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归队征途难

发布日期：2016-01-18 14:30 来源：《吕梁晚报》作者：晋绥基金会

　　每当我看到这些照片，就会想起母亲的艰难经历，总会泪水涟涟。母亲从1946年7月（时年25岁）至1947年7月所经受的磨难是现代年轻女子无法想象和承受的。但是母亲凭着执着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毅力、凭着她对党的信任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挺过来了。

　　1945年7月，359旅南下第二支队奉命出发，父亲为717团副政委，将随团出发，去南方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上级专门在延安北关组建了家属学校，任务是带好孩子们——革命接班人。母亲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自己随359旅家属队赴东北找老部队的亲身经历，字里行间流露出经历艰辛的心酸以及最终获得胜利的喜悦。

　　书文如下：1947年7月，母亲与父亲分别两年后在勃利重逢后的合影。母亲带着兄妹二人，随同359旅家属学校从延安出发，长途跋涉抵达东北时儿子黎辉3岁，女儿额红2岁。

　　再困难也不能把孩子丢掉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进犯延安。1946年7月，正值盛夏,家属学校奉命整装出发,到东北找老部队去。我25岁，有两个孩子,儿子刚会走，由于没奶吃，身体羸弱；女儿才8个月，刚会爬，带他们上路实感吃力，曾想把女儿送人，但是一来战争混乱，怕将来再也找不到孩子。二来老乡的生活条件更差，最终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心不丢掉孩子，要忍受一切艰难困苦把他们带出去。

1945年6月，父母分别前在延安拍的全家照。

　　学校给每个孩子做了一张小木床，两个小床跨放在骡子背上，一床被子披在骡子背上,大人还可以骑走一段路。到了黄河边没有骡子使用了，只能向乡亲们借用大牲口，大多是驴子、牛和马。最不听话的是驴子，每当骑到驴背上，它会突然撒欢地跑上一段路，然后突然卧倒在地，让人措手不及，身体也会从驴脖子上滑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狼狈极了。

　　有一次，驮着两个孩子的那匹马来到一片树林边，突然受惊，又蹦又跳,眼看两张小床摇摇欲坠,孩子们的性命危在旦夕。我急得大哭，大喊救命。幸亏从外面跑过来两位老乡拼命拉住了马，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第一次脱离大部队

　　夏季酷暑难耐，每到一站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一个孩子的母亲可以抱着孩子到街上买吃的去了,而我要照顾两个幼儿，尤其儿子肠胃不好,常常拉肚子，弄得被褥极脏。我需到处找水清洗,还得想办法做饭吃。女儿还不老实,在炕上乱爬 ,不知道从炕上掉下来多少回，真是顾了东来顾不了西。行军路上易上火,我们娘仨都得了急性结膜炎,眼睛红肿流泪，疼痛难忍。可在黄土高原上没有水清洗,更没有眼药水治疗,只能坚持行军。眼睛痛得睁不开，流泪不止，怕光怕热。后来我和女儿的眼睛终于慢慢好起来了。儿子的眼睛却一直不见好，又红又肿，痛得他用头撞墙,不停地啼哭,哭的得了小肠疝气。看他那样，我心如刀割，暗自落泪。等我们到了张家口,儿子的眼疾已经很严重，睁不开眼睛了。

　　这里是晋察军区的所在地,白求恩医院设在张家口附近，我决心留下来先给儿子看病。到军区说明了我的实际情况后，组织上派了一位男同志帮助我抱孩子去医院。家属队的同志们先走了，就留下我们娘仨，这是我们第一次脱离大部队。我急忙赶到医院，先给儿子看疝气。医生见状，立即采取措施，在他的疝气处抽出了一大管子液体。到眼科，医生还指责我为什么拖延这么久才带孩子来看病，说再晚些孩子的眼睛就要瞎了。自此我们在张家口停留了十几天,那位男同志每天背着我儿子到医院眼科换药，儿子的眼睛才慢慢好起来，他的小肠疝气自那次抽液之后就好了。先走的同志们在多伦没有过去,又被绥远傅作义的骑兵冲散阻拦，过不去了，她们又转回了张家口，我和学校的校友们会合在一起了。

　　第二天张家口告急,我们急忙撤退,坐火车到冀西。撤退时显得有些忙乱，我把两个孩子放在小床里,专等火车到来。火车一到,大家一哄而上,我把第一张小床搬上火车后火车就要开动，来不及下车去搬另一张小床了。说时迟,那时快,一位同志飞也似地帮我把小床搬上了火车。多么感激那位好同志呀,他的帮忙使我们娘仨没有分离。

　　第二次脱离大部队

　　几个月的行军，加上两个孩子的拖累，让我感到心力交瘁。到了冀西 ,离我娘家

　　（河北定县西城村）就不远了。我决定回家休整一段时间，到家已是1946年的秋季。其他校友们直接去了山东惠民，这是我们娘三个第二次脱离大部队。

　　离家时我是一个年轻姑娘 ,回来时却带了两个孩子。多年毫无音讯的人突然回到家乡，乡亲们都很震惊，纷纷来看我，仿佛我从天而降。村中说什么的都有，我全然不顾。只为带好这两个孩子。父亲把二姑（姑父也在革命部队中，时为定南县武工队负责人）接来与我做伴，她也带着一个孩子，就一起养。当时正值冀中大旱，粮食十分紧缺，有些村干部家常有揭不开锅的现象，但村里的党组织和民主政府把我们作为军属看待，对我们很优待，每天供应我们母子三斤小米,我真感到惭愧。这些粮食再掺上点菜叶,全家人还算过的去。

　　第三次脱离大部队

　　1947年春节刚过,359旅派两名战士来接我们了。村中老人劝我说路程遥远，带着两个小孩子上路太难了，不如在村里找个人家过吧。我不听他们的胡言乱语，一定要把革命后代交给革命的队伍。没有路费，我毫不犹豫脱下手上的戒指交给了父亲，让他变卖充当路费。

　　山东寒冬，条件更艰苦，冷屋凉炕，什么都得靠自己动手。女儿的耳朵染上了黄水疮，不时用手抓，吃奶时又抓我的乳房，我不幸感染了急性乳腺炎。乳房又红又肿，里面化脓疼痛钻心，让我难以忍受。没有消炎药，部队又要出发了。我忍着疼痛跟随大部队前行，一路上后勤的老龙同志（江西籍的老红军）帮助我照顾孩子们。我坚持坐大车到了烟台，开始还可以勉强支撑，可是乳房越肿越大。一到宿营地，躺下就动弹不得了，全靠老龙同志前后照应着。

　　大家把军用品全部丢掉，化装成老百姓，从烟台坐小汽轮一夜偷渡到大连后我就奄奄一息了。359旅的廖英杰同志当时任大连的卫生部长,见家属队到了，来看望大家。听说我病重，立即把我送进医院，当天下午就动了手术，切开两个口子，放出了脓血。开刀后我马上有了精神，也可以吃下东西了。孩子们和我一起住进了医院。每天换药，真够疼痛的。

　　真是祸不单行，女儿不小心在医院的电梯里把手指碰破了,得了破伤风，高烧40多度。这家医院治不了,又被转送到大连医院。一位外国大夫看过病，打针吃药后说：如果今晚退烧，她的前胸后背出一身疹子就好了。果然到了晚上，她出了一身的疙瘩，退了烧,度过了鬼门关，母女平安无事了。由于我乳房上的伤口未愈合 ,其他的家属均已先行，顺利抵达东北。我们四人（包括老龙）在大连多逗留了一个来月,这是我第三次脱离大部队，单独行动。

　　终于和老何团聚

　　部队再次派人到大连来接我们。我已痊愈，正准备上路，须先乘船赴朝鲜平壤，然后绕道去东北。我们先乘苏联货轮，我抱一个，老龙抱一个，爬上高高的舷车站。在那里有卖朝鲜的粘团子，我们买了几个吃,真的美味可口，至今余味未尽。

　　去东北乘坐的是拉货的闷罐车,车厢里又挤又闷，车门一关,又黑又不通气，无法睡觉,真够难受的。两个孩子需要吃喝拉撒，衣服脏得要命。火车的速度比大车还慢,从平壤到图们 ,这列闷罐车足足走了一个礼拜，因为这列车不是正常客车，常常要给别的车让路，走一段之后就被摘下搁置在一旁，不知经过多长时间才又被挂上前行。就这样走走停停。车一停，就得给孩子们弄点吃的，给孩子们洗衣服，不然车一开就闷在车厢里受罪了。好容易到了图们，下车后又坐上了大车,几天后终于到了东北勃利，这里是359旅（东野独立一师）部队的后方驻地。1947年7月，我和孩子们到达勃利时 ,老何还在前方执行任务，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一师政治部主任。见到他时，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他受伤后大病了一场，消瘦不堪。原来7月初他在执行接新兵的任务时，在蛟河火车站为了照顾新兵上车，自己却晚了一步，火车开动才急忙登车，结果踏空掉了下去，车门撞在肋骨部位，受了严重的内伤。幸亏一位同志手疾眼快把他拉上去，不然就提前见马克思了。他一直躺在闷罐车厢的地板上，没有任何药物治疗，三天三夜高烧不退，坚持完成接新兵的任务返回勃利，我们才得以团聚。虽然父亲不认识自己的女儿,认识的儿子也经受了两年的分离，但我感到骄傲。

傅俊杰穿空军服装照

　　傅俊杰简介

　　傅俊杰同志(1921.11—1998.11)，河北定县西城村人，少年受到共产党的影响，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冀中军区八中和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工作。1941年6月，从白求恩医校参军，成为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1943年3月，随同白求恩医校奔赴延安，路经陕北延安延川县临真镇后即参加120师359旅717团工作，任团政治处组织股干事。在延安期间，参加了整风运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1946年6月，随第二批南下359旅的家属大队从延安出发，历时一年多，克服艰难行程5千公里抵达东北牡丹江勃利县归原部队。后曾任双城制鞋厂（军工）支部书记，1949年后任辽东军区政治部直属机关协理员，东北空军政治部党务科长。1951年被选派进中国人民大学进修班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刚组建的建设部工作。不久调回部队，负责北空保育院的筹备工作，后任保育院政委。1954年转业,历任北京工业学院人事处干部科长，北京空军育翔幼儿园院长，北京空军育翔小学校长，北京西城区育翔小学校长，北京西城区教育局巡视员等职,正局级待遇。

　　傅俊杰同志在教育战线多年努力耕耘，荣获北京市教委为表彰从教25年以上的杰出教职员工所颁发的“园丁荣誉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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