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传略--第三章风雷激荡的年代（三）

发布日期：2016-08-24 11:26 来源：《林枫传略》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职业革命家”

1936年3月，中共河北省委调林枫前去天津，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职务。3月底，党组织调郭明秋来，和林枫以假夫妻关系组织机关，掩护林枫工作。

郭明秋原是北平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1935 年 4、5月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年11月，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时，她代表女一中学生会当选为学联主席。她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也是反动当局追捕的人物。在北平她因学联的工作关系，曾经见过林枫，留有良好的印象，看到他能严肃地掌握地下斗争的原则，很爱护同志，佩服他的领导才能。3月下旬，党组织要她转移到天津。他们在共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人遂于这年夏天在天津结婚，成为革命夫妻。郭明秋以后回忆在天津的战斗经历时，从她和林枫在天津再次见面开始，记述了他们这一段充满情趣的生活：

“他住在英租界松寿里一号楼下。房间内陈设很简单：一个小书桌，一张小方桌，两把椅子和一张双人床，布置得朴素大方。墨绿色的窗帘，好像把我们同外边的黑暗世界划分开来。这就是当时天津市委书记的寝室、办公室兼会客室。房檐下放着一个二号煤球炉子，他每天自己买菜、烧饭。

“那时候，没有家眷的单身汉在天津租房子很难，林枫同志虽然在老同学帮助下，打了两个铺保租下这间房子，可是房东见没有家眷来，总是不相信，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应付房东，他已说过家眷很快就来。在这种危险的境况下。为了避免发生意外，经组织同意，我留在他身边工作，名义上是他的妻子。

“果然不出几天，英国的巡警就来查户口，我照着林枫同志教我的话，回答就：‘我们是江苏沛县人，丈夫是上海 X X 晚报驻天津记者。’

“我装成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总算把这次检查应付过去了。不久，我们搬到长兴里十号楼上。查户口的又是那个巡警，恰好林枫同志又不在家，我尽力保持镇静，重复以前的答话，遇到新的提问，就随机应变搪塞过去。我一个人，终于对付了这个场面。

“我和房东处得比较好，时间久了，就交成了朋友，再遇上查户口，她也替我们说好话。

“林枫同志每次拿回来的秘密文件，都是精薄的纸张，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保存起来非常方便。如果需要多保存几天，就用包香烟的锡纸把它卷起来，藏在厕所的板墙或屋棚的缝里。

“当时，我还不满20岁，林枫同志经常外出，留下我一个人看家，虽说闲不着，但也感到苦闷。说实在的，我真过不惯这样的‘家庭妇女’生活，从事这种秘密工作，和自己的亲属、朋友、同学都得断绝来往。既不能去看电影，也不能随便到外边散步。就是林枫同志在家，他已是30岁的人了，除了工作就是看书看报。当我烦闷难耐的时候，就向他提出意见，要求调换工作。有一次，我把他闹烦了，他就严肃而又和蔼地和我‘谈判’，说服我安心工作。他说：你不是愿意做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家吗？！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终生也做不完的事业。我们在世的时候，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马克思创建共产主义理论，可是没有来得及实现。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成功了，但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还要努力。我热爱这伟大的事业，对我来说，事业第一。除了它，就是你了。请你作我的Protector（保护者），现在，你不也是列宁所说的那种职业革命家吗？”

林枫这一席话，“既有深刻的革命理想，又含着真挚的感情”，打中了郭明秋的心灵。可是她还继续流露一些不安情绪。林枫就又“略带笑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共产党员，要有约束自已的非凡能力，只有约束住个人的东西，服从革命的需要，服从了党的利益，服从了党的纪律，党的事业才能成功。”说到这里，林枫放慢了声调，又意味深长地说：“至于个人的一切，应该融在其中。”

郭明秋在文章中继续写道：我吃惊地听着从来没有听过的话，感到心胸开阔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他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又慢慢地说：

“我现在能做到这样，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学生时候起逐渐磨炼出来的。我在1927年入党，入党前就经过了各种思想斗争，所以，我走共产主义这条路，是有思想基础的。”

“我觉得自己太肤浅了，没有理解林枫需要我的真意，懊悔自己不应该要求调动工作。以后，我常常听到他对一些干部说，认识 ’问题要深刻，要入骨三分。工作要流汗，才有成效。时间过得越久，我对他了解越深刻，认识到他对党忠诚，为人正派，看问题深刻，有远见卓识，又有丰富的感情。

“严酷的地下斗争生活，使我们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感情，终于在1936年的夏天，我俩成了正式的夫妻。当时，严守秘密工作规定，连结婚照也不敢拍。有一次，一位同志用照相机在天津北宁公园为我照了一张半身相，洗印出来还不错，老林爱不释手地在背面写上‘何许人’三个字，并寄给他学生时代的朋友鲍永瑞等同志，让他们猜猜我是谁。后来，‘何许人’曾经一度成了我的代名词。

“林枫同志对待革命事业、对待生活，都很认真，又很有感情。他认为有的同志虽然很好，但却像同路人，不一定能成为终生的伴侣。他常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所以到了30岁才成家。他决定和我一起生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一二九运动时，他看我在学联工作积极，觉得我能协助他工作。他认为人和人之间相处，要相得益彰才有意义。并认为：一个革命者需要英勇和积极，而积极是最基本的东西，是成功的根源，一切好的事情，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①

这年5月，林枫调任刘少奇的秘书。刘少奇是中共中央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派到天津的驻北方代表。刘少奇大力肃清党内“左”倾错误影响，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包括争取在华北的国民党29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一步推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

郭明秋曾经记述在天津初次见到刘少奇的情景。她说，当时她同林枫正住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地区的长兴里，她的公开职业是天津女青年会劳工部所属的女工夜校教师。有一天，她在傍晚时分回到家里，“一进门，看见林枫同志背对着我，站在写字台边，和一位陌生人谈话。这个人，身体较瘦，穿着深海蓝色的绸大褂，面容刚毅，双目炯炯有神，显得很精明强干。他站在林枫同志对面的桌子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林枫同志介绍自己的历史。由于我的到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林枫同志向他介绍说：‘这就是小郭。’他问‘在做什么工作？’林枫同志回答：‘在女工夜校教书。’他略为沉思之后，只说一句：‘不行，秘密工作应同公开工作严格分开。’然后就告辞了。他走后，老林拉着我坐在床边，悄悄对我说：‘可要好好保护这个人，他是党中央派驻北方的代表，以后管他叫老戴好了。’接着，老林又告诉我，省委已调他给中央派来的这位代表当秘书了。……林枫同志对上级的意图，一向都是坚决执行的。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服从决定，不去夜校了。我们原来所住的长兴里，来往的人较为频繁，不适于做秘密工作。现在老戴来了，必须另找房子。仲夏时候，我们搬到英租界的福荫里一号。房东原是广东籍商人的妻子，现在守寡，客居天津。这房子条件较为一般，出了房门，有三条小道可通大街，地区较为僻静，适于隐蔽，又便于进退。老戴同志每隔一个星期，来这里和林枫同志接头；老林也每隔一星期到老戴那里，汇报一次工作。这样，他们每星期老能见一次面。老戴同志每次来，老林总是嘱咐我去放哨、买烟或到屋外去做些事情。我必须应酬房东和里弄看房子的人，免去他们的怀疑，使老戴和老林能安心研究问题。这一期间，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也逐渐适应了。……”①

刘少奇是在1936年3月底，化名胡服来到天津的。当时，日本侵略者早已越过山海关，威胁平津。随着氏肤旭仇削删诛，华北人民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标志着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开始。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得到广泛的响应，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一场伟大斗争的历史任务。可是，华北地区的党组织，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损失严重，干部十分缺乏。刘少奇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夕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是很少保存下来的，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而有些保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号召和组织党员、群众，采取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所不允许的斗争方式，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冒险进攻。这样就使我们党好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不必要地消耗掉了，并且严重地脱离了群众。

刘少奇看到这种情况，并鉴于历史教训，认为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党的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工作引上正确路线。他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主要障碍。很明白，不坚决肃清党内的这种错误路线，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执行，就是不可能的。”刘少奇以极大的努力，在华北地区党内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他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提出华北地区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动员全党，组织群众，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

刘少奇提出的这个正确方针，曾经遭到一些同志的反对。林枫和在北方局工作的彭真、徐冰，在北平市委工作的李葆华、黄敬，则表示坚决支持。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刘少奇在北方局的《火线报》上发表了关于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文章。指出在白区党中，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严重存在着，“成了党的主要危险。”这：个时期，刘少奇还用陶尚行、莫文华、胡服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大多数党员、干部和进步群众，经过“左”倾错误路线不断失败的教训，看到刘少奇的文章，对党的正确主张，普遍表示拥护。这些文章的迅速传播，使党的号召在华北地区更加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刘少奇领导北方局采取了隐蔽精干的方针，将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既严格分开，又正确地结合起来，加强了北平、天津党的组织和工作；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以及华中、华南若干党的组织，并派出一些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工作，从而使白区工作有了恢复和新的发展。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的胡乔木回忆：一二九以后，北平学生和上海学生之间来往很多。上海派人到北平，北平派人到上海，“主要是通过林枫，他在1932年和我在北平相识。”北平最早派到上海去找胡乔木联系的是韦毓梅等三人；第二批从北平派到上海的是董毓华、刘江陵和陆璀等。“刘江陵当时已是党员，他的任务是筹备成立全国学联。他们有林枫亲自写的介绍信。”第三批是黄敬，“他的任务是组织全国救国联合会，也是林枫介绍来的。”黄敬到上海后，在江苏省委王翰和胡乔木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黄敬、胡乔木、吴砚农、刘江陵、张惠民五人组成的小组，由黄敬任组长，负责筹建全国学联及全国救国会的工作。1936年5月，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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