绥(呼和浩特)躲藏起来，杀父之仇报不了，如何向母亲交代？

于是，他身穿军装、携带3颗手榴弹离开部队，独自南下，向怀仁县吴家窑方向走去。

此时，日寇投降不久，依仗日寇胡作非为的汉奸、恶棍变成丧主之犬。王兴的仇敌赵丕成正准备打点行装,逃往大同。

不料，深夜有人敲门，一位手提手榴弹的少年八路，突然出现在赵丕成面前。王兴身后虽然只有两位本家侄叔相伴，但时局突变,赵丕成不敢有稍许抵抗。仇人相见，不寒而栗。

“是双娥(王兴的乳名)回来啦？”

“是我！你起来跟我走一趟！”

赵丕成见王兴拿着绳索走近，便转过身去，让王兴紧紧捆绑起来。第二天，王兴在镇上找到一名我方工作人员，在该同志的帮助下，有关乡亲与赵犯面质了其出卖我地下交通员王贵礼同志的罪恶事实。在人证和物证面前，赵犯对其罪行供认不讳，要求以其全部家资抵罪。王兴则说:“我的母亲和小妹正在饥寒交迫中，急需花钱买药购粮，但我不能出卖我父亲的鲜血度日。你欠我什么，就用什么偿还吧！”经群众大会公审，王兴举起正义的钢锹，当众向这个民族败类讨还了血债！

1952年，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我正在成都空军某部工作。一日接到原察哈尔省尚义县人民法院来函。函曰:“王生明同志：今寄去叛变杀人犯李占林(原名李占功)之判决书两份，我院业经报省主席于1952年11月20日批准李犯占林死刑，当日午12时将该李犯占林由监提出验明正身即绑赴本县城东刑场执行枪决，确已气绝身死，今备便函通知给你，希你安心为人民工作为盼。”

去年，我去雁北小峪煤矿，拜访了老战友王兴。他已从党的纪检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过着离休干部的生活。回首往事，我俩值得对后人言谈的事不多。唯民族仇恨，不可不讲；民族气节，不可不扬。否则，将有国破家亡之患。故而在此一谈。

(发表于1992年《山西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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