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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林枫同志诞辰110周年

林枫同志对东北解放区创建的贡献

发布日期：2016-11-23 13:46 来源：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作者：张文豹

张文豹

我是山西省洪洞县（原赵城县）人，1924年生。1938年,我15岁,是失学在家的初中二年级学生。由于接受了八路军关于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这一年5月，我参加了赵城县“牺盟会”工作。我1939年4月入党，同年6月去延安，先后在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工作学习。党的“七大”后，经安子文介绍，林枫把我带到了晋绥分局。1945年9月，我又随林枫同志奔赴东北，并且在他领导下工作了7年。1951年夏天，我调往中央组织部工作。

林枫是党的“七大”当选的中央委员。1945年秋，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奉命带领近2000名干部，从山西省兴县出发，风餐露宿，日夜兼程，长途跋涉，于1945年10月23日抵达沈阳。到东北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东满军区政委、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东北人民政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协同彭真、陈云等领导同志，统筹全局，调配干部，组建人民武装，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剿匪反霸，创建革命根据地。从1946年到1954年的9年间，他倾注大量心血，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东北解放区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就我亲身经历所及，怀念林枫当时所做的卓越贡献。

一、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1946年8月7日至15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了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东北地区最高政权领导机关——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10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会上讨论通过了《东北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和《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组织大纲》。1949年2月6日，东北行政委员会直属特别市一律取消“特别”字样，仍归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这个“组织大纲”对办事处的名称、任务、组织及任期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大会选出林枫等27人为行政委员会委员。

8月15日，行政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定林枫任主席，张学思、高崇民任副主席。全体行政委员宣誓就职。8月20日，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就行政委员会组成、正副主席任职、启用关防、执行政务，向全国各解放区及东北全境发出通电。9月12日，东北各省市行政联合办事处对行政委员会所属委、院、处、厅的人员的任命发出通知。12月5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通告：从本日起，东北行政委员会印信及正副主席官印开始启用。原东北各省市（特别市）行政联合办事处关防及正副主席官印，即行销毁。

1946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代表合影

林枫十分重视东北解放区基层政权建设。1947年5月，在东北行政委员会机关干部会议上指出，要把敌伪政权彻底打垮，重新建立人民的政权。要着重区、村政权的建立，进行土地改革，再建立县议会、县政府，然后建立省议会、省政府。自下而上地建立好人民政权，就要担负发展生产和支援前线两大任务。建立民主政权，是当年的头等大事。为了及时颁发各省市及所属县政府的印信，我奉命在哈尔滨市一家铸造厂赶制好，分递下去，便于树立权威，执行政务。

东北民主政权的性质是什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有论述，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一个榜样，按照东北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来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这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劳动人民是主体。同时团结那些爱国的、拥护土改的、反对国民党政权的各阶层民主人士，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政权的构成，原则上也实行三三制。这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及建国后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建国前，除了陕甘宁边区外，东北解放区就是最早这样提出来并实践的。

1947年7月1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行政会议。为了争取东北爱国保田自卫战争的胜利，林枫提出，会议中心议题是加强政权建设、财经建设、文化建设。8月8日，林枫做了《关于东北解放区民主政权建设的总结》，提出，东北解放区民主政权建设的总任务是：积极组织力量，巩固和扩大东北解放区，争取东北爱国保田自卫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并且准备担负支援全国爱国自卫战争的任务。同时，又具体提出今后一年内政权工作的五大任务，即：支援战争、土地改革、财经建设、文化教育、村政建设。其中，支援战争是首要任务，财经建设是工作重点，村政建设是当前中心，土地改革是各项任务的基础。同年10月21日，林枫主持东北行政委员会第32次常委会议，通过1948年东北解放区经济建设计划大纲,提出1948年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以农业为主，发展农业和工业，在发展公私经济、增加国家与人民财富的基础上，达到继续支援大规模的自卫战争、巩固和扩大解放区、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1948年6月，全国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这是迎接全国解放，把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争取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大会。林枫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工人阶级必须把爱国民主的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他号召东北解放区的工人们要积极参加政权，领导政权，学习政策，掌握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1948年7月23日和8月7日，在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二届行政会议报告和总结中，林枫指出：民主政权的中心任务是组织群众、生产建设、支援战争，争取全东北解放。为此，要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权建设，要求：（一）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二）必须在广大群众监督下；（三）必须加强内部建设，强调集中统一，学习和掌握政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贪污腐化和欺压群众。

1949年8月21日，东北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在沈阳市举行。林枫做了3年来政府工作总结报告，包括：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土地改革、经济建设、教育工作、公安司法工作、民主政权建设等六个方面内容。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总结报告。8月26日，东北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胜利闭幕。林枫等41人当选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8月27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9月4日，通过本府各会、部、院、行、局负责人选，林枫兼任办公厅主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监察委员会主任、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此后的六年中，东北人民政府的日常政务都是由他主持的。他是东北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者，日夜辛劳，统筹全局，兼顾各方，对东北解放区的全面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显示了非凡的才能，树立了公正廉明、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政权建设再一个重点就是干部。机构有了，领导干部如何选配是很重要的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林枫费了不少心思。第一，重视原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人，如：松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嫩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也和抗联有密切联系。周保中则在东满军区任司令。李兆麟牺牲了，否则也会重用的。第二，重视少数民族干部，延边的朱德海是朝鲜族，哈丰阿是蒙族，关山复是满族，他们都被安排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从关内来的两万余名干部也有选择地安排了几位省主席，事后看都是很称职的。地委、县委一级也都配备了很强的干部，许多地方都是压级安排的，就是为了充实基层政权组织，像讷河县委书记王光伟，阿城县委书记马宾，九台县县长杨实人，都是先到县里工作，后来才提上来的。林枫是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关内来的6万多名干部，许多都是他谈话，妥善安排下去的，不但没有一个不满意、闹意见的，而且基本上都做到了人尽其才，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作用。这真是不简单的事情。

政策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干部队伍建立之后，林枫特别强调作风问题。他强调提出：第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第二要依靠群众，深入基层；第三要严守纪律。强调七大提出来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东北行政委员会还专门制定了反贪污条例，对于那些不上缴公物、贪污受贿的严厉惩处。林枫自己身体力行,生活艰苦朴素，衣服整洁简单，下基层检查工作都是轻车简从，从不要人迎送。有时在街上走，他微服私访，我们远远跟在后面。他自己为干部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东北地区很多干部随军南下，支援全国，大都担任了领导职务，表现很好，这都和林枫的教导、培养分不开的。

林枫还十分重视团结民主人士，吸收他们参加东北民主政权的建设。陕甘宁边区有个李鼎铭，晋绥有牛友兰、刘少白，东北地区也有不少民主人士。他们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民主、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回到家乡参加建设。这些人都得到了重用。高崇民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车向忱是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部长，陈先舟是东北人民政府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局长，辽北省政府主席是阎宝航。此外，还有宁武、徐寿轩、巩天民、卢广绩这些民主党派和工商业界民主人士，一大批人都吸收到政府机关中任职了。当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还有张学思，就是张学良先生的四弟。张学思虽然是共产党员、我军的高级将领，但用他的名望还是在做统战工作，扩大影响。我们党一直呼吁释放张学良先生，欢迎他回东北来，这也是向国民党施加压力。

林枫不但吸收他们参加工作，还真诚地团结他们，每个月都有一次谈心会，和他们谈心、通气，党内重大事件通报他们，重要的文件也和他们说说。工作有了困难，林枫就关心、帮助。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林枫也不是一味退让，而是适当批评，真诚帮助。高崇民脾气耿直，有时容易和人发生争执，爱发火。有一次，给他维修房子，他不满意发火了。工作人员向他道了歉。林枫听说了去看他，劝他这些具体事情让他们去做。做的不好，让他们去改，不要动火。林枫善与人同，有长者风度，既和善又稳重，很会和民主人士打交道。一些矛盾，他一出面，往往迎刃而解。对于做得不好，有很坏影响的，林枫也绝不纵容，严肃批评，劝其改正。有一个民主人士公开和自己的小姨子同居，也不避人，影响很坏。林枫亲自出面规劝，严肃批评，以诚相待。这些人都和林枫之间关系很亲密，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林彪、高岗主持东北局工作时，对统战工作不重视，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工作，都把这一摊工作甩给林枫。林枫长期兼管统战工作，不但很好地团结了民主人士共同建设东北地区，还为党和国家的统战工作做出了不少贡献。

1948年到1949年，建国前期，我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商量、讨论建国大纲，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要安排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从敌占区到北京。这些人先秘密到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上海，然后再到大连。大连还是苏联人占着。从大连上岸，再坐火车到哈尔滨集中。这项工作由周恩来抓总，在香港是廖承志、潘汉年负责，东北地区就是林枫负责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马叙伦，还有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蔡廷楷等等一大批人，都是分期分批这么过来的。前期林枫在哈尔滨接见他们，都住在马迭尔旅馆。后来到了沈阳，林枫也经常出面接待他们，有时还拉着高崇民这些先来的民主人士一同出面，迎来送往，场面十分欢愉。林枫为人宽厚，又有风度，既热情又稳健，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些民主人士到了东北之后，还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到农村看土地改革后发展生产的新气象，参观新建的中、小学教育的情况，参观工厂、企业。看到鞍钢恢复生产，沈阳铁西区各厂的烟囱又冒烟了，火车开通了，他们都很振奋，坚定了留下来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决心。

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林枫忠实地执行了党的路线，三大法宝运用得得心应手。他把民主建政和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做得很好。章岩原来是东北人民政府机关的人事处长，很能干的女同志。林枫指定她来做统战工作，很有成就。1950年民盟东北支部成立，高崇民、车向忱，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像刘澜波、于毅夫、栗又文、张庆泰都是领导成员。后来黑龙江、吉林、辽宁也都成立了民盟省支部。其他民主党派也都发展了地方组织。开始的时候，大家不积极，甚至想打退堂鼓。林枫教育我们，对民主党派的发展，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重视质量，逐步展开。这样以后发展得很稳健。

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配备整齐，林枫还十分重视基层政权的建设。县以下的区、乡建设，主要是抓了两条：第一是派工作组下去，具体指导；第二是选拔培养青年干部，那些有培养前途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还有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培养、提高，择优选拔，由他们组成基层政权。基层政权的很大的一个任务是教育群众。东北地区经过日本侵略者14年的奴化教育和殖民统治，国家的观念十分薄弱，民主意识更淡薄。解放了，自己当家作主，怎么做主也不知道。林枫又按照民主建政的要求，建立起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因为不可能实行广泛的普选，所以还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定期召开的代表会议，代表们听党委的形势报告，听政府的工作报告，再就是听取代表反映群众的意见。群众通过这种形式监督政府工作，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个初级形式，但对东北地区初期的民主政权的建立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二、指导土地改革健康发展

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要求各解放区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反奸清算，这实际上是农村土改的前奏。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农村的首要问题是剿匪反霸。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东北还有相当的力量，这个“司令”，那个“专员”，还和一些伪军、土匪勾结，反对共产党，反对解放军。国民党号称有50万人地下军，特别是北满和东满，这些势力和农村的封建势力勾结，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一座大山。像北满的谢文东、李华堂，东满的“座山雕”，这些人既是土匪，又是国民党任命的“司令”，加上伪满的一些残余势力，在一些地区还很强大。农村的土改进行不了，地方治安也很不安宁。我们进入东北的初期，在农村主要是剿匪，同时实行减租减息。一直到了1947年10月，中央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农村开始搞土地改革，改变农村封建的生产关系。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土地广阔，有大量无主的闲地。那些封建军阀、地主都用跑马占地的办法圈占土地。一个人占中间，4个人骑4匹马，向东西南北跑，跑到马累得跑不动了，下来插个杆子，这一大块就是我的地。有多少地自己都说不清楚。以后大量关内逃荒的难民来了，就成了他的佃户，租他的地种。东北气候寒冷，气温低，一年也只能种一季，春天下种，秋天收粮。那时的地主大都有武装，秋天下来收租都带着兵，逼租、抢租，剥削很重。农民生活很苦，阶级矛盾也很尖锐，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而国民党地下力量的基础都是地主、军阀、土匪、流氓。日本人投降了，伪满垮台了，但这些封建势力仍然压在农民身上。土改搞起来后，引发激烈的阶级冲突和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就应了那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农民一旦发动起来，千年的苦，万年的怨，要诉苦，要伸冤，有一股自发的报复心理，难免会发生一些过激的行动。这里最重要的是制定政策，要积极引导农民，把运动引导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来。林枫作为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主席，这场运动的最高行政领导，十分冷静，表现了他高瞻远瞩、驾驭全局的非凡能力。他既要完整、准确地执行党的土地政策，又要稳妥可靠地保护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保护农村的生产力。在《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之后，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颁布了一个东北解放区实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办法“十四条”，主要是根据东北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些具体的规定，具体政策，给下面一个规范。在晋察冀有个叫张国坚的人，提出一个口号，叫“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这个口号也传到东北来了。他提出要树立贫雇农的绝对优势，不但排除了中农，同时地主、富农也成了阶下囚。这个口号表面上看有点道理，但这是贫下中农阶级本能的反映，是个很“左”的口号。这个口号到了东北以后，也引起了争论，而且争论了好久。但在林枫坚持下，我们还是持批判态度的。实际上在东北地区土改中，某些地方掌握不好政策，也出现过种种“左”的倾向，如贫雇农说了算，贫雇农怎么说，法院就怎么判。对地主、富农实行肉刑，有冻死的，有烤死的，有当场吊打而死的。虽然多年的阶级矛盾引发巨大的仇恨，但肉体消灭带来的只是更大的阶级报复，不经过法院判决，就成了个人的仇杀了。要防止的第二个倾向就是侵犯中农的利益。这个政策最不好掌握，各地出的问题也最多。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占地、圈地既有用实力强占的地主，也有不少自己有地的富农，还有一些叫佃富农、佃中农的，就是从地主手中佃了一大块地，又分成小块再佃给别人，又收他们的租子，而自己又向地主交租。其中也有很富裕的，是佃富农，还有一些是佃中农，这里情况很复杂。要仔细算账，区别对待，不然一鞭子打下去，本应团结的对象，变成打击对象，打到对立的敌人营垒去了。这不利于我们政权的巩固，不利于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1947年发现了这种情况，1948年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在林枫领导下，我们都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具体讲就是算账，也就是算你全年总收入中，你剥削成分占多少？25%以内算中农，25—35%就是富裕中农，60%以上就算富农了。我们到了村里，拿个算盘，把所有情况了解清楚了，一笔一笔算的，让你心服口服。这是个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林枫自己也经常下去蹲点，掌握了情况，心中有数了，再来指导面上的工作。

有一个时期，土改中的农民到城里来挖地主、富农的“浮财”。许多地主、富农在农村有土地，在城里还有作坊和店铺，农民来抢这些地方的财产，俗话叫“扫堂子”。农民进城“扫堂子”，有时造成哄抢的局面，还抢别人的，不但扰乱了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城市工商业的凋敝。1947年呼兰县出现过严重的情况，发现后立即制止，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对地主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城市工商业采取保护的政策。从1946年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开始，经过1947年土地改革，一直到1948年这三年中，林枫花了很大的精力，很多的心血，用于指导运动的正确发展。他不断派人包括身边的工作人员下去调查，自己也亲自下农村考察，不断总结经验，走群众路线，集中群众中成功的经验，形成政策，再下去指导全面的工作。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积极稳妥的工作方法，确保了东北地区土改运动顺利、健康的发展。

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土改完成后，农民有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为了支援战争，支援全国解放，也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急需尽快发展农业生产。当时东北地区人少地多，土地单产很低，农村生产力落后，基本是手工劳动，几乎没有先进的农机具，主要是手工工具和畜力。1948年在佳木斯、牡丹江一带出现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伙组”，开始生产互助了。其中一种“四四二合作组”:就是劳力占40％股份，马、牛、驴这些耕畜占40％，土地占20％。这种合作组出来后，发展很快，因为农民自己积极要求发展生产，而互助合作又符合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实际情况。于是，这种合作组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林彪和高岗等人认为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脱离中国的现实。目前就应该让农民自己生产就行了，不要过多地干预。甚至以东北局的名义下令解散。林枫知道后，叫当时东北农委负责人魏震五到泰来县组织调查，结果证明这都是农民自发组织的，是自愿的，而且互惠互利，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但他又不能违抗东北局的决定，就让东北农委给中央土地工作委员会写个报告，给少奇同志那里报告，反映情况。没想到中央肯定了这种做法。后来中央发了一个决议，肯定了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合作形式，肯定这是农村生产发展的方向，还要建立农村生产合作社。高岗知道后，突然积极起来。这时他是东北人民政府的主席。他把原来的调查报告又拿出来，向中央写报告说，这是高主席提出来的，我们东北早就这么搞了。林枫很大度，对高岗的做法付之一笑，说：好吧！不管谁写报告，只要实行了就好。后来东北人民政府也搞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条例，积极推动互助合作的开展。

土改任务完成之后，农村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就成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和林枫时刻关心的大事了。1947年初，政府还发布了生产令，强调不误农时、保护耕畜、备好种子等等，还派机关干部下去动员、督促、检查。紧接着又发布了一个关于春耕的指示，首先强调要彻底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土改不彻底的要补课，不搞夹生饭，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二鼓励农民勤劳生产，发家致富；第三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使农村有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当年减少公粮10％。还鼓励农民自愿互助协作生产。农委和机关的干部都下到市、县基层督促、帮助。当年6月在牡丹江开了个春耕劳动模范大会，林枫亲自去讲了话。通过这些工作，当年农业就取得了丰收，那年雨水也比较顺，保证了军粮和公粮，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在辽沈战役中，支援的军粮就达1.1亿公斤。后来又有上百万的民工跟随大军进关，对平津战役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后每年春耕之时，都要派大批干部下去，林枫亲自过问，对农业生产始终抓得很紧。1949年初，东北全境解放了，有一个支援全国的任务。当时东北地区没有什么先进的农业机具，农民都是手工劳动，有牲口拉犁就不错了。农业工具很落后，普遍使用单铧犁。前面一头牛或一匹马拉着，后面靠人扶犁，这是从西汉时期就使用的工具，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单铧犁靠人扶，全靠人的臂力，不但深浅不一，犁沟不直，而且很累人，一天耕下来，也就两三亩地。东北地区地广人稀，春耕进度很慢，改良农机具成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问题。林枫了解到苏联用的双轮双铧犁比较先进，很适合东北地区用。它有两个轮子，走起来就比较直，两个铧犁间距固定，犁出来的沟间距就一致了。它犁地深，两个铧犁、两匹马拉，效率提高三四倍。但东北马比较小，拉不动，还必须引进苏联的重挽马。林枫组织和苏联专家谈判。参加谈判的苏联代表叫米力满，林枫还和他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叫“米粒满”。这样从苏联引进了双轮双铧犁和重挽马。这种马原产地顿河，就叫顿河马，身长可达2.4米，四条腿又粗又壮。林枫看见可高兴了，拍拍马头，连连说，这个马好啊！这个马好。引进农机具，又组织国内生产加工，引进优良品种的种马，又建种马场培育繁殖，这些事林枫都亲自过问。1949年底在北陵东北人民政府院里还开了一个农机具展览会，来参观的人很多，还在大院里的地上现场表演。后来中央听说了，也很感兴趣，还调了样机，准备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

松花江下游的富锦、通江地区，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汇合的地区，叫三江平原，是东北地区著名的黑土地，人烟稀少。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部队转业、复员下来大批人员。林枫提出，建立大型的国营农场，第一个国营农场1947年就在通北县建起来了。1948年林枫又去视察时，已经初具规模，开始也用双轮双铧犁，后来又大量引进拖拉机、康拜因，即联合收割机。以后各地都建了一些国营农场，就在农委下面成立农场管理局。1950年初，林枫找到王操犁，说“你的名字好啊，操犁嘛，适合做这个工作，你就去负责吧！”这些大型国营农场不但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国家建设、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收纳了大批知识青年，为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国家成立农垦部，这些农场才陆续交给了王震。

辽宁沈阳地区附近有两条河，一条叫太子河，一条叫浑河，夏、秋天一下雨就容易涨水，汪洋一片，农田冲毁，人员伤亡。林枫就找来农委的魏震五，指示他们要搞水利建设，建水库根除水害。当时决定建大伙房水库，从勘查到设计，林枫都亲自过问，多次到现场查看，虽然还未建成他就离开东北了，但大伙房水库浸满了他的心血。这个水库至今还是沈阳的水源地，不但给城市供水、灌溉农田，也免除了水灾危害。

辽西地区靠近内蒙，50年代时，风沙就很大，春天时还有沙尘暴，有时持续时间还很长，不但破坏农业生产，也影响人民生活。植树造林、防治风沙又成了林枫考虑的问题了。林枫组织专家调查、制定规划。从1951年起开始植树造林，从新民县开始向北，一直到吉林的镇赉县，建立了一条800公里长、40米宽的林带。当时称“西满防护林带”，对保护农田、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条林带也成了后来国家三北防护林的一部分。三北防护林实际上是从东北开始建的，是林枫又一伟大功绩。

东北原来就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又是最先解放的解放区，支援前线和全国的任务很重。所以不但要发展农业，还要发展工业。日本投降，苏军打进来，许多设备破坏，产业也荒废了。新中国成立，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且建设社会主义也要学习苏联的经验。所以向中央建议，请求苏联的支援，在人才、设备上给予帮助。后来中央和苏联谈判，苏联援助中国156项大型工业项目，其中很大一批在东北地区，像鞍山钢铁厂、本溪钢铁厂、哈尔滨电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沈阳飞机厂、抚顺煤矿、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大连机车车辆厂等等。有很多苏联专家来，我们要全面、系统地学习苏联的管理经验，厂长负责制、经济核算、计划经济的那一套，里里外外都要懂俄文，许多干部开始学俄文了。政府中也相应成立了一些机构，像计划委员会、工业生产委员会。陈云调中央前，在东北也指导过经济建设，王鹤寿、夏耘都在东北管过工业。林枫更是用很大的精力抓工业生产。东北经济在50年代发展得很快，中央很满意，多次表扬过。

四、重视文化教育事业

林枫既重视经济建设，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工作抓得很紧。从关内派到东北地区的干部远远不够，为了培养当地干部，还有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需要进行国情教育、党的政策教育。林枫先成立了东北大学，派了张心如当校长，这是东北地区我们自己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后来又成立了东北农学院、东北工学院等。

日本占领东北十几年，在伪满洲国实行殖民统治、奴化教育，不知不觉中许多青年丧失了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我和韩乐风在长春办青年训练班，有些学生问我：“张老师，你们中国有多大？”我很惊奇，问他是哪国人，他说我不知道，我爸爸、妈妈说过去我们是中国人，后来是满洲国的人。这些青年不知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连自己的祖先都忘了，对汉文也不通，满嘴的协和语，还夹杂着日本话。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宣传他代表中国，他代表中央，他是中国的正统政权，宣传所谓的正统观念。老百姓天天说：“想中央、盼中央”什么的，不知“中央来了更遭殃”。

林枫认为教育应从基础教育抓起，从中、小学抓起。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时，推行国民高等，伪满叫国高，相当于初中毕业，教日文、教协和语，学日本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地理和语言文字都排除在外。所以抓基础教育，首先就得抓教材，决不能再用日本的，要推倒重来。1946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刚成立，林枫就指定董纯才组织一批人重新编教材。董纯才从各地选聘了一批人，组成教材编审委员会，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1947年把教材编出来了，包括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等文科类的教材，理科的数、理、化也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许多课本在建国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调去北京，被全国采用。

东北的学校还是比较普及的，许多农村都有学校。有了教材还需要大批合格的教职员工，这一方面对旧有的教师、校长进行培训，改变、提高他们的认识，才能再去教育学生。

另一方面需要补充大批新的教学干部，特别是中、小学校长这样的领导干部。当时到达东北的近两万名干部都充实到各级领导机关中去了，抽不出多少人到教育战线上来。但东北解放后，当地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这些人出身复杂，有地主、伪满军官，有的还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但其中许多年轻人，不过二三十岁，是可以教育、改造的。用不用这些人有争论。林枫根据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精神，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为了东北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大量培养当地的干部，必须从知识分子入手。林枫提出“争取、教育、改造”的6字方针。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教育提高他们，改造他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干部。这样一来就吸收了一大批人才，充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许多人到了教育战线。当时许多人还是中学生，十几岁、二十来岁，送到东北大学培训，出来都到了领导岗位。我认识的一些人后来还到了教育部、各省市教育厅的领导岗位上。当时特别强调选准、选好中、小学校长，经过培训，提高他们的领导水平和管理能力。林枫还特别强调在学校中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的革命情操，强调智育、德育并举，德育为主的方针。

林枫关心教育工作是一贯的，任何机会都不放过。打下长春后，长春市有许多日本侨民，没有回国的大约有几万人。林枫还组织人对他们宣传教育，讲清中日战争的本质，讲清日本侵略的本质，分清日本军阀和日本人民的不同，战争同样给日本人带来灾难等等。他的一个警卫员赵珍还帮助了一家有病的日本人家庭，后来对这家日本人做了资助和保护。几十年后这家人的女儿来信问这位赵叔叔，可惜赵珍已经牺牲了。

东北的教育可以说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改造日本、伪满的奴化教育，实行革命的、进步的教育，这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个生产、一个教育，林枫都是十分重视的，真正把这当作政权建设的两翼来抓的，都是他倾注大量心血、时刻关心、亲自抓的大事。现在中央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看林枫当年在东北就是这样做的。

从1947年开始，到1949年每年都要开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检查、督促教育改造及教育工作的情况，共开过4次，每次都是林枫亲自主持、亲自总结。1949年在沈阳召开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时，东北地区已有370万名小学生，15万名中学生，1.8万名大学生。这在全国都是一流的，对东北地区的建设、对全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巨大的贡献。

林枫的文化修养很高，对中国文化了解很多，这使得他在文物保护方面有独到的眼光，因此做了不少的工作，为保护文物也做了贡献。满洲国倒台，溥仪被抓，他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许多文物流散到了民间。林枫作为东北政府的领导人，也十分重视文物收集与保护的工作。当时流失的文物很多，有北宋赵魁中的花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都是许多基层干部、文物工作者，包括王修这些人从民间收上来，或群众送上来的。林枫十分懂行，都让人妥为保管。还有《四库全书总目》、《聊斋志异》的半部手抄本、溥仪从北京故宫盗出的一些宋元善本图书等等，许多珍稀文物，也是那时抢救下来的。打进长春之后，工作那么忙，林枫还不忘组织人员，到长春的大众科学院抢救一些有用的科技资料和历史文物。从长春撤到哈尔滨，林枫让用汽车拉走，林彪还不满意，说：有人不支援前线战争，汽车不拉汽油、弹药，拉文物、拉黄金。要不是林枫独具慧眼，不知丢了多少宝贵的文物。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林枫工作繁忙，日理万机，还时刻想着保护文物档案。他曾派我到铁岭一个叫花豹冲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山沟，有个日本占领时修建的军火库，想把沈阳的重要档案，包括历史档案，如伪满时期的、甚至努尔哈赤时代的档案，以及一些历史文物转移到那儿。

在林枫关心下，东北解放初期在哈尔滨就建了东北图书馆，收集了大量图书和文物，到了沈阳又建立了东北博物馆。在长春发现的岳飞的端砚就放在东北博物馆。东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就设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王修就在这里工作。东北地区历史遗址很多，沈阳就有北陵和东陵，是努尔哈赤进关之前建造的。还有张作霖的大帅府，都做为文物保护下来了。

东北还有很多革命历史遗迹，像八女投江遗址，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活动、牺牲的地方，都专门保护下来。哈尔滨就有烈士博物馆，纪念抗联烈士，这些都是历史和文物。林枫在许多这类地方都题了词的，怀念革命先烈，足见用心良苦。他叮嘱对于活着的那些荣誉军人、烈士遗孤也要千万照顾好。行政委员会下面还有个荣军委员会专门管这个事，这都是林枫分工负责的。做为一个政权的主要领导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林枫都能照顾到，说明了他的领导才能。建国前，治理东北一个地区和治理一个国家，只是规模不同，道理是一样的。许多事情，东北是带有试验性质的，对国家建设是有很大的参照价值的。

五、卫生工作的贡献

1946年秋冬，辽西地区鼠疫开始大规模流行。我们都知道这是日本731部队搞细菌战试验，遗留给中国东北地区人民的祸害。鼠疫也叫腺鼠疫，是靠老鼠传播的，传染很快，死亡率高。鼠疫表现为寒战、高热、淋巴腺肿大，两三天就死亡。它是接触性传染，往往整个村子的人都死亡，比日本在时的“虎列拉（霍乱）”还厉害。明朝年间，云南发生过大鼠疫，死了几十万人。日本把鼠疫病菌移放到老鼠等动物身上，再把它们放出去，先在动物之间传播，又通过家鼠传染给人。辽西地区和内蒙草原田鼠很多，到处乱窜，很容易感染人群。东北地区，特别是农村，卫生习惯不好。一个村的人死于鼠疫，人们不知道，来悼念、送葬，很快一个村的人都传染了。如果有一个外村人，又传染下一个村，发展很快。

东北行政委员会一成立，就面临辽西鼠疫流行的挑战，这也是和日本侵略者的继续斗争，也是共产党政权在东北老百姓面前第一次亮相。林枫一上任就抓这件事，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卫生委员会全力以赴。经过中央批准，向苏联求援，紧急调运疫苗，组织大批医务人员下乡、下村，一方面救治病人，一方面预防注射，打扫卫生，消灭老鼠。花了半年时间，到了1947年春天，总算把疫情压下去了。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又在东北地区投细菌弹。弹体炸开，许多老鼠、苍蝇、跳蚤都是带菌的，四处乱窜，传染疫病。林枫又带领大家和美帝国主义斗争。他亲临现场调查，了解情况，带着口罩，穿着胶靴到现场指挥。许多地方都能见到他的身影。这件事上报中央后，引起了特别注意。一方面收集证据，委派专家到联合国控诉美帝的罪行，到国际上做报告，给美国施加压力，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一方面积极采取对策，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清洁环境，消灭老鼠、苍蝇、蚊子和跳蚤，也逐步改善群众生活环境，改良人们的生活习惯。卫生运动和反对美、日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通过这两次斗争，也为东北地区改善卫生状况、保障人民健康、提高生活水平打下了基础。

除了战胜美、日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外，林枫还十分重视东北地区地方病和工人职业病的防治工作。黑龙江克山县有一种“怪病”，青年男女冬天时突然晕倒，很快就去世了。这个病就叫“克山病”。长期不知病因，不知如何保护预防。林枫报告中央后，组织全国专家考察、研究，最后搞清，因为北满地区冬天寒冷，窗户是双层的，门上挂个大棉帘子，屋内密不通风，屋内再烧炭火，二氧化碳浓度高了，引发心肌梗塞或脑溢血，突然死亡。找到了病因，就有针对性地搞预防，从改善居住条件抓起，很快控制住这个病的蔓延。还有的地方缺碘，得大脖子病，有些地方水含氟，牙齿发黑、发黄，这些地方病都要防治，都要林枫一一过问。实际上许多病都和农村地区不好的卫生条件、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还有的地区人畜混住，这都要从细节抓起。从反细菌战开始，就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清扫环境，改良生活习惯，逐步改善生活和卫生条件，有效地遏止了这些病症的大规模流行。此外，工业战线上的一些工人，矿工、钢铁工人也还有矽肺病这些职业病，也是卫生防疫工作的重点。后来卫生委员会扩大，成立卫生部，林枫调派专家和得力干部充实卫生战线。王斌是从延安来的外科专家，被任命为部长，副部长白希清也是知名老专家、党外人士，和林枫关系很好。他后来还被派出国，揭露美帝国主义搞细菌战的罪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林枫重视卫生工作，一方面是在特殊情况下，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细菌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东北地区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基础、健全的医疗卫生体系，为改善人民群众的健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支援抗美援朝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林枫做为东北行政的最高领导，还处理过其他一些重大事件。其一就是接收旅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俄帝国主义者争夺占领我辽东半岛，旅顺口两次易手。二战胜利后，苏联又控制了旅顺，成立特区，由苏联管理。中央和苏联多次谈判，1950年达成了协议，交还中国是在1950年以后，具体工作都是林枫负责的，由他经办的，周秋野具体联络，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妥善地收回了国家的主权，保证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还有一件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司法管理的最高权在北京，但具体的管理和工作还在东北。林枫也为此操了不少心思。这里关押的包括溥仪在内的伪满高级官僚和日本战犯，通过艰苦的改造，都洗心革面，伏法认罪了。这在国际上都引起了震动。

我在林枫身边工作多年，特别是在东北时期，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他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实事求是、联系群众，为东北地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年他作为东北地区的负责人，具体经办了许多事，并不为人所知，许多当事者也都作古，我们这些仅存的知情者也是80多岁的人了。林枫的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风范，他的伟大历史功绩，应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彪炳史册。

本文作者：曾任东北人民政府秘书处处长、林枫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静安区委第一书记、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委候补委员；安徽省委副秘书长、淮南市委书记、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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