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传略--第三章风雷激荡的年代（一）

发布日期：2016-08-23 11:28 来源：《林枫传略》作者：穆欣

作者穆欣

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很快把魔爪从东北三省伸向热河、察哈尔和关内来了。1935年这一年，接连发生了日本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辱国丧权的一连串事件，造成“华北事变”。6月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与日方秘密谈判。7月6日，何应钦正式写信给騷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接受了6月9日梅津《致何应备忘录》九项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这就是所谓《何梅协定》。6月27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日寇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完全控制了华北。《何梅协定》中竟有一条规定中国方面“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随后，日寇策动汉奸炮制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脱离中国。10月，日寇又在河北省的香河唆使汉奸暴动，占领县城。1 1月，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县城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正当国民党政府的“剿共”政策和法西斯统治带来了民族的深重危机，全国人民一致忧虑着祖国安危的时候，这年 10月，从祖国西北传来令人兴奋鼓舞的消息：自1934年10月为了北上抗日开始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越过万水千山，历尽千难万险，已经胜利到达陕北。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使全国人民对于革命前途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前途有了确切的希望。在这年的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2月17日开始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都明确地指出了在新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这个时期，面对亡国灭种惨祸威胁的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无不忧心如焚，愤怒填膺。富有革命传统的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于1935年11月18日，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当时正在北平市第一女子中学读书的郭明秋，当选为学联执行主席，姚克广（姚依林）为学联秘书；彭涛任中共党团书记。传说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12月9日成立，学联就定在这一天举行示威游行。

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由北平学联主持，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这一天，北平爱国学生像醒狮一样怒吼起来，把九一八事变以来郁积在心头的仇恨和愤懑发泄出来。高举抗日旗帜示威游行的学生，先往新华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愿，向国民党派来北平负责“解决华北纠纷”的何应钦提出六项要求：（一）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二）公开宣布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领土的完整；（五）停止一切内战；（六）要求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何应钦拒绝同学生见面，遂发展为示威游行，由中南海南门转到西四、护国寺大街、北海后门、沙滩，到达王府井大街南口时，竟遭反动军警用木棒、皮带和水龙头的冲击，和埋伏在东单三条胡同西口北警所的便衣侦缉队的拦腰突然袭击。游行队伍无所畏惧，不怕镇压，同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就这样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冲破了十年内战的黑暗局面，响亮地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吼声。

规模空前的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犹如一阵震天的闪电雷鸣，照亮了漫漫夜空，冲破了国民党政府与日寇勾结的长期恐怖统治。林枫在宣化听到一二九爱国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他以特有的政治敏感，看到这次学生爱国运动的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立即赶回北平。林枫与党接上关系后，中共河北省委决定重建北平市委，派他继续担任市委书记。林枫这时化名罗衡，迅速组成市委的领导班子，集中主要精力于北平学生运动，有力地加强了对一二九运动深人发展的领导。林枫到职以后，就同北平学联领导核心成员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直接联系。

10日上午，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等在中国大学女生宿舍开会。彭涛考虑到郭明秋公开活动已久，又是学联执行主席，回女一中怕出危险。黄敬说，运动来了，大家都知道学联在女一中，来找学联的人一定很多，郭明秋应该回去。大家采纳了黄敬的意见。郭明秋一回到女一中，就被许多学校的同学围住了。大家说，昨天那么大的事，我们不知道，没有参加，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们要求学联再来一次。同时还有很多未能参加一二九示威的学生自动集会，要求更大规模的第二次行动。郭明秋把这些同学的意见和有关情况向彭涛、、黄敬说了，党组织研究认为，罢课游行，激励广大爱国学生的斗，志，群众斗争的高潮正在来临，应当领导群众进一步开展斗争。于是，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董毓华、孙敬文等接连开会，讨论和决定有关下次游行的各种问题。

12月14日报载：“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12月16日成立。北平学联决定在16日举行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委会的成立。林枫参与了学联核心成员彭涛、黄敬、姚依林等对此事的研究和布置。

16日上午11时许，参加游行的各路队伍，经过与军警的激烈搏斗，冲破层层封锁，到达预定的集合地点天桥，召开了有两万多名学生、市民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与会群众由南向北，沿正阳门大街举行示威游行。游行刚一开始，就遭到反动警察和大刀队、侦缉队砍杀，游行队伍勇敢地冲击拼搏，有不少学生受伤。这次示威震撼全城，家喻户晓。在群众斗争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推迟冀察政委会的成立①，游行取得了初步胜利。

当时担任北平学联执行主席的郭明秋，事后曾经著文纪述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经过。她在文章结尾写道：“一二一六晚上，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即彭涛同志的家，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李润娥（高惠如和我的宣化同学，当时住师大附中）。黄敬到会很晚。他穿了一件灰人字呢的大衣，裤腿溅的都是血，而且他也险些挨了刀。在这次会上，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他同市委交换的意见。黄敬同志说，这一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峰了。流了血了，群众认识了当局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下一步再有行动就应该是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转向深入，要精心读书，学习革命理论。他还提出：一二一六出动了两万来人，这样的广泛群众运动，以后光由学联来领导，能不能持久？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提出了这样的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几个人想了好久，不能解答。黄敬说：‘交给群众去讨论好了！’……”①——这个问题是林枫在北平市委提出的，他认为北平学联拥有两万多学生，不组-个核心力量，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以后，他和市委领导学联组织北平学生抗日救国南下扩大宣传团时，就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作为学联的核心组织。这是后话。

一二九运动及其推动下的一二一六大示威，对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起了先锋作用。北平学生振臂一呼，全国人民立即响。杭州、广州、上海、武汉、天津、开封及其他城市的大中学生，都先后发动抗日救国的罢课或请愿示威运动。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之后四天，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向北平和全国各地爱国学生表示敬意，并号召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到工人、农民、军队中去。全国进步舆论无不热情地欢呼北平兴起的爱国运动，我国著名记者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以众多的篇幅及时连续反映这一运动，每期主要内容都是报道和响应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文章。邹韬奋听到一二九的消息，就以无法抑制的喜悦欢呼，“我们觉得这个运动的最大的意义是：久在高度压迫下的郁积苦闷悲痛愤怒的全国大众对于民族解放的斗争情绪，好像久被抑制的火山，在这里进裂喷放怒号一下。换句话说，这绝不是仅仅北平一个地方，仅仅北平数千的热血青年对于国事的态度。这个运动实在是足以代表全国大众对于救亡的坚决的意志，实在是全国大众对于救亡的坚决的意志之一种强有力的表现。”②

一二九运动冲破国民党政府勾结日本侵略者长期实施的恐怖统治，很快得到全国爱国人民的响应。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阻拦，虽然还未能及时传播到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但是在它逐渐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而广泛地传播开来的时候，就成为一切爱国人士共同的主张，标志着革命重新走向高潮。

一二九运动的深刻意义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和嫉恨。他们制造反动舆论，极力造谣诬蔑学生爱国运动。蒋介石在北方文化新闻界的两员大将，北平《独立评论》主笔胡适和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都赤膊上阵，极力想把北平爱国学生点燃的已成燎原之势的救亡烈火扑灭。

胡适在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文章，题为《向学生运动进一言》，责备学生不该关心国事，坚决反对学生罢课。诬蔑“鼓动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是纯洁的青年运动的罪人”，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胡适又在《独立评论》第183期发表《再论学生运动》一文，还写了《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他不顾当时客观环境的恶劣，敌人飞机大炮威胁的现实，一味硬劝学生“复课”。他还假冒“全国舆论”，说“对于他们罢课是绝对不表同情的”，’，诱骗学生“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他颠倒是非，反诬学生罢课，替那班刽子手开脱，说什么，“若长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其国家将来之干城了！”张季鸾在其撰写的一篇题作《再论学生运动》的评论中，惊呼“最近学生问题颇有可虑之情形，凡关心教育者莫不认为有危机之潜伏”。他还借清华大学学生罢考的由头，训斥学生：“清华为最高学府，考试乃学生本分。救国运动，须以不碍学业为限。否则将失同情，且势不可久。吾人切盼清华学生为全国示范。”①《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以及其他御用报刊发表的反对学生爱国运动的谬论，理所当然地立即遭到了爱国学生的斥责。当时支持一二九运动最力的《大众生活》周刊，连续发表过十几篇文章驳斥胡适辈的反动谬论。

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当局继续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一六游行示威以后，全市学生继续总罢课。反动派感到无法镇压下去，一面采取历来破坏学生运动的惯技，宣布提前放寒假，限学生12月23日前一律离校；一面又由北平师范大学教务长、反动教授杨立奎出面找学联谈判，妄想使用从内部收买的办法，把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转变成为当局的御用工具。学联领导核心组开会研究时，认为杨立奎“来者不善”，没安好心，但可直接同他见面，一来可以摸摸对方的底，二来可以借此揭穿南京国民党的卑鄙阴谋，促使爱国学生提高政治警惕性。会议决定由彭涛、黄、姚依林三人代表学联出席谈判，由黄敬代表发言。在西长安街一家大饭庄内与对方见面后，杨立奎声称南京政府“关怀”“同情”北平学生运动，但希望学生运动能够听从政府当局的领导与指挥。学联如能够听从指挥，政府可以在经济上予以援助。他还吹嘘蒋介石“有决心抗日”，“在黄河南岸筑有地下长城，准备抗日”。黄敬弋表学联，首先揭穿了南京政府宣扬的“黄河抗日工事”之类的谎言，同时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和要求，提出了人民应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要求。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南京政府空口喊抗日不行，学联要看实际行动；学生爱国运动是自觉自愿的行动，不需要任何方面的金钱“援助”。杨立奎这时揭掉伪善的面纱，凶相毕露地说：不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都是共产党；又说学联不接受南京政府“援助”和“指挥”就是赤化。这次谈判针锋相对，各不让步，结果不欢而散，不久，南京政政府就命令解散北平学联，宣布北平学联为“非法”组织，秘密逮捕学生领袖。杨立奎又唆使一‘些右派学生冒名成立了“新学联”，同爱国学生民主成立的学联相对抗，百般分化和破坏学生爱国运动。同时，南京政府又生一计，利用提前放寒假的机会，收买一部分右翼分子，组织“南下聆训团”，引诱学生前去南京“岭”听蒋介石的“训”导，借以进一步分化北平学生的爱国统一—战线。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阴谋，北平学联党团核心成员于12月下旬开会讨论对策，参加人员有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董毓华、孙敬文等。他们分析当时形势：国民党反动当局步步进逼，学校又提前放寒假，大部分同学可能都要回家过年，剩下少数进步分子，容易暴露和遭到抓捕。黄敬在会上提出了他事先与林枫、彭涛等商定的意见：不参加“南京聆训”，而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国民党号召学生到南京去“聆训”，每人发30 到 40 块现洋收买，杨立奎就是在积极活动用钱收买人到南京去。许多进步学生都不予理睬，读书救国的中间派学生对国民党能不能抗战也发生怀疑了。我们怎么办，是向学生灌输对国民党的幻想，引到南京去“聆训”呢？还是拿出自己的独立主张来呢？所以我们决定不去“聆训”，而到农村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过两天在燕京大学开一个学生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是到南京去“聆训”，还是南下宣传？黄敬还说，这个号召应由学联发出，当此数九寒天，凡响应这个号召的，一定是我们的积极分子，就是学联得以依靠的骨干，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南下宣传，既宣传抗日，“唤起民众”，又能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还使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受到锻炼和提高。同时决定主力南下农村扩大宣传，预备队留守北平，巩固原有阵地；另外再派代表到天津、上海、武汉各地活动，组织全国学联。会议最后确定在燕京大学召开一次北平各校学生代表会，通过大家讨论，来贯彻实现党的这个重要决定。黄敬要郭明秋到燕京大学去作执行主席，“必须保证党的这个意见一定要通过。”

几天过后，各校学生代表会在燕京大学体育馆召开。主持会议的郭明秋记述这天开会的情形说：“这天我到了燕大体育馆，其时人还不多，天黑时到了80多人，清华、东大、北大、燕京、女一中，汇文（21中）、镜湖、艺文（28中）等校代表都去了。大家就坐在体育馆开会讨论起来。一表决，赞成去南京‘聆训’者居多数，这是我原来未估计到的。正着急问，坐在我右手的燕大代表张兆麟说：‘小郭，反表决！反表决！’我就冷静了一下，说：‘讨论停止，休息一刻钟，再付表决。’然后就有人嚷嚷：‘不对，不对，有的学校来了两三个人啦，不能这样表决。’在休息时，我见到彭涛、黄敬、孙敬文等在代表中很活跃。休息两小时后，又开会，刘江陵是黄敬联系的代表，站起来发表演说，从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一直讲到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历史，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的演讲，效果很好。讲毕付诸表决，我说：‘一个学校只能有一票表决权。’这一下，赞成南下宣传的纷纷举手，占了多数。通过了党原来的决。这时，天已拂晓，事后有一位同志告诉我，法商学院的反动代表某某骂我：‘郭明秋坏透了，被共产党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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