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传略--第三章风雷激荡的年代（二）

发布日期：2016-08-24 11:22 来源：《林枫传略》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引向与工农相结合的路

1935年12月下旬，天津学联派代表到北平来，慰问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示威游行被捕和受伤的同学。12月27日，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逸仙堂召开了有天津学联代表团参加的慰劳大会，并招待中外记者。大会决议反对社会局提前放寒假的命令，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办凶手、赔偿医药费及保证学生有从事爱国运动之自由。这次会后，经北平、天津两．个学联的代表共同协商，正式成立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随即共同制定了纲领，起草了对时局宣言，还制定了宣传大纲。同时决定组织扩大宣传团，深入民间，唤起民众，一致抗日救国；发起组织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首先组织华北学生救国联合会。经过了几天寝食俱废的筹备，他们对组织平津学联大宣传团的行动做好准备，对宣传团的组织，行程都做出具体安排。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由董毓华、宁黎、姜文彬（江明）为总指挥，彭涛为党团书记。下分四个团，活动方式“完全军事化”。

1936年元旦刚过，一、二团即于3日出发，沿着铁道东侧前进；第三团4日出发，沿着铁道西侧南下；第四团则从天津直奔固安县城。1月8日，四个团均照原定计划到达固安。9日上午，四个团在一起召开了大会。在党组织领导下，讨论了行动纲领。党组织还把有关开展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发给一些同学传阅。宣传团召开了群众大会，并且分别深入到农民家里宣传访问。他们在固安城外住了4天，重整队伍，随即分三路出发，继续前进，约定集中于保定。冀察政委会认为学生此举“有碍邦交”，不仅下令各县对南下学生随时镇压，还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他们前堵后截。1月13日，第二团到辛立庄时，便被便衣特务包围。学生们化整为零，深夜突围，只有34人被抓捕、押解返校，其余都兼程奔往雄县赶上第一团。他们采用了声东击西、诱敌避实的战术，突破了军警的警戒线，奋勇进发。第一团、第二团到达保定后，因障碍重重，无法继续前进，终于被逼返平。第三团于14日一到高碑店，就被2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抢走了他们的臂章，撕碎了团旗。全团学生当夜被赶到火车站，经过他们用桌椅作武器与军警格斗后，终被十个、五个一批地关押。15日早晨被押解回北平。当天中午到达西便门时，车站上早有100多名武装警察站着，下车后即被警察押解回校，还要各校学生会写一个“收条”交给警察回去“交差”。就是这样，第三团的全体同学，两天中有“36小时没睡觉！36小时没吃饭！喊了36小时口号”！有12名同学回到中法大学，学生会就写了这样一个“收条”交给警察：

今收到

爱国犯12名，在军警严密保护之下，已从高碑店安然抵校。

此致

公安局（西郊区署）

中法大学学生会

宣传团的学生虽然前后在农村只十多天，但是这次“扩大宣传，深入民间”的行动，却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些青年学生在与农民的接触中，看到劳动人民的痛苦，地主阶级反动势力的残暴，思想上有了进一步的觉醒，开始认识反封建和反帝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一个参加第三团的同学写信给上海《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谈到这次南下宣传思想收获：“12天的农村生活，精神上的热火压灭了一切冻和饿的进攻，我们得到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增加了不少的知识。这知识是我们在教室里在书本上所永远找不到的。回来的人都说：‘我们12天的收获，比读一年的书强得多。”劳苦的农民们太可爱了！’他们的诚实，质朴，他们生活的痛苦，打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他们并不是屈服的，他们所缺乏的是团结，他们所忽略的是他们本身的力量！”①另一个参加第三团的同学写信说：“下面再要提到一点十天所得的体验：第一是经济生活的凋敝。从宣传中知道，农民们恨捐税比恨日本来得厉害。如果我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推翻目前的榨取制度，那还不是彻底的办法。第二是抗日情绪的热烈。我们的宣传当然不只注重政治的口号，我们知道在抗日的斗士中，农民为了自己的生存，一定是一支有力的军队。农民个个是不投降的，个个是要争生存的。第三是知识程度的低落。这当然并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农民连都没有得吃，还求什么知识？在这里，有的农民还以为是在‘大国’。因此我们深知在进行斗争中，提高农民知识程度也是必要的。这次运动惟一的缺点，就是没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希望将来着重在这一点。”②

从这次南下宣传取得的效果看，林枫和北平市委领导平津学联做出的这项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它把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引向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1936年1月下旬，宣传团全部返回北平后，林枫与姚依林、黄敬一起，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姚依林的住处举行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宣传团同学的意愿，决定将南下归来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姚依林对此事曾经记述说：“南下扩大宣传团回校前，大家研究如何组织起来，觉得原来的民族武装自卫会不行，圈子太小，也太红了，于是酝酿搞民先队。林枫、黄敬和我三人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我的住处一起讨论成立清华民先队组织。当讨论推谁当民先队队长时，林枫指定黄敬当民先队的党团书记；黄敬推荐李昌当民先队长。”①

随后，彭涛、黄敬、姚依林、孙敬文等又在西山召开会议，决定将宣传团第三团回平后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与第一、二团在保定时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

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民族解放先锋队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规约》，宣布北平市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正式成立，有队员 300人左右，总队长为敖白枫。② 16日发表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宣言》写道：“处在国防第一线的平津学生，发动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英勇的示威斗争，不到一个星期，便掀起了全国各地抗日的情绪，在这两次血的经验与教训里，我们一致认为，抗日救亡的伟大任务，绝不是单独的学生所能胜任的，因此平津学联会发起丁徒步南下扩大宣传团，使民众知道当前的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和救亡的策略。这样才能使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大众，充分地觉悟到只有自动武装起来，共同抗日，才是活路……”“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收获，引起了卖国贼汉奸们的红眼，他们用最残酷的万法来破坏我们的伟大的救亡运动，然而我们明白，救亡的工作是繁难的，我们也只有在反汉奸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前提下作长期的抗争，才能争取到中华民族的解放。所以在我们的第一团和第二团在保定结束时，大家便议决了要保全并扩大；这个组织，改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经过全部南下宣传同学们同意，回平后；，我们便着手组织起来了。”民先队还在《宣言》中宣。布了“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和“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①等八项斗争纲领，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民先队成立后迅速发展壮大，推动北平学生运动进入新的阶段。1936年11月14日，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写道：“北平民族先锋队，已发展到四五千人，很活跃。开始有人看民先也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最近确定他（是）在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我们不能与各派在民先中来平分领导权。但加入民先不一定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宗教的人也可加入。他应成为参加民族运动与一切进步的政治的运动，争取青年本身利益及教育与学习，此组织准备发展到各地，筹备华北的先锋队。”

此后，民先队这个党所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继承了白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革命传统，成为抗战前后党在青年运动中的骨干力量。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经指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②民先队从1936年 2月1日成立起，到1938年 11月停止发展之日止，共历时两年九个月。它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不愧是抗战前后民族解放斗争中一支青年先锋队。民先队员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上和广大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因而使自己对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且为青年运动提供了一个范例。刘少奇说：“一二九运动中的革命学生所走过的这种道路，是一个模范。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农民结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机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①

1936年1月底，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决定，学联党团由五个人负责：书记是姚依林，成员有黄敬、孙敬文、王其梅、郭明秋。这时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各大中学临近开学。林枫从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适时地提出学生不应当无限期地罢课，而应有条件地复，学生运动的骨干也要回校学习，参加考试。长期罢课是不对的，反动派正想分散学生的力量，如果继续罢课，学生不上课，天又冷，一些学生就会卷起行李回家，就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当。事实上，当时长期罢课已经成为一个脱离师生群众的重大问题。广大师生并不反对在必要时采取罢课与示威这种激烈斗争形式，但他们希望在一般情况下，最好做到读书与救亡两不误，而且把读书看得更重，不赞成长期罢课。（清华大学在开学后，学校决定进行上学期期末考试的补考。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就林枫：我的学籍还要不要，是不是回去参加考试？林枫回答说：你还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个学籍也好。）北平学联根据林枫的意见，开会决定复课，并于2月7日发表了《为本市各大中小学生复课宣言》。各校学生迅速回校复课，结束了无限期罢课的局面，反映了广大同学的意愿，获得社会的同情。

就在这个时候，反动当局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与迫害。2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该办法的第二条是专门针对学生运动的，规定“军警遇有妨害秩序煽惑民众之集会游行，应立予解散，并得逮捕首谋者及抗拒解散之人。”2月21日，南京行政院下令教育部查禁平津学联，说什么“学联会确有共产党从中煽惑，若不取缔，势将燎原。”北平当局遂即据此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

根据形势的变化，林枫向中共河北省委提出建议：将在一二九运动中已经引起反动当局注意的学运骨干转移到天津等地工作，以免遭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河北省委接受了林枫的建议，为保存干部和充实天津市及华北五省的抗日工作力量，从北平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天津等地。

一二九学生运动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先安内，后攘外”的投降卖国政策，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团结对外，建立广泛的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武装保卫中华，它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毛泽东于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曾以《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为题发表讲演，指出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万里长征的胜利，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①

刘少奇在评论一二九运动时说：“一二九是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来潮，由此到 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救亡运动才达到高潮，并一直继续到现在。”“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他在谈到它的历史经验时说：“单纯的学生革命运动，是不能获得胜利的，而且也不可能在反动统治之下长期坚持。革命的青年学生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②

林枫这次提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期间，面对一二九运动中出现的极度紧张复杂的斗争形势，他和党内同志，党外进步教授、学生团结一致，全神贯注地领导着这场同国家命运相联系的斗争。他的诚恳谦虚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深得党内外同志的尊敬，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深入领导北平学生运动中，认识了许多智勇兼备的学运领导骨干，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与吋在林枫直接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的，姚依林（姚克广）回忆说：

从1935年12月中旬起，到1 936年3月中下旬，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的联系是密切的，每星期至少见一次面，有时见两次面。我把工作中了解的情况和遇见的问题详细地向他汇报，每一次他都充分地听取我的反映，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将他的意见提出来同我讨论，取得一致。在这几个月的接触中，我对林枫同志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林枫同志在政治态度上，对一二九运动是积极支持的。当时，在市委党內，对一二九运动的问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多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有少数同志对一二九运动中的一部分口号和做法，从“左”的观点出发，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有些同志则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林枫同志作为北平市委书记，对一二九运动积极支持，对运动的继续深入和向全国范围扩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林枫同志对一二九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处理，是实事求是的。林枫同志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工作的期间，一二九运动遇到过许多重大问题。其中有：国民党政府针对学生罢课而宣布放寒假；国民党发起北平学生赴南京向蒋介石献剑致敬运动；平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与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平津学联会；平津学生的南下宣传活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1936 年 2月宣布复课后，国民党对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包围，逮捕进步同学，等等。在这些事件中，每一件都包括着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任何一着棋得不好，都可能导致全局的损失。当时，北平的学生运动，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发动了群众，灵活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打击孤立了敌人，壮大了自己，继续前进。我认为，这同林枫同志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林枫同志是一个沉着、冷静、说话不多，很少“放言高论”，虚心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他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林枫同志的作风是民主的，对青年干部是爱护的。当时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他是已经有十来年革命历史的老干部，我是才入党不久的青年。但是他认真听取意见，平心静气地讨论，耐心地说服教-，从来不勉强别人接受他的意见，他的这种民主作风赢得了我对他由衷的信任和尊敬。特别是在1936牟3月初，我因反动当局的追捕而隐蔽起来暂停工作以后，他儿乎每个星期都到我隐蔽的地方来看我，同我谈形势、谈工作、谈思想，每次几乎都谈一两个小时，直到他调离北平。这不仅使我受到了深刻的党的教育，而且使我与林枫同志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同志情谊。

本文来源：《林枫传略》穆欣著本站编辑：姚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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