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林枫传略--第三章风雷激荡的年代(四)

发布日期:2016-08-25 18:46    来源:《林枫传略》    作者:穆欣
作者 穆欣
摆脱“左”、右倾干扰
    林枫担任刘少奇的秘书后,全力协助他开展华北地区党的工作,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评和纠正了河北省委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端正了省委的指导思想。林枫还代表刘少奇积极联系华北各界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华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爱国组织;联合新闻爱国人士,通过报刊宣传党的主张。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拥护,也影响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应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中共中央北方局经请示中央批准,派出在北方局联络部工作的周小舟为代表、北平自由 职业大同盟书记吕振羽为联络员,前往南京谈判。1935年11月底,吕振羽前往南京开始与国民党代表接触,1936年初周小舟前往南京开始正式谈判,从那时到同年 8月,周小舟曾四进南京(吕振羽常驻南京)。北方局决定,从这年3月起,由陈酉生(王世英)与吕振羽直接联系。刘少奇到达天津以后,林枫经常代刘少奇接受王世英关于周小舟、吕振羽同南京政府谈判情况的汇报,转送有关谈判的文件、材料,传达刘少奇的指示。这次谈判,历时九个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为抗日救亡而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一场谈判。这个时期在南京的谈判是成功的,它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针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6年3月末,北平爆发了一次“三三一”抬棺游行示威。起因是北平河北高中学生、17岁的郭清,在2月大搜捕中被关进监狱、惨死狱中。3月31日,学联决定为纪念郭清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会后,个别学生租了棺材,号召到会同学一起“抬棺游行”。这次游行遭到反动军警镇压,有54人被捕,多是2月大逮捕中被保护下来的各校学生运动骨干和领袖(包括新任学联党团书记黄华等)。当天下午,北平大学当局宣告,停止学生会活动,并有四名北大学生被开除,他们都是学生运动骨干,失去保护后被迫逃亡外地。这次“抬棺游行”中,群众虽然斗争得很勇敢,表现出高昂的救亡热情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但因这次行动是在运动低潮、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把学生运动的骨干暴露在敌人面前,以致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严重打击。他们被捕的被捕,被开除的被开除,逃亡的逃亡,整个救亡运动遭到比“二月恐怖”更大的破坏。
    刘少奇从4月1日天津《大公报》看到有关此事的报道,即于4月5日写了《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给北平同志的一封信》,认为这是一次失策的“完全不懂战略战术”的行动。文章一开头就严肃指出:“三三一”事件“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性,将给北平人民的救国统一战线以极大的损害。”在国民党解散学联,对学生大搜捕后,当时学运暂时处于低潮。刘少奇认为这时举行的这次行动,严重地脱离群众,“使许多抗日的同情你们可能和你们合作的分子离开你们,甚至离开学校;把其他许多中立甚至同情分子(如蒋梦麟)推到了反对的营垒,这就给法西斯的分子分裂学生爱国阵线一个最好的机会。”给敌人以加紧进攻爱国运动的口实,使学联的活动更加困难。
    这年四五月间,日军将“天津驻屯军”改为日军“华北驻屯军”,任命原日军第11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任司令,开始“强化华北驻军”,在天津增兵一个旅团,平津地区日军从2200余人骤增至一万多人,华北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新策略,同林枫和天津市委委员张秀岩等商议,决定发动学生举行一次示威游行,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并劝说学生不再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喊“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抗日”等口号。刘少奇说:不但要向中下层的群众做工作,对封建军阀也要做工作,争取广泛的社会同情,使学生的各种抗日活动能顺利进行,并组织各种力量保护学生运动。
    5月20日前后,中共天津市委在西郊陵园为此事召开会议。林枫前往参加,在会上分析了当前斗争的形势之后指出:日本无限制的侵略行径,引起群众高昂的抗日情绪。为着推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推动平津当局向抗日转化,决定组织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口号,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甚至地方军警在抗日高潮下也会同情。林枫在会上传达了刘少奇的意见:在游行队伍中要呼“欢迎29军将土参加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战”,以及“拥护天津军警继续抗日”的口号。会后,中共天津市委马上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各校党组织和各界救国会,做了深入的动员和周密的准备。
    5月28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组成游行大军,高举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到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门前示威。游行队伍出发时只有几千人,沿途工人、市民和农民踊跃参加,迅速增至一万多人。示威群众情绪激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响彻云霄。那天早上有1000多名学生包围了天津市政府,派代表递送文件抗议日本增兵华北。当天下午,爱国学生又在华日交界地方举行群众大会,呼吁全国人民抵抗侵略。学生游行示威时,天津军警未加阻挠,采取监视态度。这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进一步显示了人民群众的觉醒,震撼了日本侵略者。
林枫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帮助天津市委总结了这次政治行动的成功经验。林枫还专程前往北平,将这次天津示威游行中执行统战政策的具体作法和所收到的良好效果,向北平市委作了介绍,传达了刘少奇对今后学生运动的指示。北平市委立即将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向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各校的党组织作了传达。
    北平学生从6月1日举行总罢课,反对日本在华北增兵。学联决心克服关门主义和各种过左的做法,尽力争取学校当局合作,争取29军和官方的同情,先后曾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一些教受学者名流写信请予合作,还写信给宋哲元,要求他对学生运动给予保护赞助。6月3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招待新闻界。学联代表恳切致词,说明过去学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愿与各界加强联络,对社会解释各种误会。学联认为“中国欲求达到自由平等目的,必须全国人民一致联合奋斗,方有出路”。决心“本此主张,进行广大民众运动,促政府实行御侮,在目前实为必要;‘联合世界土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一语,中国自来具此要求,目前尤为迫切。”①6月2日,各校学生各派代表三至五人,分别前往南苑、西苑、北苑兵营,向29军将土请愿,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当学生代表携带请愿书到达兵营的时候,驻军都派出军官接待,对学生的爱国行动深表赞许,并向学生表示:29军将士必要时决不辜负民众的希望。
    北平学生这次总罢课持续了七天,共有30几所大中学校参加。但是这不能消除广大知识青年感受到的民族危机和时代的苦闷,而在这时以李宗仁、陈济棠等为首的西南当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委会,6月2日联合发出抗日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屈服妥协政策,继又传来粤桂派兵北上抗日消息,更加刺激了北平学生的抗日情绪。6月13日学生又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这次喊的口号,贯彻了统战精神,其中有:“拥护29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等等。这次示威者虽然遭到军警的驱逐,但是很多军警不再像过去那样毒打学生。有些29军的士兵,接到学联的通知,穿上便服参加示威游行。东城参加示威的学生8000 余人,沿途许多商民、车夫、工人相继参加,一路高呼口号,“情绪的热烈,为一二九以来所未见”。游行队伍进抵北池子时,遇到一队29军士兵,游行群众高呼“拥护29军抗日”,士兵极为感动,大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已。前来镇压的警察虽然野蛮,但“宪兵对学生最为温和,他们始终未曾殴打过一个学生。并且当时有人看见他们忍不住保安队的野蛮行动,曾上前用武力制 止。有一个保安队士兵抢夺群众物品,被宪兵打了两个耳光。当 晚他们还曾派人至东北大学慰问。北平宪兵都是东北人,他们受过相当教育,尝过亡省的滋味,他们始终是同情爱国运动的。”①
平津学生这两次游行示威影响深远,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学生和各界人民纷起响应,使学生运动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由低潮又转向新的高潮。两次游行示威所以获得成功,是坚决贯彻党的统战政策的结果。刘少奇以后曾将北平“三三一”抬棺游行同这两次游行实行的策略加以比较说:“当时(指‘三三一’)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我们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们就指出了这些口号的错误,而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的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众正遇着了宋哲元的汽车,学生即送一张传单给宋哲元,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众到故宫后门的景 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长秦德纯乏向群众讲话。在景 山集合时,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的救国歌声。”②
    党的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的确影响了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上层人物。高举抗日救亡旗帜的平津学生运动,自从在斗争中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策 略,不但取得了29军广大下级官兵的同情和支持,而且对于长期在歧路上彷徨的宋哲元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日益趋向强硬一些。“华北事变”以后,宋哲  ?元虽然就任了日本人卵翼下的那个畸形的傀儡政权的头目——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敌人却还觉得不够,还要逼迫宋哲元宣布“独立”,还要驱逐他所统率的29军。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曾经多次命令驻北平的29军军长宋哲元撤退到保定。宋犹豫不定。刘少奇亲自起草了主张抗日救国的三条意见,通过29军的副参谋长张克侠(共产党员)作为自己的意见拿给他看,宋认为很好,就没有执行撤退的命令。5月28日,天津各界举行反对日本增兵游行示威后,日方无理要求冀察当局取缔抗日爱国学生运动。29日,宋哲元公开发表谈话,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他说:“津市学生游行事件,日方表示颇认为严重,实则学生尚无轨外行动,不便取缔。”①表明宋哲元开始转向同情爱国学生。日军增兵既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也构成了对29军的严重威胁。宋哲元公开表示:“若日本仍增兵占领华北,余将与29军实行抗日。”②6月20日,宋哲元在平郊阅军的训话称:决不参加任何内战,对外则将竭力保卫主权。这时,日方强要宋哲元将天津市市长萧振瀛撤职,同时支持大汉奸殷汝耕、石友三、齐燮元夺取天津市市长的职位,宋哲元毅然任命29军38师师长张自忠接替萧振瀛任天津市市书长(张原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曾为日方所反对)。……在宋哲元对抗日救国运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通过一定关系和他建立了某些联系。先有宋哲元委托刘子青向中国共产党表达抗日的殷情,1936 年8月,中国共产党派张金吾③前往宋哲元处联络,并任驻宋处的代表,商谈联合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共组北方联合战 线”事宜,对宋哲元政治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在8月14日致宋哲元的信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信中写道:“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丽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同时,毛泽东还在信中表示支持宋哲元抗日的愿望:“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甚望先生能予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 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①毛泽东的信,对宋哲元进一步转向抗日以及以后的奋起抗战,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3日早晨,天津街头传来报童的叫卖声:“号外!号外!张学 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号外!号外!张学 良抓了蒋介石!”郭明秋立即 打开窗户,把钱用吊篮顺窗口放下去,让报童把报纸放在竹篮里吊上来。她带着这个震撼世界的新闻去找林枫。他已在楼梯口等候,看过号外,顺手装进衣袋里,就对郭明秋说:“这是大事,马上找老戴去!”从刘少奇那里回来,他告诉郭明秋:“老戴说,这么大的事情,要好好收集各方人士的反映。”于是,林枫和自己负责联系的人,一一交换了意见。
    从此以后,在福荫里一号,经常可以看到刘少奇的身影。他来听取林枫的汇报,收集群众的反映,并和林枫谈论各种问题。
    12月15日这天,刘少奇来了。林枫向他汇报说,现在靠近我们的教授都说话了,他们认为西安事变已几天了,北方党一句话不说、不表态是不对的。我们一些老的共产党 员,对这一点也有意见。大家认为蒋介石打了十年内战,屠杀那么多共产党员,这次把蒋介石抓住了,如果不杀掉,实在不解恨。刘少奇冷静而耐心地听完汇报,郑重地说:我们个人受到批评甚至委屈,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还是什么也不能说,沉默比说好。我们还是要等党中央的电报指示,因为中央知道全局。如果我们说了,和中央意见不一致,必然造成思想、舆论的混乱。到那时候,按中央的指示办,我们就要纠偏了。与其乱了再纠偏,莫如现在沉默。待中央指示来了,我们照中央的指示办,这样更稳当。
    不久,中共中央来 电指示,西安事变要和平解决。1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给胡服(刘少奇)的电报说:“西安事变后,南京在亲日派影响之下,已下令讨伐张学 良。陕、甘、宁、绥、豫的中央军,已开始调动,向张、杨进攻:即已开绥远前线的汤 恩伯部,亦将开始撤回陕北,以扩大内战。日本方面更公开宣传张之赤化,以扩大灭亡中国的防共战线。我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 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 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名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在各地可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议、全国救国会议促进会之类的团体,以扩大运动。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但对于亲日派降日卖国,进行内战,镇压民运的罪恶行为应坚决反对之。必须多方面地活动驻华北名人及各实力派,特别是阎、傅等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主张。此电速转上海。”①
    对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林枫收集了各方面的反应,又向刘少奇汇报: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同意的,有的人不相信,有些教授和党员都有不满的情绪。刘少奇听了,不以为然。他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各方面的人士,不了解我们党中央的意图,国共对立这么多年,内战也十年了。国民党杀了我们那么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毁掉我们的苏区,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激起了大家对蒋介石的深仇大恨,要求杀蒋是很自然的。张学良实行兵谏,是要逼迫蒋介石抗日,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何应钦,倒是想借此把蒋介石置于死地。现在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我们要争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要有条件  ’地释放蒋介石,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党和全国人民有  ’利。刘少奇还说,要懂得党中央的策 略性。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对党外人士的要求和对共产党人的要求一样。共产党人是要无私,无私才能彻底理解马列主义,才能正确应用它。群众左了,需要我们正确引导;领导左了,损失就大了。所以,群众左,你做领导的不要左。按照这些意见,林枫和平津的同志说服各方人士,使他们理解了党的方针,拥护党的主张,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本文来源:《林枫传略》穆欣著    本站编辑:姚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